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率领广大工农群众向反动势力进攻。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也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在出卖了工人武装，使武汉工人阶级在反革命屠杀面前变成赤手空拳之后，刘少奇无耻地喊叫：“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也交了，我也放心了”。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住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去九江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这一次的大叛卖，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三省的前夜。当时，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南方英勇作战，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刘少奇的大叛卖，不仅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大军阀张学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需要，而且直接地破坏了东北三省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直接地配合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需要。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以上，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罪行，都经过反复查实，证据确凿，铁案如山。长时期以来，刘少奇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掩盖他的这些罪行。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写的简历底稿中，把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履行投降条件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把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被一叛徒出卖”投敌，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职权，对他叛变投敌充当内奸的知情人，大批的加以包庇，重用，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等人，则杀人灭口。刘少奇还指使叛徒安子文等在解放后秘密销毁许多敌伪档案。然而，这一切，今天都已完全破产。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丑恶面目，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外，广大革命群众还揭发了刘少奇许多极其严重，令人愤慨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个叛徒，公开发表“反共启事”，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此案，已由中央核实定案，在全党公布。又如，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勾结大卖国贼蒋介石和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养甫，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鼓吹“议会斗争”，瓦解人民解放军，积极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一九四六年，刘少奇通过美特孟用潜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司徒雷登勾结。一九四七年二月，刘少奇同北平美国战略情报处派往延安的美特王光美结合起来。一九五○年五月刘少奇还亲自派他的舅子美特王光琦去香港，向美帝中央情报局“供给不少价值很高，颇得美方重视”的情报，等等。至于刘少奇在全国解放以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及在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勾结帝，修，反，充当叛徒，内奸，工贼，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的罪行，揭发的材料，都极为广泛，具体，深刻。对于这些材料，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核实，将另作报告。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现把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变活动的罪证附上，请予审查。
三、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原件注有：“康生、江青、文元、富治同志十七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的重要插话要点（记录稿）”。〗 康生同志：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十六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文元同志：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徐向前二月十三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文元同志：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嘛！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撤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那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文元同志：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同志：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同志：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同志：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文元同志：自己暴露自己。 富治同志：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同志：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同志：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救火”的了。 康生同志：“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富治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同志：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他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国焘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对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二十五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陈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文元同志：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 （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同志：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九个，第九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编者：似应为董良翮）。“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太残忍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连国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富治同志：“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十个。“联动”也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故“联动”问题完全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中央文革不仅没有提出捉人问题，相反的倒问过几次不要多捉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将“联动”一律放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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