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二、批判反复旧

 
一九六九年某月某日，中央（1969）71号文件指出：
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九年七月，在贵阳发生严重武斗事件。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批示
（概要）
１９６９年７月，在贵阳发生严重武斗事件。
中共中央于１０月２６日批示决定，调整中共贵州省领导小组成员。调昆明军区副政委兼任贵州军区第一政委，在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李再含留京学习期间代理核心小组组长，张荣森为副组长，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琦、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为组员。
调６９０８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
此后，李再含实际上已离开了领导岗位。
 
一九七一年三月至四月，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进行整风，点名批判了李再含的严重错误。
 
一九七一年五月，经毛主席批准的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指出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关、戚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
毛主席批准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柒、河南省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刘建勋讲话
有的同志运动初期支持了造反派，这是正确的，但革命发展了，到现在还支持一派，甚至笼统地说：“支持造反派就能站住脚”，这是错误的。
整党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右的干扰，也有极“左”的干扰。不开门整党，不相信群众，想马马虎虎地整党，是右的表现，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也是一种右的表现。也有极“左”的干扰，这就是把党和群众团体等同起来，甚至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们把自己说成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派，必须吸收入党，否则就说“压造反派”了，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实质也是右的。
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以后，工宣队、军宣队刚刚进驻上层建筑领域，触动了一下资产阶级派性，有人就说是“压了造反派”。什么压了造反派？只是把他那个小山头碰了一下，就叫起来了。十二中全会指出，文化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的干扰。可是，有些同志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搞斗批改，不那么理解，抓住某些缺点，无限上纲，说“压造反派了”，“复旧”了。你的资产阶级派性那么大，把你的派性搞掉就算复旧？所谓“反复旧”这个口号，很适合一些有资产阶级派性的人的口味。贯彻“九大”精神时，我们遇到的问题，实际还是那时所谓“反复旧”的继续。省直机关有些造反派头头，资产阶级派性发作，还要我们支持。我们怎么能够支持？我们不仅不支持，还进行批评教育。现在整党中间有些同志不敢抵制错误思潮，不看够不够入党条件，就吸收入党，这是很错误的。这种不坚持党性原则，拿“党票”送人的情况，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当然，积极要求入党是好事情，但是不能用威胁的办法入党，认为造反派是当然的党员。这种倾向，我们要坚决抵制。
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人，有的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掉队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搞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能够跟得上，可是搞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就不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不很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只要紧跟毛主席，没有私心，一心一意为革命，不为个人，不为保自己，总是比较容易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闹私字，就容易走到邪路上去了。有个工厂，一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最近写了一些文章，表面上引用了好多毛主席语录，还讲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他们玩的是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企图以一台机器不生产来压军队，叫中央点军队的名。这能算是革命派吗？这是两面派手法。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厂，有的人提出“打一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他们提出一些错误的口号，什么“‘反复旧’是革命口号，要年年提，月月提，天天提。”真正的复旧我们要反，但是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怎么能够支持，不仅不能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
我们办了五百人的学习班，问题一揭开，就是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干扰，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压造反派了”，“老保翻案了”。这样，站错队的群众不敢动了，干部也不敢动了，结果生产上不去。现在把问题一揭开，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人的积极性起来了，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看来，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敢于揭露矛盾，敢于同“左”右错误思潮作斗争，问题不难解决。
国棉六厂建立新党委的过程中，斗争非常激烈，“左”的右的都联合起来，反对新党委，企图搞垮新党委。六厂党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就是要迎着矛盾走。要敢于斗争。不能退却，不能绕着矛盾走。整党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有松口气的思想。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
通许县确实有严重问题：（一）“反复旧”问题。十二中全会后，我们省有些人搞“反复旧”。你们县革委作出决议搞“反复旧”。作为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决议搞“反复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你们是全省独一无二的一家。（二）争党权。整党中违犯毛主席建党路线，放弃党对整党工作的领导，让一些头脑发胀的非党群众领导整党，批支部，批党员，采取突击的办法搞整党。争党权，“吐疏纳亲”，干扰毛主席“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落实。实际上是反复旧的继续，只是变了一个形式。有些县，有这些现象，是抵制不力，你们县是有某些领导支持，所以搞起来了。（三）四不清翻案，你们比较普遍，没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以四清划线，反四清的是好的，不反四清的就是不好的。（四）对青年干部不是关心培养，而是搞糖衣炮弹，毁坏了他们。你们还搞私招乱雇。
 
 
捌、四川省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批示
１１月５日至１２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和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反复旧”运动，四川省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会议认为，四川的革命和生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不在群众，而在省革委会领导。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写出了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
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在报告中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集体承担了责任，同时也严肃的揭发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
《报告》提出：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实行统一领导，改变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按军工第一、三线第一、配套第一的要求，把国防急需的重要项目、配套项目、对全局关系重大的项目和已经基本建成能够很快投产的项目迅速搞上去，改进三线的物资供应。
１２月２５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两个报告作出批示，决定调整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确定了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决定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
关于刘、张的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此后，刘结挺、张西挺实际已被撤销职务。
（一九七0年二月至九月底，为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为四川举办了５０００人至６０００人的学习班。
一九七0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宣布把刘、张“挂起来、靠边站”的决定，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六日，中央宣布将他们送北京学习班学习。）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对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学习班成员的讲话
周恩来讲话：
我先读批示，批示并不长，很短，一段一段地讲。
第一段，两个报告，中央表示同意。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段，“为了迅速解决四川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和落实战备，中央决定……”在四川省的权力机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里头，成立一个核心领导小组，就是党的领导，领导全川党、政、军、群的工作。这回扩大了。过去人比较少，现在扩大到十五名。这里头军队同志占很大数目，有十一位，当然罗，把刘结挺同志也算在解放军里头，他自己说犯有错误，但还是解放军。应该要求自己严嘛。那么，不是解放军有四位了：李大章同志、徐驰同志、张西挺同志，还有鲁大东同志。因为党的领导必须加强。也必须要久经考验的，即使有的犯了严重错误的，但还允许他在集体里面改嘛。增补的就是谢家祥同志，大家都知道的。谢正荣同志是大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补他们两位为革委副主任。增补胡炳云（大军区副司令员）、胡继成（大军区副司令员）、余潜（省军区政委）、何云峰（十三军政委）四人为省革委常委，然后再补邓经伟（省军区副政委）、顾永武（十三军军长）为省革委委员。另外，免掉的两位，王阴均【女，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八二六”派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者总团负责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已确定复员了，免去常委。梁善计犯有严重错误，也不适合作委员了。免去他们的常委和委员。蓝亦农【原五十四军政委】同志已经转到昆明军区去了。
第三段“由梁兴初、张国华、谢家祥、王诚汉、胡继成、王东保、谢正荣、段思英、茹夫一等九人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刘结挺把军区“红总”、“千钧棒”拿出来支左，其他的就成为“老保”了。并在这个带有派性机构的领导下，使军队也陷入派性。现在纠正了。
第四段“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文革前为冶金部副部长、渡口市委第一书记，1968年后为渡口市革委会主任】、胡炳云、胡继成、茹夫一【成都军区参谋长】、唐兴盛（省军区副司令员）、何辉燕【1969年6月成立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李安华【应为李华安，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蒋崇璟【文革前为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兼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时为四川省革委会常委、生产指挥组副组长】、鲁大东、顾秀【1969年8月前为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时为铁五师师长，渡口市革委会副主任】、钱敏【文革前为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丁钊【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丁先国【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冀绍凯（五机部政治部主任）等17人，组成四川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
最后部分：“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没有狠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李井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廖【廖志高，前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任【任白戈，前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重庆市市长】之流，批他们嘛！要把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嘛！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整党。当然首先搞好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狠抓斗、批、改。按主席提出的程序来进行。一直搞到下放。
结束语：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过：“四川很有希望。”但是你们辜负了这个希望。时间又过去这么久，现在我们又把主席这个话拿出来说，而且得到毛主席批示“照办”。你们总要达到毛主席这个希望吧？
你们的报告，
首先是讲了这次开会，这次开会应该是说确切点，比以前好多了，比别的省在九大到中央来开会，比起来说，你们这次会是好的。另外你们从绝大多数，从领导同志起，正像你们所说的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揭发了错误，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既弄清了思想，又增强了团结。我们认为，这个估价，是合乎这次开会的事实的。
我们也检查一下中央是不是对你们过问得太少了？是少了点。这件事情，我们看经过，我们有错误，要承认这个责任。没有抓紧就是了。造反派来北京，反对李井泉一小撮走资派的革命群众上北京请愿，我们还是不断接见的，也平反了。刘、张他们过去，李井泉压他们，是错误的，也把这个案子推翻了。解决了四川问题，成立了革筹小组。革筹小组回去，你们不请示报告，也不按中央规定的重庆问题的五条、四川问题十条办事，开始有个报告，我们没有批。那么后头呢，就是武斗继续发展了。情况不明了，你们的报告来得少了。
你们的五条检讨：
第一个是我们主要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例如“红十条”，双方都争，真正“红十条”核心的东西就没有去执行。
第二条是没有正确对待群众。就是省革委自始至终个别领导人，就是他们自己写的，错误的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这个当然指的刘、张了。其他人也有的同意他们这个意见。王茂聚同郭林川在“武装支泸”的前线打给省革筹小组的那个电报，坏透了，那完全是诬蔑，乱说。
第三，检讨的是违背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发动了全省性的所谓“反复旧”。
第四，是革委个别领导人，这个当然是指刘、张，头一个是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这是不是个人野心家？就是个人野心家嘛！第二个是利用职权，搞宗派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突出个人，独断专横，突出个人，利用一切文化工具，为个人树碑立传。这里也要说王茂聚这个人至死不改了，并以死来威胁，这种人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这种人不能当党员，要开除党籍。特别是刚才说的那封电报，王茂聚、郭林川两年多就那么个态度，所以他挑动、武装群众斗群众，那次省革筹小组也没有把“红联站”估计对，说他们都是保守的，上层不能承认，群众可以承认。这样就给王茂聚一个借口。就是他那武装打死群众的借口。我说这是犯罪的。
第五是强调领导核心不团结。
以后的十一条措施
第一条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认真学习中央指示，领导班子带头学，带头用，自觉斗私、批修。这是最主要的。这次会议要逐步传达到群众中去，统一步调，要斗私批修。
第二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
第三条，关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第四条，你们讲了革委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更不能推倒重来。
第五条，关于武斗问题。
第六条，讲干部政策。
第七条，要坚决相信和依靠解放军。
第八条，关于斗、批、改，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
第九条，宣传工作上要统一。
第十条，战备工作。
最后一条，要办学习班。
 
简短结论
 
八届十二中全会特别是九大以后，在一些省份如山东、四川、湖北等省，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复旧”风潮。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紅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提出：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的王效禹，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对全国的造反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认为他们那里就是《紅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 省﹑市革命委会成立初期﹐“在革委﹐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時有一种说法：“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一些地方的造反派认为，1968年底﹐大﹑中學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馬蜂窩”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級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由此，在一些地方如山东、湖北等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九大以后，中央为稳定大局，即时对这个问题作了处理。
现在看来：
第一，当时，各地确实存在着一些复辟现象。康生说大约占15—20%。
第二，一些地方，把这种复辟现象看得过重了，掀起了一股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革命领导干部的运动。这就偏离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第三，批评一些犯有“反复旧”错误的领导干部以及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是必要的，但又把他们如山东省的王效禹、贵州省的李再含、四川省的刘结挺、张西挺、湖北省的胡厚民打成“野心家”、“五一六分子”。把武汉的“北斗星学会”、“决派”打成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把《扬子江评论》打成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动刊物。这就走偏了方向。
 
2009年5月18日初稿
2011年12 月20日修改
2013年9月2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