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三、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中央办公厅关于查阅中央档案馆档案材料的规定（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重新批准）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的规定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

在谈到陕西问题，毛泽东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２日。）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

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

二、一九六八年十月开始强调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

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②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手稿，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

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１９６８年１２月。）

第三阶段：一九六九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底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错误。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九大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上讲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

“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１日。）

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新华社报道：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宣传队总结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及时解放犯错误而有了觉悟的好人。最近他们帮助犯走资派错误的清华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提高觉悟，获得解放的过程，就体现了这方面的经验。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告《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

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战斗，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开展革命大批判，立下了功勋。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北大成为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内战”不休的“老大难”单位。

一九六八年八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北京大学，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制止了武斗，促进两派在组织上实现了按班、系的革命大联合，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等，取得了不少成绩，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造成扩大化，客观上起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作用，致使两派群众在思想上的对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去年宣传队进校后，从十月至今年二月的清队工作中，继续了这个错误，造成了扩大化。搞了许多群众，特别是搞了学生。先后立了大量的专案，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许多人。有的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还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问题也被牵连进去，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外围”和“外围的外围”，有的被当成“同伙”和“知情人”打击了，有的毕业后还给转去了所谓“反革命”材料。所以有的同志说：“打击了一批，牵扯了一串，压制了一片”，使很多人背上了包袱。如原“井岗山”派的一个骨干支队，原来对立面组织就想搞他们，宣传队进校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点了这个支队的名，又搞了逼、供、信，把个别人的问题上纲，逐个进行审查，最后在这个六十多人的支队中搞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冲击了二十多人。在干部中揪所谓“黑班底”时，干部参加了一派有的就被说成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没参加的有的就被说成是“第三势力”，搞得干部无所适从。有的人有历史问题已经搞清并有了正确结论，也要老账新算。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加剧了原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

造成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领会不够，主观上想抓反革命，但打击面宽了；有的是受了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宁左勿右”、“宁严勿宽”，正象有的同志说的：“过去唯恐放过一个坏人，从不考虑冤枉一个好人”；有的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硬把对方的一些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

北大两大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团结以后，于七月上旬转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九月二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五十一个反动组织；在现有四千七百一十一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三人，特务五十五人（其中潜伏特务十七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人（内含学生一人），地、富、坏分子十四人，共一百零二人，其中大部分人已定案处理；给十三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还清理了一些人的非敌我矛盾性质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澄清三个人的问题。从而使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

简短结论

第一，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一小撮隐藏在内部的坏人，自己跳出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第二，这项工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的。

第三，由于一些领导人的“左”的倾向，工作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

第四，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抓住群众的历史问题或某些错误行为打击革命造反派。这就是一种右的倾向。

第五，还有一些造反派的头头一见到从本派中揪出了坏人，就认为是打击了造反派。

2009年5月25日初稿

2011年12月27日修改

2013年10月1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