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弗里德曼对历史并不陌生，但是他彻底的“忘了”大英帝国在中国强迫自由贸易失败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市场，贩卖毒品的鸦片战争。那是什么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就是各方的自愿。我需要你的产品，或者货币，你需要我的产品或者货币。同时我愿意交换。如果我不需要你的产品(质量、价格、品种等等不符合我的要求)就可以不与你贸易。也就是说自由贸易有愿意交换的自由，也有不愿意交换的自由。可是当年英国商人运来的产品质量低劣，价格高，不符合中国市场的需要，所以中国自然拒绝与之交易。 英国如果真正遵守自由贸易的话，就应该自动回到英国，生产出有竞争力的商品再来与中国贸易。可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凭借炮舰洋枪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通商口岸进行贸易。这是什么自由贸易?!这种兵临城下的协议有何平等自愿?! 打开中国通商口岸后，英国人还是没有有竞争力的商品，于是就卑鄙的向中国人销售毒品鸦片，这是什么自由贸易?! 地球人都知道的事，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难道不知道!?只能说无耻! 不过，由于弗里德曼们善于诡辩与包装，一些中国的学者也许被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精神鸦片迷倒了，上瘾了，不仅完全接受这种强盗理论，居然有人比他更无耻。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一天，有一户人家不请自到来了一个陌生人。主人因为只爱喝茶，就请他喝茶。但来人说这是侮辱他，因为他从不喝茶，只喝咖啡。主人说家里从没有咖啡，从来都喝茶，可是来客却说主人欺负了他，于是拔出刀来架到他的脖子上，必须给他咖啡，主人家其他人要将此无理强盗赶出去，于是来客就挥刀杀人，抢夺财产，强奸他的家人。事后家人常常以泪洗面，主人却说，这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用茶来招待他，我应该给他喝咖啡，…… 我还没听完就止住他说， 你编吧!世上哪有这样混帐的逻辑!? 他点开网站说：你自己看吧! 我看到，这是王人博与所谓著名学者贺卫方的对话： 王人博：…… 100多年来，我们一直被西方欺凌的说法是真是假? 贺卫方：中国在近代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 我认为，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中国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 西方人想要商务谈判，中国根本不派像样的人去谈。为什么西方人到了中国见皇帝必须三拜九叩?这不是欺负人?西方人见教皇才双腿跪地，见自己国家的君主最多单膝跪地。相比而言，日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屈辱感。1853年，佩里准将带“黑船”到日本，日本人说别打了，谈判吧，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迫使日本幕府敞开了国门。现在日本人每年在佩里将军登陆纪念日，还要搞纪念大会。我们的屈辱感是谁搞出来的?是我们昏聩的政府，导致国家领土丢失、军事失败、人民受难，最后告诉我们说，都是西方人欺负我们。但这完全怪西方人吗?况且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带给了我们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学制度也好、现代司法制度也好、医院制度也好，哪个不是西方带来的?”[22] 看完文章我无言以对，世上真有如此混帐的逻辑。朋友说： 贺卫方就是那个混帐的主人。 外交礼仪中“入国随俗”是一个通行的国际准则，外国人来中国按中国礼仪，中国人到外国按外国礼仪没有任何欺负的成分，有何不妥?…… 我陷入了沉思。以自由贸易自居的西洋人有权强迫他人贸易吗?美国，欧盟今日不也是禁止出口高科技产品给中国，中国能强迫它自由贸易吗? 贺卫方这个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怎么了?他的思维果真如此弱智?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若中国的学者都如此思维，真令人不寒而栗;若中国的政治家都如此思维，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四、 阉割亚当斯密：学术道德腐败比萨缪尔森有过之无不及 弗里德曼继续论证美国创造了的奇迹，靠的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国富论》和《独立宣言》：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23] 他和萨缪尔森一样，用亚当斯密这段话来证明所谓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是市场经济和谐的规律：“《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指明了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24] 显然，他和萨缪尔森一样阉割亚当斯密的思想，因为亚当斯密仅仅论述了市场经济中有私人资本自利利他的现象，但从未论证这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原则、原理，规律，并不认为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反之，认为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根本矛盾的，并对私人资本侵犯公共利益进行了强烈谴责： “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25] 如果说萨缪尔森无视亚当斯密对私人资本的谴责，断章取义(详见笔者《西方经济学必须纠正对<国富论>的断章取义》)，那么弗里德曼却胆大妄为，敢于在同一本书中，前面引用了斯密的这段话来证明所谓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紧接其后就敢用斯密否定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一致性，对私人资本的揭露谴责来为自己狡辩：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关税和对国际贸易的其他限制时，写道： ‘……“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明白的，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 斯密的这些话，现在仍然同当时一样正确。…… 亚当·斯密指责‘商人和制造业者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在他那个时代，商人和制造业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现在他们有了许多同伙。的确，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哪个人不在这一或那一领域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用波哥的不朽名言来说：‘我们碰到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责备‘特殊利益’，但当‘特殊利益’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责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对自己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因而，我们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其最后结果是，各种约束和限制一起向我们涌来，使我们大家的处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这些限制，我们的处境反倒会好一些。为别人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为我们‘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26] 此刻，弗里德曼对亚当斯密指出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矛盾性视而不见，反而狡辩说，对私人资本滥用自由权力的限制造成的损失会比放任私人资本滥用权力的损失大。可见，弗里德曼的学术道德腐败比萨缪尔森有过之无不及。 不过他的狡辩貌似有理，很快我们就会感谢弗里德曼，因为他杰出的研究发现，迄今为止，正是私人资本滥用自由权力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特别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严重的1929年经济危机大萧条。 不过他却把罪过归结到美国政府错误货币政策，而另一位诺贝尔获奖者萨缪尔森会证明他错了。两位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互掐，很有意思吧? 谁在说谎呢? 五、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造的经济危机的责任赖到政府头上 (一)、弗里德曼发现：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制造1920年经济危机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任何资本都是不受限制的。于是，强势资本总是操控市场，而最关键的大金融资本如果成为国家的中央银行，获得了政府机构部门的职能和权力，那么，就是将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不仅是官商勾结，而是官商一体了。而美联储就是这样官商一体，不是政府的政府，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政府。它成立之始，就大显身手，制造了1920年的经济危机。弗里德曼对此记载道： “联邦储备系统于1914年底，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开始活动。这场战争大大改变了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该系统建立时，金融世界的中心是英国。据说，当时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但同样可以说是建立在英镑本位制上。当初建立联邦储备系统，首先是为了防止银行恐慌并促进商业;其次是充当政府的银行。当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将在世界金本位制的范围内活动，对国外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去左右它们。 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金融世界的中心。世界有效地建立在美元本位制上，而且，即便是在战前的金本位制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也还是这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地对国外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无足轻重的机构。它已成了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货币结构的独立的巨大力量。 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参战后，不论是好还是坏，总之，联邦储备系统显示了其巨大力量。象在以前的(和后来的)战争中一样，为了筹措战费，印刷机又被派上了用场。不过，联邦储备系统使用印刷机的手法，要比以前的政府机构更为老练和隐蔽。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用联邦储备券支付，使财政部能用储备券交付一些费用，只有在这时，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使用印刷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时，只是在帐册上给后者记一笔存款，以此作为付款。财政部用这些存款的支票支付它购买的东西。当支票接受人把支票存到他们自己的银行时，这些银行又把它们存到联邦储备银行，这样，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就转给了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储备金。储备金的增加，使商业银行系统得以不断扩充，这种扩充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它们自己购买政府公债或是贷款给它们的主顾使他们能够购买公债取得的。用这种办法，财政部得到了新创造出来的货币来支付战费，但增加的货币大都以商业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通货的形式出现。采用这种方法巧妙地增加货币数量，并没有防止通货膨胀，但它确实有神不知鬼不觉的作用，掩盖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减少或是延缓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战争结束以后，联邦储备系统继续迅速增加货币数量，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但是在这一阶段，增加的货币不是用于政府开支，而是用于资助私营企业活动。我们整个战时的通货膨胀，有三分之一是发生在不仅战争结束而且政府的战争开支赤字也已结束之后。联邦储备系统很晚才发现它的错误。发现后，马上作出了强烈反应，把国家投入了1920-1921年为时不长但很严重的萧条。”[27] 从弗里德曼的记载分析可见，是美联邦储备系统制造了1920-1921年这场危机。 (二)、弗里德曼还发现联邦储备委员会制造了1929年大萧条，却归咎于政府 弗里德曼的研究卓有成效，他还发现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制造了1929年大萧条： “流行的看法是，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10月24日。那天是星期四，天阴得非常厉害，纽约的证券市场崩溃了。其间经过几上几下，最后证券价格在1933年跌落到1929年那令人眩目的水平的六分之一。 证券市场的崩溃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萧条的开始。企业活动在1929年8月，即证券市场崩溃前两个月就已达到了其顶峰，到10月时已经大大减少了。 崩溃反映了经济困难的不断增加，反映了无法维持的投机活动的破产。当然，一旦发生崩溃，它就会在企业界人士和其他曾对新时代的到来寄予无限希望的人们中间散布疑虑。它使消费者和企业经营者都不愿花钱，而希望增加他们的流动储备以备急需。(自由放任的投机游戏无法继续玩下去，崩盘了——引者评) 联邦储备系统随后的做法，更加重了证券市场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崩溃发生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几乎是出于斯特朗时代养成的条件反射，立即自行买进政府公债从而增加银行的储备，来缓和冲击。这使商业银行能够向证券市场上的公司提供额外的贷款，并从它们那里和其他受到崩溃的不利影响的公司那里买进证券，以缓和冲击。但是，斯特朗已经死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想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它迅速行动，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遵守纪律，后者屈服了。此后，联邦储备系统的做法就同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先的经济衰退中的做法大不一样了。它不是积极放松银根，使货币供应量多于平时，以抵消收缩，而是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听任货币数量慢慢减少。在1930年末到1933年初这段时间里，货币数量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与此相比，1930年10月前货币数量减少的幅度仍显得很小，仅仅减少了2.6%。不过同已往相比这个幅度却很大。的确，同以前的衰退相比，不论是在衰退期间还是在衰退之前，几乎哪一次货币也没有减少这么多。 证券市场崩渍的余波和1930年间货币数量的缓慢减少，最终导致了一场相当严重的衰退。即使那次衰退在1930年末或1931年初就告结束——如果不是发生货币崩溃的话，它本来很可能会是那样——它也会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衰退。”[28] “银行成批倒闭，仅1930年12月一个月，就有三百五十二家银行倒闭。 如果没有建立联邦储备系统，而发生挤兑风潮，那么，毫无疑问，银行会采取1907年采取过的措施，即限制付款，这种限制会比1930年最后几个月实际实行的要严厉得多。但是它会防止银行储备金的流失，几乎一定会防止后来1931、1932和1933年的银行大倒闭，正如1907年的限制很快就制止了当时的银行倒闭一样。的确，如果真是那样，美国银行也许会重新开业，就象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在1908年那样。恐慌过去，信心恢复，经济很可能在1931年初就开始复苏，就象在1908年初那样。 联邦储备系统的存在阻止了银行采取这种激烈的治疗措施：直接地是因为大银行的担心减少了，它们相信向联邦储备系统借钱可以使它们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事实证明它们错了;间接地是因为整个社会特别是银行界相信，现在有联邦储备系统对付挤兑风潮，再不需要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了。 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提供好得多的解决办法，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公债。这将为银行提供额外的现金以应付它们储户的要求。这会制止大批银行倒闭，至少是急剧减少倒闭的银行数目，防止公众把存款换成通货，从而不致使货币数量减少。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犹豫不决，采取的行动很少。总的来说它是袖手旁观的，听凭危机自由发展——在后来的两年中，它一再重复这种行动方式。”[29] 弗里德曼在谴责联邦储备系统(他一直将联储委员会当做是政府部门[30]—引者注)不干预市场，显然此刻，这位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师主张政府干预市场“自由的发展”了! 联邦储备系统为什么不救呢?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政府，是私有企业，凭什么救你呢?除非自己认为救市对自己有好处，就像2008年那样，可是那时的美联储还没有回过神来。弗里德曼使劲的揭露联储委员会这个“政府”的不是，却使劲的反证自己的观点的错误。 “在1929、1930和1931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反复敦促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购进债券，这是联邦储备系统本应采取的关键性行动，但它没有采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并不是因为这些建议不对头或行不通，而是因为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不愿意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结果只得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混乱而犹豫不决的领导。”[31] “事实是清楚的。从1929年8月到1931年8月，即通货收缩的头两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这确凿地证明，美国是萧条的发动者。”[32] “……联邦储备系统的失败，产生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得以对地区银行进行更多的控制。”[33] 弗里德曼为了论证自己的正确性，将美联储的错误栽赃给美国政府： “不幸，增加权力、威望和办公处的装璜并没有相应改善工作。自1935年以来，这个系统主持了——而且大大促进了——1937-1938年的大衰退、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以及从那时以来起伏不定的经济，通货膨胀时高时低，失业时增时减。每一次通货膨胀的高峰和每一次暂时的通货膨胀低落点。都一次比一次高;平均的失业水平也逐渐升高。该系统没有再犯它在1929-1933年犯的那种错误——容许或促进一场货币崩溃——但它犯了相反方面的错误，促使货币数量过分迅速地增加，这就助长了通货膨胀。此外，它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不仅制造景气，而且也制造不景气，有些是温和的，有些是剧烈的。 该系统只在一个方面完全保持始终如一。它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非它所能控制的外部影响，而把所有有利的情况都归功于自己。它就是这样继续助长那个说私人经济不稳定的神话，而它的行为则继续证明这个现实：政府是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34] 弗里德曼在其巨著《美国货币史》中记载分析更为详尽，在第一章绪论中他总结道： “美妙的时代在1929年嘎然而止，那一年正经历预示大萧条的低迷时期。在它的起始阶段，除了货币存量轻微的下降，这次紧缩在货币方面和早期的紧缩一样。除严重紧缩外，无论紧缩或扩张，货币存量通常还是在上升，虽然在紧缩过程中增长率很低。但是紧缩的货币特性在1930 年后期急剧改变，几家大银行的破产导致随后出现了一系列银行流动性危机，包括空前规模的挤兑和银行倒闭，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以及美联储对事件的反应强化了银行业的倒闭风潮，即便他们没有将复苏的可能扼杀在摇篮里，那么他们也没有把握住复苏的最后一线曙光。”[35] (三)、两个诺贝尔获奖者对掐：谁在说谎? 综上所引可见，弗里德曼之所以不余遗力的强烈谴责美联储委员会是因为他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而他认为联帮储备委员会是政府机关。 可笑的是，他就像唐吉可德大战风车一样，搞错了对象。 联邦储备系统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组成。前者是十二大地区私有银行，后者是由这十二大地区私有银行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虽然有美国总统任命7名委员，但是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投资与股份，按公司的运作规则，股东才有决定权，因此，政府代表不过是代表政府发表一些参考意见而已，其主要还是为美联储装潢门面，欺骗公众，误以为这是政府机构，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实际根本不是美国政府机构。 萨缪尔森对此有特别解释： “在考察联邦储备系统组织机构时，有人可能会问：联储属于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政府部门中的哪一方? 回答是：‘不属于任何一方。 从法律上讲，十二大地区储备银行都是私有的。而作为一个整体的联储则又实际上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来进行活动的’。 联邦储备系统在名义上是一家公司，为所有作为其成员的商业银行所共有。但在实际上，它却是一家公共机构。它直接对国会负责并细心听取总统的建议，一旦它以盈利为目标并且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服从公共利益。”[36] 萨缪尔森承认了十二大地区储备银行都是私有的，其联合体同样也是私有的公司，并以盈利为目标。由于美国当初没有国家中央银行，于是它们就取得了本来是国家机构中央银行的地位。 萨缪尔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实际上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来进行活动的”。因此，由于它私有的性质，它绝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那样，真正在“一旦它以盈利为目标并且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服从公共利益。”因为这违反了资本以盈利为目标的本性，萨缪尔森此说和弗里德曼一样都是在美化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美国政府根本就管不了美联储，美联储就是完全独立的： “然而首要的是，联储是个独立机构。尽管联储细心地听取国会和总统的意见，甚至服从选举和任命的结果，但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最终还是要根据它自己对国家经济利益的看法来决定货币政策。所以，联储有时会与行政部门发生冲突，几乎每一位总统都曾经对美联储的政策提出过建议。若联储与行政当局的目标发生冲突，则总统有时也会有严厉的措辞，然而联储通常总会很有礼貌的听取意见，但仍然会选择他们自己认为的对国家最为有利的做法。联储的决定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左右。”#FormatStrongID_38# 既然联储的这种私有公司的性质，即使总统国会都仅仅只能提提意见，“决定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左右”，那么，弗里德曼将制造大萧条和通货膨胀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对政府干预经济造成了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攻击就像唐吉.可德大战风车一样的可笑。 萨缪尔森对美联储的说明一下击毁了弗里德曼对政府的指责，两个诺贝尔获奖者无意之间形成了对掐，谁在说话?这次显然是弗里德曼在说谎(美联储性质详情请参见宋鸿兵《货币战争》第一卷)。 萨缪尔森都知道美联储的这种私有公司的性质，弗里德曼难道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种解释：他们为了证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确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使用权威帮助证明自己就怎么说，哪有什么学术道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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