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八、杨余傅事件
一、毛泽东要杨成武随从南巡
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之后，杨成武去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对他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了。” 看到林彪的口气很强硬，杨成武只是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说东道西。 在对待老干部、老帅问题上，林彪觉察出杨成武并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了，问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杨成武当时也在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一”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受命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次回到北京，叶群见了杨成武。当时林彪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的口气很是热情。 杨成武和她客套几句，自然也就问到林彪的情况。叶群马上接了茬：“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吗？” 杨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 杨成武因此得罪了叶群，也得罪了林彪，他们认为杨成武封锁了他们。 在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日子里，杨成武对林彪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距离，林彪已经感觉到了。
一九六七年 “八一”建军节过后，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向毛主席报告的问题，综合整理后，于8 月3 日上午，又一次飞往上海。 3 日下午5 时45分至8 时50分。在毛主席的住处，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打算，与开封市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以及林彪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等等。 8 月4 日，中午12时半至下午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１点，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周总理让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 杨成武到了北戴河，向林办通报说来向他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先等着，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听汇报再叫你。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才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深夜和杨成武等人谈话。 那天，毛泽东的秘书通知杨成武，晚上开会。 杨成武问：“什么议题？” 秘书说，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讨论以后几个月的任务。 晚上10点25分，杨成武走进毛泽东的会议室时，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人已经到了。 会议从10时30分开始，杨成武没有想到会开到次日凌晨1 时10分，花了近3 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湖北等地视察。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他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9 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车站。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 要求他们整理时既不重复，又力求详尽、具体，并且尽可能把主席的原话都整理进去。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总理、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的指示，要杨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杨成武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总之，凡是记得的，本子上有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文稿转发全国各地，并在《重要指示》正文前面，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1967年7月，根据林彪的指示，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 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旭君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1967年9 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 第二天陈伯达打来电话，他也是福建人，两人说话用闽南话：“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我看过了，也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可以发表，我看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回答说：“这恐怕不合适，文章是别人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用你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很为难，他就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 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１０１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绝对权威的文章，陈伯达同志已经改过了，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１０１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 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文章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 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1967年11月3日，“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 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湖南请示报告的批示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毛泽东在该件做了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了36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举行审查样板戏晚会，由刘锦平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出席。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出席，杨成武事先没有通知，临时请林彪到会。
一九六八年某月，黄永胜把一份关于叶剑英等密谋政变的情况简报批给叶群。 1967年6月，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这个请示报告所附的第一号调查方案即是调查叶剑英1934年在江西筠门岭战斗中被俘问题。 军管会负责人给黄永胜、刘兴元的密信 刘兴元密报给黄永胜的关于叶剑英被俘问题材料的密信 黄永胜的亲笔批件 1968年某月，文年生专案得到线索：叶剑英和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开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黄永胜与江燮元（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在1968年4月6日的谈话记录 关于叶剑英等密谋情况简报 黄永胜把这份简报批给叶群的文件 林彪办公室秘书李春生、保密员李根清的证言 （1980年12月3日下午3时，第二特别审判庭开庭审判黄永胜，伍修权主持审判活动。）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对吴法宪说：赵子珍和余立金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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