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康生姚文元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负责人的谈话 中央首长讲： 刘崇玉建的是王效禹的党，是从个人意见入党，这算什么党？ 从这些事实中看出“反复旧”的危害性。在“九大”之后，还拉队伍，抢枪，不管多少理由，不管哪一派都是错误的。 个别地方是否有复旧，总之不要简单地肯定，也不要简单地否定。要具体分析。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在听取杨得志等赴京汇报山东批判王效禹运动情况时的谈话要点 第一、要坚决贯彻“九大”精神，增强党性，消灭派性。 第二、要正确认识山东形势。从近两个月的形势看，争取好的可能性更大了，更乱的可能性小了，但还没有排除，要既能纠正错误，又能稳定局势，关键不在于一个单位，一个工厂，关键在于领导小组，在于领导小组的领导思想。 第三、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要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重拉队伍，另立山头。 第五、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第六、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劳动。 贰、湖北省 一九六九年初﹐单位的人来家里抓胡厚民，他跑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 胡厚民在协和医院住院﹐请朱鸿霞﹑夏邦银﹑郭洪斌（Z口区房地局工人﹑工总组织部长）﹑田国汉（湖北印刷厂工人﹑工总宣传部长）等巨头先后上门找吴焱金。胡厚民出院后﹐邀吴焱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他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反复旧”打头炮的是武锅的王光照。王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这与朱﹑李﹑吴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鸿霞﹑吴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讲﹐讲保守派怎幺回潮﹐造反派为什幺受压﹐为什幺要“反复旧”。王光照在“反复旧”中﹐在全市各单位一共讲了60场大型报告会﹐与他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他概括的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胡厚民等人在汉口工艺大楼街头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大会由胡厚民主持﹐朱鸿霞和吴焱金分别讲话﹐有数万人参加大会﹐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 胡厚民认为：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他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第一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 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 “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 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 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 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幺﹖” 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 周恩来问﹕“中央什幺时候说要‘反复旧’﹖” 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 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幺看法﹖”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 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幺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幺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吴焱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反复旧“运动中，原“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叫《百舸争流》的刊物， 他又把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又为“反复旧”的人制定了纲领式的东西，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他们的口号。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第二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问：是怎幺回事？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幺越烧越旺了呢﹖ 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幺不能做工作﹖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幺不好﹐工作这幺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 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 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对代表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在“九大”开幕以后，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等正式向代表传达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并没有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反复旧的部分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叁、安徽省 一九六九年六月，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关于形势问题 去年这个时候，阜阳专区没有一个县成立革命委员会，阜阳两派正在这里办学习班，互相吵架，阜阳地区有人甚至提出口号要“打过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芜湖、安庆呢，要走徐州的道路。芜湖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还不甘心，要走徐州的道路。安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成立革委会。 接着一个安庆事件后， 就出现了芜湖的六·二六事件。 芜湖事件刚刚要解决？合肥又出现了七·一六事件。 当前我们看到，这里反复旧，那里也是反复旧，这里反映一派掌权，那里也反映一派掌权。贵池县乌沙公社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什么“反复旧”的司令部，把牌子都挂起来了。一个外调的人，到武汉去外调，看到武汉那里反复旧，说现在中央正在支持全国反复旧，谁要是不站在反复旧的这个大方向上，谁就是否认革命，谁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牌子都挂出来了嘛！有人看到武汉有反复旧的思潮，就往那里跑！我们安庆也是在幌幌动动的。 有的临时工也在闹事，有个别的把我们基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也都拉去游街了。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些扩大化，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现象，但这个是前进中的缺点，有些由于我们调查研究不够，有些不够揪的也揪了，不该斗的也斗了，在一些单位有这么些现象。 现在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是越来越好，这是当前形势的特点。 什么“你那一派的干部解放多了，我这一派干部解放少了；在下放的时候，我这一派干部下放多了，他那一派干部下放少了；结合到办事机构时，你这一派的结合多了，我这一派结合少了”。我们说这些问题，缺点还是有的，但它毕竟是现象，是前进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只是在少数单位，少数的地区。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难克服的，是容易纠正的。 （二）要加强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如果把现在的形势看成是一个复旧的形势，要起来“反复旧”，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完全体现了革命的三结合的，至少不应该说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是旧班底，原班人马。 这里要注意两个倾向，一种是在有的单位没有或基本没有按“九条”、“五条”办事，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一派掌权。在组织变化、人员下放、调整革委会办事机构等问题上，掌握不够好就出现这种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种是片面的反对所谓一派掌权，有片面性就不完全符合事实。要求完全对等，事物总是不能那么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多一个，少一个，这种现象总是要出现的。这也是当前值得注意的又一个倾向。 （三）坚持“三不脱离”，加强思想革命化，当好群众代表。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譬如讲“反复旧”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认识清楚了呢？“复旧”问题究竟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主流问题还是支流问题？“反复旧”是不是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这些问题大家应当讨论清楚，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才能谈到团结。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可能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可以讨论。再例如说领导关系问题，权的问题，都应当有个统一的认识。最近不是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等等议论吗？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譬如什么：“反复旧”喽。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一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 我们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 当时曾经撒下一个不好的“种子”，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等等，这是煽动对“九条”不满的语调。这个问题要很好的认识。“九条”是不是就没有经过深入地了解情况呢？当时各方面的代表不是都在吗？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肆、浙江省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浙江省“红暴”派群众组织不满省革委会对他们的压制，组织了１５０多人到北京告状，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浙江省“红暴”派又组织由各地、县参加的赴京代表团，拟写了“上京告状的汇报讨论提纲”，向中央提出《对浙江问题的几点初步要求》。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红暴”派近２００人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静坐一昼夜，受到中央联合接待站的批评。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中央决定派北京卫戍区一个连队给“红暴”派办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动员他们返回浙江。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对北京卫戍区处理浙江“红暴派”组织赴京告状的通知的批示 6月２５日，北京卫戍区发出经中共中央批示的通知，指出：“通知方剑文和他同来的人，包围新华社是完全错误的，要他对包围新华社一事，拿出一个触及灵魂、承认错误的检讨，限他３天内写出，并叫他和同来的人都立即回去。”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北京卫戍区又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示的第二个通知，指出：“６月２６日向你们宣布通知后，至今你们没有执行，我们多次动员你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在当地解决，把你们送回浙江。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一切行动听从我们指挥”。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二日，北京卫戍区将“红暴”派赴京人员２００多人分两批护送回杭州。 一九七0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对浙江舟山地区问题的批示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的影响，浙江舟山地区一直与浙江省革委会处于对立状态，致使该地区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二月初，南京军区与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商议解决该地区问题，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 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中央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同意浙江省革委会提出的解决舟山问题的方案，请你们认真工作，让其实现。舟山地处东海前哨，中央殷切希望舟山地区全体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早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伍、山西省 一九六九年七月，毛泽东关于山西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 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全国形势大好。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份地区，混在各派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份群众，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中央认为，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的罪行，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山西广大人民极为痛恨。为此，中央决定：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