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三十一、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 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 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分组情况如下： 二十九个省市，十一个大军区共四十个。然后是中央直属单位，政府直属单位，军委直属单位，海军，空军加一起共五个，共四十五个单位，分开小组会。小组很大，上海80多人，有时分开几个小组来开。 交流彼此经验，总经经验，就开大组会。大组是六个，东北三省加一个大军区加一个空军一个大组，华北两个市，三个军区，加中央直属单位是第二大组，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加济南、南京、福建三大军区是华东大组，第四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加上广州军区成为第四大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加上兰州、武汉两军区，加上海军区成为第五大组，贵州、西藏、政府机关直属、军委直属、昆明、成都两军区、新疆为第六组，共六个大组。
一、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阶段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共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三部分。 这个报告，用很大篇幅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 （一百七十六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 毛泽东 同谢富治等的谈话 第一、 历史问题： 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只想到合作，没想到分裂。破裂了，一九二七年又来了一个倾向：只要工人农民，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其他党派就不行了。 教条主义主张，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小党派比国民党还坏。这就是还有欺骗性，不承认有第三势力。在这种势力下，又产生了“左”，其中也有右。这是十年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戴国民党的帽子。很多人不理解，想不通。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以后王明回来了，带来了国防路线，形“左”实右。（××插话，当时主席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时彭德怀很坏，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感兴趣，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在太行实行了土改，三起三落。）后来，马歇尔来了。搞三人小组，说什么和平。实际上他们是帮国民党、蒋介石的。我们就准备打。我们准备一段时间，其中的就是准备打。皖南事件，有人认为是主流，实际不是主流，主流是抗日。八年抗战我们没上当，有困难，也有斗争。全国胜利以后，请程潜到北京谈判，他怕把他整垮。我去接他，出他意料之外。我到北京只接过这样一个人。 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掩盖着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没收资产阶级不会敲锣打鼓。赎买政策列宁早就提出来了，列宁逝世得早，在苏联没有实行。 第二、 落实政策。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待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63军就不要走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63军政治部付主任，七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没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付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有些专案组不分青红皂白，关人容易，放人难，就是怕人家说右倾。四二年延安整风时，不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么！周兴抓了很多人，不是都放了吗？但是很被动。重大特务案件，也是大部不抓，抓一两个就行了。右派分子不要随便戴帽子，帽子在我们手里，他要造反再戴嘛！戴帽子不是右派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为什么把他们推到敌人那里去呢？外调的太多了，收获不大。你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放出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一两年也会好的嘛！聂元梓改了，就不错了嘛！ 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跳，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象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资产阶级是否要搞反复呢？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搞的时候目标要小，要集中，要具体，抓典型。当然有个过程，关人才不是好办法呢。我们历来不赞成。军队有禁闭，现在还有没有？（答：没有了。）不见得。北京部队还有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讲自己，如实行对犯错误的人分配适当的工作。对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少数人翻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是否有人翻案呢？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总是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第三、 准备打仗。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日本投降时，是他们没有根据地，国小。二是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都被他们打完了，但是我们下面的人还要打。 苏修兵很穷，纪律不好。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苏修兵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还要人家拿钱。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要面子。珍宝岛，他们炮打进我们后方七公里，我们不反击，给他面子。打进七十、七百、七千公里，到郑州才好呢。我们就有办法了。割韭菜，但不是拨韭菜。打起来，我们发动，他们也发动，但他们不会发动。红卫兵很勇敢，很听话，凡是过去学校打得厉害的，这些学校红卫兵就听话。这次分配工作，军队不要，工厂不要，地方也不要。到军队开始不会出早操，睡不起嘛！后来比谁都起得早。开始他们不肯背背包，训练一个时期体力也有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的批示 拟同意送入三零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十三日，毛泽东召见大会秘书处，各大组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北京市小组有个简报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对这个问题，我已谈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但不能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差一些，搞得差一点的不那么准，扩大化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总理：应谈抓敌人，抓坏人嘛……） 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种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党发展的历史。（总理：不要只看到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大家谈话的中心和关键。）历史上很多经验教训要经常讲，时时讲，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不犯少犯这种错误。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1923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个警卫团其中一个战士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又出来了，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代表是蒋介石、汪精卫。武装斗争的失败，就被国民党吓坏了，我们党当中也有被吓坏了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错误路线，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总理：取消派就是取消当时进行的武装革命。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口味，所谓不断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到，国民党可以召开国会，我们应该参加议会，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完全错误的。26年，27年，28年，斯大林就批驳过托洛茨基。中国瞿秋白八七会议后，坚持这一点，所以1927年12月，广州举行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这都是错误的，即是“左”的，只是强调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的。毛主席早就讲过革命就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基是“左”的，但又是右的，这是历史教训，当时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托陈取消派，发展到1929年公开打起旗帜成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央，反对武装斗争，反对群众运动。）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底到28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1930年6月到8月。三次是王明路线，31年到35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总理：王明在莫斯科作报告，吹嘘中央苏区红军有50多万。后来经过长征因为在江西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王明在莫斯科听到了，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AB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解释一下：土地革命时期，反革命分子钻我们的空子，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现反革命分子活动，反动的国民党派来的，江西是AB团，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中叫段锡鹏的，福建叫社会民主党，鄂豫皖叫改组派，湘鄂西洪湖叫改组派第三党，是有这样的分子，……久了变成复杂化，逼供信都来了。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罗章龙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搞几天，以后注意我们党再不要分裂了。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称犯错误的人，是王明28个半的人，但在苏联吃过苦。 （总理：28个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小宗派，与中山大学××搞在一起，只结合少数人，28个，半个是有一个年纪很小，跟后面走走，中山大学一千多人，他们自称28个半布尔什维克，别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后在十中全会通过××的支持，当时中央犯了错误，他们就领导了六中全会，王明当了头子，后来暴露出来了。）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其他是项英。（总理：新四军政委、皖南事变当逃兵。）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际派的，德国人，在东德反对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遭到不少灾难。王明没到过任何根据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未搞过，也未打过仗。28个半起的开始，他们却统治，当时有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使许多根据地丧失了。 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掩盖着阶级矛盾，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斗争，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民族矛盾掩盖党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革命根据地。 1937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过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然后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参加会议的代表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蒋介石…… （总理：毛选一卷37.5.3和37.5.7两篇文章。）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1927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1938年。 （总理：可学主席1937年11.12文章） 领导机关是主要的，中央一直执行了正确路线，又联合又斗争。1942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次得到了许多教训，出现了许多磨擦，华北×××，×××，×××，华中有韩德勤、李汕洲，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所以单是马克思教育我们还不够，还要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我们。总之我们许多人几十年犯了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错误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错误，现在还有人说延安整风是错误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还这么讲。 在座的中年青年同志随时要记住历史上党的教训，警惕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