| 二、各地贯彻执行和情况 一九七○年二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听了县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否可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 贯彻中央三个文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宣传、大揭发、大批判，特别是县直机关，一定要搞彻底，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搞透。人员要适当集中，彻底揭。揭出的案件，属于敌我矛盾的要认真批斗，老的分子有新的罪恶要批斗，新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更有教育意义。不管你是那一派，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罪就算什么罪。要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敌人批倒批臭。证据要确凿、要准、要稳、要狠。经济问题一样。“一打三反”运动，要搞彻底，你们县的运动和整党，地革委要把关。这里派性严重，阶级敌人插手，混水摸鱼。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落实。这个仗一定要打好，要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出现四个情况。（一）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是好的。（二）由于世界观改造的不好，犯了这样那样做错误，要教育。（三）有的中了糖衣炮弹，腐化了，严重的违法乱纪，但够不上敌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些人要在适当的场合进行揭露和批判。犯有一般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教育，不要脱离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单独处理，但他们包庇了阶级敌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四）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揪出来就是了。他们根本不是群众的代表，要把他的造反的假面具摘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把混进的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区别开来，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很好的揭发批判。你们县革委给一个群众代表的父亲、关押释放犯送棺材，把县革委的名誉丢光了。还有什么威信？社直力量来不及，可以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分期分批搞，一次搞他三分之一也可以嘛。 一九七○年七月十六日，刘建勋关于整党建党的讲话 正当我省整党，建党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中央“三个文件”，来了个“一打三反”运动，大家可高兴了，这个运动真是好得很。我们紧密结合“一打三反”进行整党建党，使整党建党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 在当前，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抓好整党建党，抓好“一打三反”。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盖子和它在党内的反映，要搞好斗私批修。抓住这个问题，就是抓住了纲。大家经过文化大革命，觉悟都提高了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千万不要忘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千万不要忘记高举毛泽东思想像大红旗。“纪要”中写的三件事，头两件都是讲的要抓阶级斗争，要把整党建党和现实阶级斗争相结合，和“一打三反”运动相结合。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查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 当前，在我们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全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子。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刘建勋同志讲话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是一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格处理。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一九七0年，上海市革委会把六七、六八年间几个反张春桥的大学红卫兵头头的案子重新翻出，定为“反革命集团”。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声称“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徐景贤亲自审查该集团的《罪行材料》，亲自写按语，印了二十万册。市委布署各高等院校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的学生。这个案子有近千人受到牵连，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２３９页；《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五卷第３２８页。） 一九七O年春无锡又开展了一阵在十年浩劫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无锡市为“全面领导运动”成立了一个“运动办公室”。这个“运动办”下又按各类职司分设了“一办”“二办”“三办”……。其中“二办”负责处理清查最核心的“暗藏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和“要案中的要案”，是由当时任无锡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无锡军分区政委的原xx军政治部宣传处长王晏和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张文治等直接掌握。这个“运动办”成了无锡市民头顶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而“二办”又成了“剑上之剑”。据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专案调查组对已停职审查的王晏和张文治等进行调查时，才发现，这个“运动办”尤其是“二办”的建立，竟然没有经过市委常委会的讨论通过。是王晏等人用非组织手段搞的“黑办”。可是这个“黑办”竟然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又是抓人，又是发文件，又是召开大会小会布置运动或听取汇报。“二办”成了无锡最大的阎罗殿。其下各区、局和基层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小组）”一律改称“运动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群众专政队”也改称“运动小分队”。当然其成员也从新调整充实。经过一番厉兵秣马，又搜罗整理了一整套“无锡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后，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就在无锡市揭开大幕了。 于是在无锡市，一张比“红色台风”覆盖面更大的网张开了。首先是动员各单位根据运动的精神来个“大揭大批”。在各级“运动办”、“运动领导小组”的布置下，用大字报或检举揭发的“群众揭批”形式，把矛头重点对准他们心目中的打击对象。在这基础上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学习班”。这各种“学习班”的打击对象也是五花八门的。例如在一次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王晏就义正辞严的痛斥过“……有个做散工倒马桶外加捡垃圾的老太婆，靠着拾来的砖头居然把茅草棚翻建成了砖瓦房……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运动的主要对象当然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在这期间，几乎是“公判大会三六九，暴死自杀天天有” 。公判大会主要是刑事罪和孤立的现行反革命罪，一律从严再从严，以至留下不少冤假错案。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有些那时造成的冤假错案还是司法部门难以善后的头痛事。笔者最近见到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休司机，当年他出车途中，路遇一个骑自行车的醉汉。醉汉摇摇晃晃撞到他汽车的后挡泥板上，他急忙下车抢救，但那个农民还是不治身亡。当时目击证人，警方现场戡察，甚致法院的判决书上对此情节认定都明确无误，死者家属对此也无疑义。但因为那位司机的父亲是工商业者，他本人在文革初期又参加了“红总主力军”一派，该单位“运动办”出於运动的需要和个人嫌隙，经过种种以组织名义的活动后，硬把此事定为“阶级报复”，把他判了刑。如此情况在无锡不在少数。迄今还留下许多难以善后的尾巴。直接死於这个阶段的人，按官方（一九七四年无锡市委政策复查办公室统计）公布为一百四十余人。 特别令人骇然的是在医务界居然挖出了以卫生局原副局长，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著名外科专家朱庆云大夫为首的“国民党地下军”反革命组织。其中多数都是各科专家骨干，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朱庆云等一些名医“畏罪自杀”，其他“地下军”也备受折磨。笔者认识的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大夫，因市里某要人及一些皇亲国戚身患贵恙，离不开他那一把手术刀，这才从生死关口逃得一条性命。像这样的“地下军”、“反共组织”之类，在无锡煞有介事地“揪出”出了一批又一批。“畏罪自杀”了不少。这些“自杀”者的死亡情节有些都留下明显的漏洞，过了三十多年成了被深埋在积尘下的悬案。当然，什么“地下军”之类都是凭空捏造的间谍故事。 “一打三反”是从七O年初开始的，历时半年多。当时，无锡市出动了数万名脱产或半脱产的专案工作人员（包括“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和当时实际行使专政行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工人纠察队”以及各单位的“群众专政办公室”“群众专政组”……），被触及、被用各种形式（诸如“学习班”或拘留、隔离审查等等）审查者起码达两万余人。这短短半年中，在当时仅六十五万人口的无锡市，直接死於运动中就达一百四十余人（按官方即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政策复查办公室一九七四年统计数）。其间无锡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等机构也抽出很大力量配合运动。消耗各种社会资源更是无法统计。（孙维申著；《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摘录） 一九七0年“五至八月，河南西平县，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批斗一百八十人，其中被逼自尽四人，拷打而死五人，残八人。” （《西平县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０）第３０８页） 一九七0年，山东沂水县，在“一打三反”中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搞了四个月，批斗１７３人，处份８４人，三人自缢身亡。（《沂水县志》（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第３５页。） 一九七0年，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余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泰兴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３１页） 一九七0，陕西省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６６２起，“定案”处理４８３人。（《户县志》（一九八七年版）。） 一九七0，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２３９２人。（《安阳市郊区志》（１９９０）第４０页） 一九七0，河北邢台县“挖出”１２２名反革命分子。（《邢台县志》第３６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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