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一九六七年五月着重批判黑《修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大批判的谈话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批判文章文字要短。一、二千字，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有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加写的二段话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世界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修养》一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一定要讲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作者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在《修养》一书里着重讲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胜利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人，在这里总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吧！没有，没有，还是一句也没有！可见，他所说的“长期的改造时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所说的“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很显然，《修养》一书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欢呼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的发表》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现在公开发表了。这些重要文件的彻底革命的批判精神，大破大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象一根光彩夺目的红线，贯彻始终。 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大破旧戏舞台上和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那种否定工农兵、颠倒历史的反动现象，尖锐地指出：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要再颠倒过来。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狠抓武装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为我国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夺取全国胜利作舆论的准备。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时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大破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大破奴隶主义的《武训传》，大破唯心主义的《红楼梦研究》，大破戏剧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大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大斗争。这是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大破大立。一切革命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大批判、大斗争的目标，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拿起笔杆握紧枪，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强大反击。这是我国文化革命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武器，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利用“文艺”之类的糖衣炮弹来征服人心。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这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必须争夺的前哨阵地。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要篡党、篡军、篡政，总要先作舆论准备。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敌人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就要高度重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及其总后台，夺回他们窃取的领导权。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正如《座谈会纪要》指出的，“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不仅要用枪杆子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要拿起笔杆子，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泛滥。我们既要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作冲锋陷阵的勇士，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作勇敢坚强的突击手。伟大统帅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拿起枪杆子，又拿起笔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紧紧站在一起，任何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都将被我们彻底粉碎。 （五）一九七六年六月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 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陈伯达在文艺界“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会”上的讲话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总攻击。我们这次召开的大会，是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支持包庇的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起总攻击、总清算的信号。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总进攻，在大斗争大批判中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文艺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这就是当前我们首要的战斗任务，也就是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大方向。 有人会说，你们这是“和稀泥”，你们这是“捏合”。不对！什么叫和稀泥？不抓大方向，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才叫和稀泥。今天的大方向就是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今天最大的原则，就是要牢牢掌握住这个大方向；今天最大的是非，就是掌握这个大方向的是和违背这个大方向的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握住大方向，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斗争大批判，怎么叫“和稀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林杰的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 不能用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奴隶主义。奴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极端相反的，但是，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在世界观上，都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奴隶主义主张盲从，不要真理；无政府主义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无政府主义奉为绝对，同样是不承认真理，主张盲从。我们既反对奴隶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更反对用打倒一切政权、反对一切组织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去代替奴隶主义。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六）一九六七年七月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指出：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文章：《痛打落水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革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为彻底摧毁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斗争！这是当前北京市一切工作的纲，是全市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京日报》社论：《革命大批判的模范》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斗争、批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开辟了十几个战场，举行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一大批人包围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怎么劝都不肯走，还要发起绝食，就算是听劝走了一部分人，其他人又开进来了。这个事情，的确不是中央指示的，是在批判刘少奇的舆论背景之下的自发行动，包围的时间很久，在中南海安营扎寨。原先建工学院有一派学生是支持工作组的，也是拥护刘少奇的，说刘少奇去学校是他们的光荣，后来批判刘少奇的气氛一起来，他们就一百八十度转弯，表现得更左，不仅要与刘少奇划清界线，还提出不揪斗刘少奇就不收兵。 陈伯达还亲自去看了，回来说看见帐篷里头男女学生拥抱接吻，有安家的取向。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晚八时。毛泽东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地召集重要会议。 会上毛主席得到报告，说北京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去斗。 毛主席说：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有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刘少奇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的。 毛主席说：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一九六七年七月720事件之后，中央文革内部讨论，让包围中南海的组织进来斗争不行，我们内部人自己斗，给外面拉上广播线他们听录音，听完录音之后都撤走，安排内部斗争会的目的是为了让外面“揪刘火线”的群众撤走，大家先已经达成初步的妥协之后，中办报告我。当时汪东兴不在北京，由我兼中办主任，我不能决定这么大的事情，于是写出方案，请中央文革和总理批示，总理他们都画了圈。出乎意料，陈伯达在报告上批了“斗争刘邓陶及其夫人”，这个话大家都觉得不妥，斗争刘邓的老婆没有问题，但是，斗争陶铸的老婆曾志大家都觉得不好，曾志本人没有什么不好的言论和行动，而且她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这样不好。方案批准之后，就谢富治副总理去具体实施，他做了规划在中南海西门向大家宣布的。 （审判四人帮之后，那些专案组的人把斗争刘少奇这个事儿算在我头上，说报告上面没有总理的名字，我说据我知道当时大家都批示同意的，他们说康生报告过主席，主席不同意面对面的斗争，我说我当时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他们还说把刘少奇头上打个大包，还说是用语录本打的，我最后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完全是草包一个，这么大的事情有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决定吗？责任都推在我头上，有这个必要吗？而且你们满嘴里怎么怎么宽大，你们能够判我无期徒刑？承认不承认不都是十八年吗，反正我还蹲几个月就要出去了。） 除了对刘少奇的正式批斗会之外，还有群众组织要求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在看大字报的时候，有人质问他一些事情。还有人要求邓小平也出来看群众的大字报，他的秘书王瑞林总是娴熟地挡驾，说首长在休息，等他起床之后转告。有些群众质问王瑞林，他就很诚恳地说，我是当兵的，不懂什么，来给首长当秘书也是组织派来的，要是认为我不合适，可以把我调走。邓小平相当感激他，后来给他很大的权力，江泽民当了总书记，据说还要听他的。而群众要求王光美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的时候，王光美自己有欠账，就没有王瑞林那种硬气了，总是很快就通知刘出来。刘王对底下的工作人员不好，运动来的时候，起来造反和揭发的人很多，他的秘书姚力文也揭发不少。 主席一直讲对邓小平要有所区别，批判的时候给他个凳子坐着，刘少奇和陶铸则站着接受批判，整个批判会顶多两个小时，大家上去发言批判他们，会场做了录像和录音，时间太长了录音也没办法放给外面的群众听。（摘自戚本禹回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数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批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以后又有一些群众组织在中南海周边“安营扎寨”，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1967年7月9日晚8时许，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召集周总理等一些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毛主席说他要离京外出一段时间，并谈了他离京后的工作问题。江青一伙不让我随主席外出，理由是我是办公厅主任，走了谁来抓这一摊工作？主席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席说办公厅主任可以找人代理嘛！又说可以叫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主席说了话，就这样定下了。 主席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说：“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当时参加会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会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央办公厅工作会议，传达了“118”会议有关的重大事项，并要求大家认真贯彻执行。 1967年7月中旬，陈伯达在一件关于批判刘少奇的“请示报告”上圈阅同意，并将刘少奇三个字中“少奇”两字勾掉，又在“刘”字后面加上“邓、陶夫妇”四字。 当时毛主席住在上海。武健华同志得知戚本禹在组织大会批斗刘、邓、陶夫妇后，先后两次打电话报告了我，我当即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让我马上给周总理打电话，请周总理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总理说：“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和戚本禹讲讲。”我又把主席的指示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 戚本禹很不高兴地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家里的事由我来办。”说完就气哼哼地把电话挂断。 据事后了解，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他们还是阳奉阴违地组织人批斗了刘、邓、陶夫妇。 （根据汪东兴回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历史任务》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社论《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空军司令部 红尖兵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人民日报编者按： 红尖兵的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但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拉下马，让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但是，正如红尖兵的文章所说的，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就是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对他们这些腐朽的垃圾堆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不打不倒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毒根扎得很深。不彻底批判，他们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弄得不好，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绝对“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 进行这场大批判，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在大批判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边学习，边战斗。在大破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吧！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 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呢？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彻底完蛋”了呢？ 不能！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彭真给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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