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1，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第一，根据杨剑雄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风＋“扬”右侧）、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搞乱。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作为刘少奇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确实是不足的。但还有刘作衡（刘少奇的胞兄）的亲笔供词证明：民国十四年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押在监狱处廿多天。赵恒惕送他一部书并要刘少奇出狱后不在湖南搞，离开湖南。刘少奇答应不在湖南搞，出狱后就走了。 第二，但为什么刘少奇要刻意回避与杨剑雄的关系呢？ 刘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亲笔电报说：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 而事实却是： 一九二五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时，杨剑雄去看守所会见了刘少奇，后来又根据刘少奇的要求在长沙刘少奇的居处会见了他的妻子何葆珍。刘少奇出狱后与何一道到杨剑雄的家里表示感谢。 一九二七年正月，杨剑雄又在武汉会见过刘少奇。 杨少岩证明：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他。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杨剑雄供词称：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在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杨剑雄给刘少奇的信。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系王光美亲笔。此信证明，解放后刘少奇还知道杨雄的情况。 一九五一年，杨剑雄到北京找过刘少奇。 刘作衡交代：1951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刘少奇。我说以前你保过刘少奇，要找你去找。 难道说这就是刘少奇说的：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吗？他这样说究竟是企图隐瞒什么呢？ 2，关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内奸活动”问题 关于刘少奇在武汉时期充当内奸活动的证明材料，主要是由丁觉群、董锄平、成柱周等人在一九六七、六八年提供的。据说，后来这些人又有翻供的表现。 这个问题只能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吧！ 3，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 第一，这个案子证明人比较多，其中： 孟用潜，他原来供认刘少奇和他自己都自首叛变，后来又翻供了。 丁基实，他提供的是听别人说的材料，后来复查时翻供了。 关辅金，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的助理技师，提供抓捕、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 徐廉奎，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的庶务主任，提供抓捕、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 陈元祯，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警察，原来提供在工厂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关庆云，一九二九年充当奉天省会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长，提供省会公安局白局长谈刘少奇一案的一些情况证明。 刘青第，一九二九年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原来提供审讯情况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刘多荃，一九二九年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原来提供张学良处理这个案件的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关辅金、徐廉奎、关庆云三人在复查时已病死，如果不死，他们肯定也会翻供的。如果说，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可以把假说成真；同样，这些人在复查中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也可以把真说成假。 仅有口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真凭实据。 第二，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当时刘少奇一案究竟是一个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还是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 根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洲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报导 共产党员潜入奉天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夥逮捕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 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 纱厂支部完全溃散，原和少、孟同时被捕之某工人同志，判罚四十天拘役。该同志十分简单，咬出许多秘密，决定开除其党籍。告密之崔某当然开除。 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要王光美抄写的简历底稿。 刘少奇将一九二八年八月说成一九三零年春，将“被一叛徒出卖”，亲笔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 敌人的满洲日报，中共满洲省委两个报告均记载了奉天纱厂党组织被破坏和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的问题。刘少奇和孟用潜是由于叛徒崔凤翥与敌人勾结，支部书记常宝玉叛变出卖而被捕的。事实说明：敌人当时已经知道，这个案子是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而不是一般的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 一九五二年以前，刘少奇在自己的简历中也明确承认是“被一叛徒出卖”，为什么到了一九五二年又要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呢？ 刘少奇自己很清楚；如果是“被一叛徒出卖”，那就是一桩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而且有人证物证，敌人就不可能轻易地把他们放出来；如果是“在罢工中”被捕，敌人又“找不出证据”，那就是一桩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拘留一、二十天就可以放出来了。 那么，这两种不同说法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八届十二全会的小组会上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右倾思潮的批判。 为什么在这次全会上要继续批判二月逆流？ 首先是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当时在社会上、在党内、在高层，确实存在着一股右倾翻案、右倾分裂的势力和思潮。毛泽东在全会第一天的讲话中就指出：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 其次是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大会的需要。尤其是即将在九大上新产生的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统一。 这并不是什么由于少数人搞阴谋故意整人： 第一，毛泽东在开幕会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第二，康生、江青、谢富治、姚文元等人十月十八日在第一小组的发言肯定是由大会领导机构安排的。 第三，接着，周恩来又亲自在大会上就二月逆流作了系统揭露。 第四，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付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 第五，在全会的会议公报中也明确指出：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六，全会以后，中央批准了上海关于传达会议精神的意见：“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这些人物的假象很迷惑一些人，比如，陈毅同志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静安区一个党员听了传达，在本单位学习小组上通了一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因为社会上流传陈毅的好话很多，什么有战功，能文能武，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等待帝、修、反四面进攻，头发都等白了”，不愧是英雄。等等。甚至完全颠倒黑白，把他的错误，罪名说成功劳，什么陈毅揭发了苏修搞颠覆的阴谋，陈毅在中央苏区是支持毛主席、把毛主席请回来的。等等。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朱德同志是上了小学课本的，有的工人说，我从小就念颂扬他的课本。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干部和群众，大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揭发了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将另行整理上报）。国防科委系统原来为聂荣臻的问题打内战，是上海老大难单位最多的。现在有些单位开始联合了。郊区各县和市区部份单位。对二月逆流中解放军支左的错误，议论较多，把几个老总的问题说清楚，反而有利于军民团结，至于选“九大”代表，群众一方面认为陈毅不能当外交部长，不能当中央委员，要求将陈毅弄到上海来批判，消毒；另方面也说只要毛主席指示，我们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参加九大。为了适当保密，我们规定了不写标语、大字报、不印传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违反纪律的。 2008年10月7日初稿 2011年12月15日修改 2013年9月27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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