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36--138章

第138章

“‘永久奋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

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

60年，70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

永久奋斗的目标。”

话说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说：

“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建立，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3等9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4月9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著名诗人、作家萧三，由苏联经乌鲁木齐、西安到达延安。 

前边第2卷已经说过，萧三原是去了法国搞勤工俭学。1923年，他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他和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一起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1924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

4月10日，鲁艺为庆祝建校一周年，举行了大型展览会，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两首诗参加了展出。毛泽东还为鲁艺题了词，他写的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经毛泽东批准，周扬任鲁艺院长。

4月10日傍晚，萧三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从中组部会议室开会出来，一见到萧三，十分激动，握着他的手说：

“啊，十多年不见了！”

说罢从衣兜里掏出“红炮台”香烟，给身边的人各发了一支，看看烟盒里只剩一支了，便抽出来递给了萧三，说：

“最后一支给你。”

“你自己呢？”

萧三说着要把那支烟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幽默地说：

“我将乞诸其邻。”

萧三随着毛泽东来到一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两人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敬了萧三一杯红葡萄酒。饭后，他俩谈到了新民学会，谈到了20年前一起在渤海大沽口冰上走了很远的旧事，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存在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他们还谈了许多学生时代的往事，谈到牺牲了的战友。毛泽东在谈到蔡和森的牺牲时，沉默了良久，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泽东又和萧三谈诗，谈文章。彼此都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无限欣慰。毛泽东对萧三的文学事业非常关心，他非常认真地说：

“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临别时，毛泽东看到萧三的烟瘾很大，就从书架底下拿出一筒自己舍不得抽的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进萧三的外衣口袋里。两人走出窑洞，满天星斗，毛泽东依学生时代的规矩，双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而别。

从此，萧三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座上客。不久，萧三被安排在鲁艺任教，还担任鲁艺编译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他自己也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每当萧三将他的作品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总是认真阅读，有时还提出修改意见。

萧三只身秘密回到延安，很想念远在瑞典的妻子叶华和未满周岁的孩子立昂。毛泽东亲自批示，将叶华母子接来延安。叶华到延安后，萧三带着叶华和儿子立昂多次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热情，每次都请他们吃饭。有一次，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叶华中国化了。”

且说4月15日，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他写的是：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4月19日，毛泽东再次为抗大题词，他写道：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群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了《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他说：

“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工、农、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后来抗大经过1年的辛勤耕耘，收获了粗粮244担，蔬菜2万斤。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且说在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在卫士蒋泽民的陪同下到延河边散步，见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播种，便放慢了脚步，哈下腰抓了一把土，放在手里攥了一下，又仔细地看看。待农民们种到地头，他就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种的是什么？农民们说种的是苞谷。毛泽东又问从哪里选来的种子？他们说从去年的苞谷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掏出一支烟吸上，微笑着问：

“你们种多少地？一年能打多少粮食？”

农民们见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便放下手中的种子和工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回答着：“种地不少，可山地多，平地少。如果雨水充足，打回的粮食除交公粮外，我们吃不完。如果天旱，打回的粮食仅够口粮。”

毛泽东又问：

“有优良品种没有？地里都施什么肥？”

农民们说：

“没有优良品种。地里上猪粪、牛粪、驴粪，掺合在一起施在地里。”

“粪上得很好，没有优良品种不行，你们到边区政府找农业厅长高自立要，他会给你们的。另外种地要倒茬，不倒茬不行，一般情况两年要换一次。”

一位老农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大兄弟，你讲的话在理，一定是种地的老把式了，我回去后按你说的办。”

蒋泽民忍不住介绍说：

“大爷，这是毛主席。”

“什么？”老农吃惊地倒退了两步，结结巴巴地问：“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

其他几位农民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老农激动地说：

“毛主席呀，您的心和咱庄稼汉的心贴到一块了。”

此时，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也都在自己的垦荒田里播下了种子，大部分还没有出苗，一些刚出土的小苗也都枯萎着身子。眼看到了5月份，天还没有下一场雨。

陕北黄土高原最怕旱，如果照这样再旱下去，就意味着秋天将颗粒无收，别说农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就是战士们望着刚开垦出来的地也急得抓耳挠腮。

一天傍晚，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垦田地边，望着山上农民们的土地说：

“天这么旱，山上的地就更旱了，快下一场透雨吧。”

这天晚上，天还真的阴了起来，黑云一层压一层，到了后半夜就下起了小雨。正在桌前煤油灯下工作的毛泽东隐隐约约听到了雨声，放下笔，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曲美妙的音乐，欣慰的笑容挂在了脸上。后来雨越下越大，他索性离开桌子来到门口，推开门观看。警卫员以为他有事，忙走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用手指了指天，笑了。

这场雨下了大半夜又大半天，直到次日下午才停。

晚饭后，毛泽东走出窑洞，高兴地对蒋泽民说：

“这场雨下得好哇，不知山上下透了没有？走，到前面看看去。”

蒋泽民跟着毛泽东走出了沟口，迎面碰上几个农民。毛泽东问他们：

“山坡和山上的地下透了没有？”

农民们高兴地说：

“山上山下全下透了。这雨开始下的小，后来越下越大，全渗到地下了。真是难得的及时雨啊！”

毛泽东放心地笑了，带着蒋泽民兴致勃勃地来到延河边，望着哗哗流淌的河水，突然问：

“泽民，你说这延河水里有鱼吗？”

蒋泽民被问得楞住了，他不愿意破坏毛泽东的好心情，就向走过来的一个老农请教：

“大爷，您说这河里有鱼吗？”

毛泽东也马上凑了过来，和这位老农攀谈了起来。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第一届工业展览会上，把兵工厂生产的第一支步枪拿在手中，掂了掂，瞄了瞄，异常兴奋。

5月4日，延安各界举行“五四”运动20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据记载：“一列列年轻的队伍，浪潮似的涌到延安城北门外的广场上，凝聚成钢铁的一团。从广场上，从广场旁边的青运资料展览室的附近，嘹亮的歌声，快乐的笑语声，汇合成巨大的喧哗，在泛滥着夕阳的红光和浮游着灰尘的空中震荡着，在酝酿着夜霭的山谷里回响着”。

在大会主席的报告完了以后，“有一个面色很和蔼的人，踏着稳重的步子，走上主席台。场上的空气立刻变了。人们热情地鼓着掌，发出心灵的呼唤。一个披着黑色头发的抗大女同学，闪着颤动的喜悦的眼光，喃喃地道：‘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毛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的演讲，题目是：《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个对一切人一切事物都关心的巨人的指示，深深地激动了青年。解放社的青年工人笑着，拿着红缨矛子的青年在笑着，扛着枪杆的青年战士在笑着，抗大、鲁艺等单位的青年学生在笑着。突然，有两把火炬冲开了群众，绕着广场，飞奔着一转又一转，象火龙开浪似地奔到主席台前，一小队茁壮的青年紧紧地挽着手，他们高掌着辉耀的火炬，有一个人挥动着粗壮的臂膀，奋然展开一面黑色的绸旗，上面闪烁着白色的大字：‘新中国的火炬！’一个女孩走出来，读她手捧着的一封信道：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延安市全体青年，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礼；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青年最好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实现您向我们青年所指示的任务。’

读完了信，她郑重地献给毛泽东同志。在广场的另一个角落里，升起了一盏红灯。这是告诉大家，一个新颖的野火晚会快要开始了。”

冼星海走上主席台，指挥大家唱起他根据毛泽东的嘱咐与塞克共同创作的新歌《生产大合唱》：“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5月5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在庐江东汤池，由渡江北来的叶挺军长主持成立了江北指挥部：以张云逸兼指挥，罗炳辉为副指挥，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为副主任。

同时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江北指挥部前委。

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在新四军第4支队内部展开了揭露和批判高敬亭的斗争。这场斗争，对肃清部队的军阀主义倾向、推动东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最后将高敬亭作为阴谋叛变分子，申报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批准，予以错误地处决了。

各位读者看久了未免乏味，笔者在这里插叙一个粟裕将军的婚姻趣事，以娱诸君。

就在1939年这一年，新4军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初次结识詹永珠，她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楚青。楚青是江苏省扬州人，生得是聪明伶俐，且喜爱看书。粟裕第一次见到楚青，可谓是一见钟情，他立刻给楚青写了一封夹有自己照片的求爱信。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青竟然把他的这封求爱信撕得粉碎。后来，粟裕和楚青经历了两年的感情波折，这才“有情人终成眷属”。在1941年12月26日，粟裕和楚青结为终身伴侣。

且说5月5日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看望萧三，萧三出迎。毛泽东说：

“特来专程拜谒。”

萧三说：

“真不敢当。”

他请毛泽东来到他那间位于山下空坪的平房里。这是新盖的3间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还像同学一样和萧三说话。他们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他们所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毛泽东问萧三：

“苏联对《聊斋》有何评论？”

萧三说：

“没有读到什么评论，只知道这部书的译者是苏联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也夫，他请当时在列宁格列东方学院教中文的曹靖华替他校正译文，每章只付给5个卢布的报酬。”

谈到写作，萧三说：

“我写东西很迟缓，难能下笔千言。”

毛泽东笑着说：

“下笔千言有时离题万里。”

萧三说：

“我在苏联时，写过主席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希望能详细谈谈。”

毛泽东说：

“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过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

毛泽东答应待他休息时，可以和萧三谈谈。

5月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他全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此后，国民党在三民主义研究掩护下的反共宣传，愈演愈烈。   

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在全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不仅破坏了抗日团结，而且，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它的发展前途如何？如何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这些问题、而又缺乏明确的认识。毛泽东说：

“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的三民主义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

5月11日晚，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共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共分8个部分，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是从1939年3月下旬开始谱曲，历时6天，到3月31日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作品。他在《创作<民族交响曲>的经过》一文中写道：“这作品是我诚恳地贡献给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他是我最崇拜的民族的救星。他指示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中国，拯救整个民族的危亡。”

且说演出就要开始了，冼星海率领100多人的合唱团，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舞台，整装列队。随着他的指挥，乐队奏响了序曲，雄壮的歌声随之而起，时而哀怨，时而咆哮，那起伏跌宕的旋律，激动人心。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子：‘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黄水谣》。’”毛泽东被深深地打动了，当《黄河大合唱》结束的时候，他高兴得从座位上跳将起来，激动地连声说：

“好，好！这样的作品太好了！应该送到前线去演出，可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9年5月，毛雪华来到延安，他在延安兵站住下后，一吃过晚饭就提出要去见“润之三叔”，兵站负责人给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欣然同意。于是，兵站派人送毛雪华来到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处。毛泽东正从窑洞里走出来。毛雪华看到他那魁梧的身躯，连忙喊了一声：“三叔，我来了。”

毛雪华派名毛远荣，是韶山第1个党支部5名党员之一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泽东凝视着眼前这位十几岁的小伙子，问道：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

“我叫毛雪华，是从韶山来的。”

“你就是雪华？呵，你就是新梅六哥的儿子。”毛泽东亲热地拉着毛雪华的手说：“你来了，好，好。”

毛泽东把毛雪华领进窑洞，让他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工作人员给他沏了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毛泽东说：

“你先坐一坐，我有点事出去一下，等会儿就回来。”

毛雪华点点头，就坐在长登上，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屋里简陋的陈设。大约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回来了，见毛雪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说：

“雪华，你头一次来，就让你坐冷板凳了。”

毛雪华说：

“没关系，三叔很忙。”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您不是给我写了一份介绍信吗？我拿着您的介绍信去找了地下党组织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那你怎么走了3个月？”

“我是从桂林转重庆，再转延安来的。”

原来在抗战爆发后，毛雪华的大哥、在韶山教书的地下党员毛特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向毛特夫一家表示了问候，对他们的困难深表同情，并给他寄去一些钱。自此，韶山的青年纷纷来了延安。毛特夫已经结了婚，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拖累，难以离家。毛雪华15岁的三哥毛慎仪，就拿着毛泽东的信到长沙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经王凌波批准，1938年初到了延安。毛慎仪给家里写信说，延安生活不错，还能读书，心情很舒畅，仿佛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毛雪华就给三哥毛慎仪写信要求来延安。毛慎仪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说毛雪华年龄太小，经毛慎仪反复要求，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给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介绍信，他写道：

毛雪华，年13岁，系革命烈士毛新梅的后裔，要来延安学习。请沿途各办事处护送至延为盼。毛泽东

毛雪华接到毛泽东的介绍信后，便去了长沙。可是长沙刚刚发生了大火，已经找不到八路军通讯处了。毛特夫通过地下党组织又决定让毛雪华去做报务员，他在二哥毛汉章的护送下到了衡阳，又由党组织护送到桂林，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一见毛泽东的介绍信，就又把他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了毛雪华的叙述，才恍然大悟，说道：

“难怪你走了这么久啰。”

毛雪华说：

“三叔，我母亲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好，好。”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说：“你母亲身体好吗？”

“还好，就是体质差一点，常犯气喘病。”

毛泽东“哦”了一声，问道：

“你过去读过书没有？”

“读过。”

“读过几年书？”

“小学5年。”

“远志、华初在延安保小学习。你读过5年小学了，那你到‘边中’去学习吧。”

“可我小学没毕业呀？”

毛雪华一听毛远志、毛华初在保小，就想继续上小学。

“行了！”毛泽东把手一挥：“你去边中吧。”

毛雪华到了边中才知道，三哥毛慎仪也正在该校上学，而且还是学会的负责人。兄弟俩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

后来，毛慎仪和毛雪华所在的边中迁到了延安城门外以后，离毛泽东的家近了，弟兄俩每逢节假日，都要去杨家岭去看望叔叔。

毛雪华第一次去叔叔家，看到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文件，感到很新鲜，便随意地翻起来。毛慎仪连忙叫住他，告诉他说：

“到了主席家要守规矩。”

毛泽东很喜欢他们兄弟俩，夸奖慎仪稳重老练，说雪华年龄小，调皮，不懂事，要好好向哥哥学习。毛泽东留他俩在家吃饭，饭菜很普通，只炒了几个家常菜，有肉片、土豆和辣椒。

“土豆好不好吃？”

毛泽东问道；毛雪华说：

“好吃。”

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知道毛雪华并不习惯吃土豆，只是肚子饿了，才觉得好吃。毛雪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挺大，吃了一碗又来一碗。毛泽东只吃一碗就放下了筷子。毛雪华吃了还想吃，他说：

“叔叔，我没吃饱。”

毛泽东怜爱地看着雪华，对江青说：

“叫周师傅再弄一点吧。”

江青就给毛雪华又端来了一碗，亲切地说：

“吃吧，要吃饱啊。”

5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中组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但是，学习的时候，死守书本也不行。有人到现在还用过去中央苏区编的《政治常识》，不求提高，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常’之慨。”

毛泽东说罢，会场里有不少人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他接着说：

“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说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书摆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做‘守书’。”“‘人到五十五，方是出山虎。’我们要办一个‘无期大学’，人们都是出了学校才学到一些东西的。”  

5月26日，毛泽东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全文如次：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他比较其它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他们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他们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的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它称赞他，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他，污蔑他。

抗大3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他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他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他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克服困难。

抗大3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5月30日，朱德、彭德怀以八路军总司令部名义发出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说：

“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生的军人只能升到准尉为止的弊病。”

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了《永久奋斗》的演讲，他说：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60年，70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

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

1939年春夏之交，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全体学员转入抗大，编为第8大队。在举行庆典这天，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都出席了大会。江青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据欧阳山尊回忆说：江青“很令人瞩目”，“可能这是她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毛泽东在庆典上讲了话，他说：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妇女是最受压迫的，从来就没有自主的权利。出嫁以前一切听父亲的，出了嫁听从丈夫的，丈夫死了以后还要听从儿子的，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是控制妇女的法律，中国妇女被紧紧地绑在这种封建道德上，没有一点自由。今天你们在这里集合开会，成立女生大队，意义非常重大，就是要你们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妇女的解放需要和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也无从谈起，所以你们首先应该争取民族的解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时才能使全国妇女得到解放。”

毛泽东的话赢得会场上掌声不断，口号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担任抗日军人家属学校总务主任兼教员的张文秋，与毛泽东在武昌一别，已有10载，她见了毛泽东心情特别激动。散会之后，张文秋随着人群挤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很快就认出她来，高兴地说：

“张国兰同志，你好啊！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张文秋回答说：

“报告主席，我现在叫张一平。来延安已经快1年了。”

“噢，改了名字，就不来看老相识了？你不够朋友哩！”

毛泽东依然是很风趣。张文秋说：

“主席，我一定去看望您。”

原来，张文秋是在1929年七八月间和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丈夫刘谦初先后被捕。这年冬天，张文秋因怀孕被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她走到男牢前，一再要求典狱长，要和丈夫见一面。获准后，她上前紧紧地抓住刘谦初的手，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流。

“你出去后到那儿去啊？”

刘谦初问。他看张文秋摇头，就用暗语说：

“先到律师李化南家住几天，再设法到上海找妈去。”

张文秋知道丈夫说的妈就是党，这才点点头。

“谦初，你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就叫‘牢生’吧！不管是男是女。”

“这是乳名，再起个大号。”

“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中国有句古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就叫个‘思齐’吧。”

刘谦初在1931年4月5日和其他11位共产党人被押赴刑场，他就义之时，年仅34岁。不久，地下党组织转给张文秋一封刘谦初在临刑前用暗语写的一封遗书。刘谦初在遗书中的称谓是张文秋搞地下工作时的化名，他在遗书中所说的“母亲”就是党组织，“兄弟”即同志。刘谦初在遗书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