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 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有可能要早些。 “三新”、“二司”(湖北两个群众组织)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 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 .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 “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毛泽东对军队在支左时抓了一些造反派的头头是不满意的。他明确主张政府和当权者应当少抓甚至不抓,由群众自己去抓。他批评武汉军区的司令说:陈再道不高明,不动脑子。这下动脑筋了。但又说:不管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毛泽东并不把干部的所谓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他多次声称: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毛泽东以征询的口气问大家:要陈再道检讨,能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他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 说完,他又重复一句: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对军区如何处理好两派之间的事,采取什么方式,毛主席想得很周到,他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毛主席问到会的人。有人回答:军训反过去了。毛主席并不相信这种回答:反过去,还是反过来? “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毛主席问汇报情况的同志。 “他们提出,全线反击。”汇报组的人回答。 “那是中央苏区的口号,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但是考虑到群众的心情,毛泽东还是指出: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搞一个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毛主席对群众提出“打倒陈再道,打倒刘培善”的口号,提出:“不要太看重。”“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武汉三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新’、‘二司’的报纸抢着看,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毛泽东的话里,是有倾向性的。 毛主席对谢富治、王力说,对湖北,省市委的干部,也要找一些谈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晚,周恩来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 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18日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三钢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谢富治在武汉“二司”司令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 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军区连续几天会议的总结讲话,也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正式、基本态度;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亲自拟订,且由毛泽东在17日看过。 周恩来说:“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 会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八时。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地召集重要会议。 参加的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杨成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会议的中心是研究如何解决湖北和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两派斗争问题。 毛主席一见到陈再道、钟汉华就和他们热烈握手,亲切地招呼他们坐在主席的身旁,然后问道:你们怎么样?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随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我1 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的身上来了。”毛主席看看坐在身旁的军区领导说:你们没有那么厉害,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的错误严重。湖北与河南、江西比,没有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军事机关。1 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4 月6 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造反派又得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了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筹委会的小报,他们约束了,下了命令了,不要乱开枪。河南还在打。 谢富治汇报他们到了武汉那些革命群众组织总部时,毛泽东当即批评说:“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我们都平衡了。”王力说。 毛主席问陈再道:“武汉形势不错嘛,你们打算怎么解决?”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回答。 毛主席一听乐呵呵地说:“方向路线错误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谁都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陈再道听了毛主席讲的这番话之后心情平静了许多。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毛主席不同意陈再道提出的处理方法,并指示说:“要做好工作,首先做好部队的工作,光你们两个人(指陈、钟)不行,有的人不听,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市委的干部、人武部的干部要说通,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不痛痛快快也不要紧,要求几天转过来,你们太急了。” 毛主席给陈司令出了个好点子:“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在“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陈再道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出面讲话。” 王力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于这种情况甚是明白,指出“要同工人总部做工作,要拥护军区。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指中央文革的人)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讲到这里,毛主席要谢富治、王力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组织,做好思想工作。 会上有人谈到“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似乎有点冷淡,也有点慌的样子。 毛主席说:“‘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人去开会不那么的,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吧!不能说他都是坏的吧。” 毛主席又说:“我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 说到“百万雄师”内部很大部分是工人时, 毛主席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招待所(指主席住的东湖宾馆)两派,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够合进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市成立革委会,原先就是急。” 周恩来立即插了一句:“后来推迟三个月。” 毛泽东说: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这里(指招待所)加入工总的也只是说陈再道有错,不是打倒的问题。“三新”就那么厉害?什么“打倒”、“解放”、“油炸”、“全线出击”哟等等,不能全信。 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组织。” 会上谈到湖北省的干部,说江毅影响好、赵修问题多、徐道齐可以、杨锐可以时, 毛主席明确指示:“都打倒,我不同意。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有什么罪?王任重申辩说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些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了,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去批。” 这时,有人插话:主席说的万万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自己承认了,谁给你平反呢?王任重死抱着自己不承认。 毛主席说:“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同陶铸关系很密切,有些人等打起仗来就可以看出怎么样了。” 会上有人说到新华工学生都是戒备森严、全副武装时,毛主席感到有点惊奇,说:新华工还这么森严?江西为什么基干民兵可以有枪,为什么红卫兵不可以有枪。毛主席有点为红卫兵鸣不平,他说,如果刘培善有气魄,就把民兵的枪支收回来发给红卫兵。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和湖南。 会议最后又集中到如何解决武汉的问题。 毛泽东指示: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责任在上面,在军区,下边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军队就是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基本上是好的。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毛主席明确指出,抓朱鸿霞不得人心。叶冬初有点水平,受一点压迫好。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人受一点压迫好,蒋介石压迫我们,就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一绝食就紧张起来,才不要呢!到现在绝食没有一个死的。有人问我,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有绝食的,我说因为社会主义不完全,还要革命,要部分推翻,不要全部推翻。1 月21日军队支左介入,以后搞了八条,对这个八条如获至宝。军队抓人多了,以后呢?搞了十条,正是夺权介入,八条的时候军队锻炼一下好! 毛主席当着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的面,指着谢富治、王力等人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一个‘百万雄师’,军队机关,怕他们造反。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他们内部也可能发生内战。”谢、王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这时周恩来插话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责任在军区领导,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总理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周总理在讲话时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主动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他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毛主席还说: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声明发表后,问他们拥军是真还是假?先开万把人的干部会检讨。世界上的事情,这几个月来,一年来什么怪事都有了。章伯森、刘瑞林有些什么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不这样,那我就瞎了眼。 会上毛主席得到报告,说北京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去斗。 毛主席说: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有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刘少奇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的。 毛主席说: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毛泽东最后对军区领导同志说: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空军、兵种都冲过。这回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所以有二次革命,搞调和复国论。 这个会议,开到晚上十点半结束。杨成武当时认为开得很好。毛主席把解决武汉问题,从方针、原则到具体步骤、方法都安排妥了。只要认真落实,问题并不难解决。参加会议的人,对毛主席这样安排,都表示赞同。 陈再道、钟汉华尽管对要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但看到毛主席并没有要打倒他们的意思,因而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散会后,他们向毛泽东敬礼告别时,毛主席还很客气地送他们到走廊。 在走廊上,遇到几位招待所的服务员,毛主席立刻把他们招呼过来,笑着向他们说:“认得陈司令吗?再不要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毛主席并要他们和陈再道一一握手。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陈、钟在主席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 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连夜就回北京了。 陈、钟亲自去释放了被拘禁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朱鸿霞和胡厚民;并让军区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在就被泄露了 总理刚走不久,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后又迅速传到社会上。 (对于这点,钟汉华后来检查这样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独立师常委研究决定 19日上午向各团级干部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实际上,当夜会议精神就由蔡政委传达到独立师机关团级干部。 蔡政委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是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大家的汇报。钟汉华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 传达会议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上扬。 牛师长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 面对干部的不满,蔡、牛要求“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 “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18日深夜会后,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蔡炳臣家。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周忠叫管理员阎某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了会议,突然扩大了原定传达范围。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独立师部分单位已经将精神传达到战士,再由战士、军代表散布给“百万雄师”的群众。 19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及刘丰、萧前到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 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并激情地表示“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 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诚恳表态,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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