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证明是叛徒、内奸、工贼，但邓小平没有历史上的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联系，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在这样一种倾向中，有的跟着跑犯了错误，但是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总理：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传我们到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 （总理：主席说得很轻松，当时可紧张了，不是说主席紧张，我们紧张，下面紧张。七大刚开完我们的领袖到虎穴去，我们跟主席去的人，党员，老百姓的心情能不紧张吗？主席临走时对留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同志讲：不要怕，如果蒋介石把内战打起来，你们就放手打，打得越好，我就能回来。主席处处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后来，在上党战役，就是谢富治同志所在的部队把蒋介石一支很有影响的部队打挎了。） 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定了协议，蒋介石不算数。我在抗大时刘少奇在党校作报告，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开始了，听说还向各地发了电报。（林总插话：电报打到东北，我们没传达，我们发了电报，说这是内战的开始，但没有公开宣布，到了××时才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资产阶级消灭，有人只利用，不限制改造。 两条路线，一条以为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另一条认为阶级斗争不存在，刘少奇搞了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了个地下黑司令部。（总理：为什么是地下黑司令部？他们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我看党内最危险的错误有三次，一次是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是王明，是两次路线错误，一次是左倾，搞了四年，一次是右倾，抗战时期，再就是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不能不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你限制他，他就反对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事情，我与陈叔通说过。 （总理：陈叔通是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敲锣打鼓，不是什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时陈叔通赞成这种看法，到了五七年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发了篇社论，让他们放，后来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就进行反击，这次又来了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革命，由历史去下结论，叫文化革命也可以，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嘛。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在知识分子手里，他们有后台，要认真抓一下，搞一些典型，当一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林总插话：主席在北京抓了八个典型，就是六厂两校。）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去抓，过去北京市委我就管不了，不能抓，现在可以了，我就搞几个典型，统统抓，搞不过来，只好搞典型，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但是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去抓。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也搞了一下，军队要谨慎。有一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特务，经群众审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就那么可信，他们是抓人越多越好，定的越多越好，搞专案的搞错了，要翻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搞错了，还得了？还是少抓一点好。象过去下乡行军打仗捉虱子，捉得越多越好，捉得不多不过瘾。（总理：我们都是捉过虱子的，你们到五七干校不要害怕，没捉过虱子的就不能说在乡下滚过。）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关了九百多，有些人关在牛棚里，有的关在地下室里，关起来就不好放，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戴高帽子，扫茅厕，知识分子扫扫地，搞搞清洁卫生也可以嘛！苏修写文章说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写文章说我们杀知识分子，象秦始皇一样，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秦始皇杀了400多人，其实我们一个没杀，戴高帽子，喷气式有，没有杀人，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抓多了怎么办？要放，理由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该放，有扩大化的问题，各级领导要注意。 鉴于历史经验，各个时期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各级领导注意历史经验，防止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屎急了才去挖茅坑，过去我们是到一个地方挖茅坑，现在不搞了，住营房了，军队长期住在老百姓那，老百姓就烦了，这次三支两军工作，军队和老百姓就融洽了。 （总理：军队三支两军受了锻炼，以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现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甚至打死了也不开枪，执行任务不带枪，解放军战士在被围、被捆、挨打的时候还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现在不仅解放军战士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阶级也能做到了。1968年7月27日大家都晓得一天时间就动员了三万人，主要的都是毛主席抓的几个典型的工厂，开进清华园，出了事情，你们也晓得，五个打死，几百人受伤，但是他们还是怨话也没说，这一下，他们就无话说了，一切借口也没了，武器、工事都解除了，最主要的是到一个单位先不要表态，要进行调查研究，主席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状态，一方面是有人放毒，武斗的材料我都看见过了，都不如四川，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事情可以转过来，转过来让他们自己讲如何想把对方消灭的。 （总理：刚才我看到七机部两个头头，还是气鼓鼓的，头头打伤了嘛，我还是同情他的，可是另一边也打死人嘛。我劝你们受伤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在刘少奇这伙人身上，你们都是阶级弟兄嘛，前世无怨，现世无仇，有什么怨仇呢？） 这场斗争不是讲要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的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你们不要搞宽了，先搞一、两个试点，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下子都想团结不可能，先团结三分之一，过一段又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孤立了。所有的工宣队都不能压制群众，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不要压倒一切嘛！ 几个学生说几句怪话，反一下有什么了不起，贴了几条标语，要打倒，你就倒了，那就该倒；贴了许多标语要打倒，但是打不倒。反过来拥护你会更好。有一个……还要用，就是跟着彭德怀犯了错误，不象肖华、杨成武。 （总理：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付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的，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22万万元，每年给5%的利息，一千万元，实际上许多人是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有的地方所有制还未解决，形式上解决，但形“左”实右。比如，北郊木材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权实际上在走资派手里，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对工人管、扣、卡，我看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大部分。学校、机关、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进行改造，要利用群众力量去改造，过去只是上面来不行，你怎么说也不听，只有用群众力量去改造。选举，各单位由下面提，小组提，大组去讨论，有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 的讲话 我们这个会，是这样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全体会议？ 开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先通过不发表，好不好？ …… 北京小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好多会议上讲了几次。 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些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为了开七大把两条路线搞清楚，我在大会上批评了犯错误的人。所以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过会后，确实团结了，胜利了，比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 中央苏区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头头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在当时情况下，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因为那时候，要与国民党斗争。国民党政府杀人，我们拿起枪对付国民党，所以出现了“左”。六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说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搞得更“左”，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那时候，他在莫斯科。红军有五十万，后来只剩三万，他就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抗日时期，王明回过来搞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有一个情绪，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王明从苏联回来了，就领导了这种投降主义情绪，犯了错误。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根据地。 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现在有人说“整风是错误的”。将来还可能要出，不奇怪。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那时也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也行。有的喊，有的不喊。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就不喊。（林彪：李维汉就不喊打倒土豪劣绅。）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有广大群众运动，土改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都有。过了一个时期，掩盖的矛盾突出了，蒋介石杀人，我们拿起枪干，当时没想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的人跟着刘少奇在武汉缴枪投降，有的地方打败仗。南昌起义不知道到农村去。我们到乡下去，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里呆不住，蒋介石要杀人。打起来了，一切都打了，资产阶级……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城市作坊也打倒……民主革命一句话，资产阶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民族资本家。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路线。为什么不犯右倾路线而犯“左”倾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打仗。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了右倾。现在合作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由，不要发动群众，不要军队，不要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我在重庆时，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一个报告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结果还向各地发了电报（董必武：我在重庆就没听说。×××：晋察冀在张家口传达了。黄永胜：听说给东北发了电报。林彪：东北也收到了电报。我们没有传达，发了一个电报说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的开始”。）谈判没有结束我就回来了，准备打仗。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写了个协议，签了字。这个协议算不算数呢？按道理说应该算数的，实际上没有算数。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也是胜利的大会。三年多蒋介石打败了。进城后又胜利地把许多人团结起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后来查明是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薄一波、安子文与国民党有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当时我们没有宣布，一直到土改后才宣布。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和平土改，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的。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公开和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但有些人在那里讲利用，不讲限制、改造。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大革命，由历史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管叫什么名字，总能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典型、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林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在北京抓了几个典型。）我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抓。过去北京市委管不了，现在可以了。我只抓了典型，统统去管搞不过来。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毛问黄永胜的清队工作）我们军队要谨慎。 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的专案组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交群众一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人搞材料不那末可靠。他们的观点搞得越多越好，象我们过去行军抓虱子，抓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翻案是不容易，要翻案是有领导错误，我不搞专案。 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家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讲个理由，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有的推一推可以下去，拉一拉可以上来。有的关在牛棚里面扫厕所（问张春桥）×××干什么？（张答……）知识分子扫扫厕所是可以的。 王明写文章说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四百多人。我们没有杀，搞喷气式、戴帽子、游街、扫厕所，是一时现象。（康生：苏联报上登了彭真戴高帽子的照片。）戴高帽子是打土豪劣绅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翻出来，又给戴上高帽子，土豪劣绅能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能戴高帽子？我们反对戴高帽子，反对戴黑牌，反对搞喷气式，反对乱抓人。抓了就要放，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各个时期，主要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屎急了，才挖坑。事先挖好坑的也是有的。 我们过去行军，到宿营地就挖茅厕。现在住了营房，茅房不搞一点是不行的。在老百姓那里住久了，群众会讨厌我们。我们这次“三支两军”，又使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融洽了。你们说“三支两军”，外国人不懂。 搞形“左”实右，“左”是形式，掩盖了右的本质。 我提议几个老同志都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函、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王明大家不会选他了。王稼祥犯了错误，还是做了工作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九大全体大会上 的讲话 康老建议学习《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 还有一个文件，在延安党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报告，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讲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那时候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过去几十年翻来复去犯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河南李维汉只讲一切联合，否认斗争。那时候一种倾向，既然同国民党联合，就不同他们进行斗争。同国民党斗争是不行的。如武汉那时候，我离开武汉去长沙，当时刘少奇、项英，只要联合，否认斗争。所以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代表就是蒋介石。汪精卫倒向反动阶级，也是倒下来的。党内也有被群众运动吓坏了，就是不敢提民主的口号。南昌暴动后城市呆不住，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的一个矛盾。国共合作时掩盖的矛盾就突出来了。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国共合作。但这股风也有另外一风，就是不要独立自主，发动群众,掩盖阶级斗争。现在反苏修不要掩盖苏联的广大工人、农民，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好坏都反了，经过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了两种：一种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是坏人，一种是劳动人民，是好人。南昌暴动，召开“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右倾错误，以后主要是“左”的错误。有些中间流派，可以联合也不联合。城市的小作坊不该没收的也没收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瞿秋白、李立三没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是不成事的。最大三次，一次是陈独秀，一次是王明，一次是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 彭德怀、高、饶也都是局部的，他不以党中央的正确不正确，而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力量大，一方面军力量小，所以另立中央。罗章龙就是湖南人。我对此人相当熟悉。也搞中央，不晓得为什么另立中央。不管当时中央有什么不好，有话可讲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吗？一个是张国焘，一个是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有搞几天。张国焘我认识他比较早，是北大学生，五四运动前在长辛店搞过工人运动。搞职工夜校，他当校长。1918年我就与他发生关系。这个人历来有大少爷味道。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搞国共合作，他坚决反对，他不到会。 土地革命时，犯右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主观打倒资本家，平分土地，可以过得去。六次代表大会解决这个问题，搞人口平分地。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是犯错误的，经过中央苏区斗争的，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时帮过忙的。有个时候红卫兵贴他们的大字报，现在选他们进中央委员困难，其实和朱德、陈毅差不多。有人说朱德、陈毅反了……几十年其实也有时不反的。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是想夺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上海中央请示。中央批评是极端民主化。后来请我回军队了，我又不是复辟了吗？项英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要请外国人来指挥。至于王明，没有搞过一个根据地、打过仗，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那时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我们这些人是右派。 一个时期项英没有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吸取了教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情，不能不利用他，不能不限制他，不能不改造他。他们要反限制。有的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有的就反对，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有人乘机放毒，大闹一切。我看这样都无关大局。是指武斗。有的武斗几万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象军队稳不住了，其实不然。军队有两派，野战军、地方军各支一派。如保定、浙江、四川、贵州、云南都是如此。这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了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过去搞武斗，现在应该联合，是人民内部矛盾，何必那末记仇。 看有些干部，叫他犯错误检查了没有事。有的人犯了错误，群众抓住不放，譬如杨勇。当然他有错误。是哪个下的命令把他关起来（有人说：是个老帅下的命令，他们大闹一场，还强加于中央文革。）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 现在的问题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要把政策落实，一年左右，自己要亲自抓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所有工宣队、军队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工人阶级压倒一切。你反军代表，就说人家反解放军。其实是几个学生说几句话。反工宣队就说人家反工人阶级。这些话不要这样提，反一下不要紧，要作工作。大多数是不同意他们这样做的。街上贴几条标语就倒了，风一吹就倒了。去年有人要打倒张春桥，有人要打倒张国华。打了半天，今年还在这里来开会。现在打的那一派比拥护的那一派还好一些。 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是形“左”实右。如北京木材厂、车辆厂、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也有共产党，有的是走资派。他们搞物质刺激，搞奖金挂帅、利润挂帅，关、卡、扣、压。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不是全部没有解决，是相当一部分没有解决。学校也是如此，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 今天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风英、孙玉国、纪登奎九个同志报名要发言。 还有谁要发言？谁发言就报名（等了一会，没人报名）先周恩来同志发言。 （周恩来：先通过，后发言）不发言谁晓得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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