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36--138章

第137章

“大生产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

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

来它个反封锁嘛！”

话说1939年1月间，聂荣臻向毛泽东和中央呈报了晋察冀初创时期的经验总结，其中包括发动、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等内容，约10万字。毛泽东看后，大为赞赏，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出版成书。他亲笔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他和朱德、王稼祥又分别为这本书作了序。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写道：

这本书“十分宝贵”，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

他还在信中鼓励聂荣臻努力工作，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读完了陈伯达所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写了一封长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完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供你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毛泽东在另纸上写的意见是：

1、题目：似改为“古代辨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2、事物的实质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3、“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4、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10月11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5、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做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不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法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6、“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的问题。

2月2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学、群众团体生产动员大会，布置留守兵团和党政机关的生产任务。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席了大会。

此前，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原因一是因为日本侵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及对边区千里河防的大举进攻，导致大量难民逃入边区，前后达3万人之多；二是由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中共中央为保卫边区，巩固后方，从前线陆续调回大批军队，使边区脱产人员，由1938年的16000人猛增到49000人，这就使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边区物资更加短缺，财政更加紧张；三是国民党对发给八路军少得可怜的军饷，还要进行克扣、拖欠，在粮食供应上，也有意制造困难，像留守兵团359旅驻防绥德后，国民党西安行营指定该旅按月到距绥德千里之外的洛川粮库去领取。八路军既无运输车辆，又无运费，这就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困难。

359旅原是八路军120师主力部队之一，由红6军团和红32军、总部特务团1营改编而成，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下辖第717团和团长兼政委文年生率领的718团。八路军总部在193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之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的指示，派已经升任旅长的王震率领359旅主力，从华北敌后回师陕甘宁边区，协同萧劲光、谭政领导的边区留守部队驻防陕甘宁边区。

一天，毛泽东把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找去谈话，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说：

“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3个办法：第一是革命干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只好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毛泽东的话既严肃又风趣，一下子解决了大家想解决又找不到办法的问题。3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大家都会赞同第3种办法。”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说：

“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

毛泽东笑着又对萧劲光说：

“至于军队的任务嘛，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再说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

毛泽东在大会上也发表了讲话，他说：

“是饿死呢，是解散呢，还是自已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开荒种地，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中直机关为了搞好生产，成立了“总生产委员会”，成员由中央秘书处、马列学院等11个单位的领导组成，王首道任总会主任。

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一面学习，一方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在毛泽东题词精神的激励下，抗大师生后来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共开荒地18967亩，播种12270亩，种菜270亩，植树17070棵。

2月3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明确发出“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他说：

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陕北的冬天，对于从南方来的干部战士来说，真是太冷了。在生产运动中部队自己动手做了一批毡帽。因为毡帽料子质地不好，又是第一次做，做工很差，还没有经验，做好一看，帽壳平塌塌的，帽檐又软软地挺不起来，老往下耷拉着。那个样子好难看，大家看着这样的帽子，宁可冻着谁也不愿意戴。警卫员王来音拿着一顶帽子也嫌它难看，不愿意戴，他也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这帽子戴上倒是挺暖和的，就是样子太不好看，带到头上，别人一看就笑。所以，谁都不愿意戴它。”

说着顺手就把帽子扔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拿起帽子翻过来掉过去看了看，说：

“这帽子不错嘛，没人戴我戴。”

说罢就把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他还特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看，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后来，毛泽东无论是开会，还是作报告，只要是外出，都戴上这顶毡帽。在他的影响下，人们也都先后戴上了这样的毡帽。不久，边区的人们就编出了一段这样的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像个龟孙子。”

一天，警卫班的战士们在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山坡上开生产动员会。毛泽东从窑洞里走了出来，问道：

“你们开什么会呀？”

“生产动员大会。”警卫员们回答。毛泽东笑呵呵地说：“这很好嘛。”

大家立刻鼓掌，请他讲话。毛泽东笑着说：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他望了望两旁的山坡，接着说：

“杨家岭山上土地很多，我们可以种瓜、种菜，还可以养些猪，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如果再能搞好一个合作社，帮助大家解决日常生活用品，那就更好了。”

警卫员们热烈地鼓掌。毛泽东临走时还笑着说：

“你们订生产计划，可不要忘了我啊！我不能走远了，不能和你们一起上山开荒，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荒地，只开1亩，不多也不少。”

大家一听说他要参加生产劳动，都坐不住了，七嘴八舌地劝阻；一个战士说：

“主席工作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我们每个人多干一点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不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我现在还能动，决不要人代耕。”

此后，警卫班战士们按照生产计划轮流上山，分片开荒。他们考虑到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党抗战的重任，日理万机，仍然坚持不让他参加生产劳动。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警卫员们只好在附近为他选了一块荒地。毛泽东办公累了，就扛起镢头去挖地，几个警卫员和勤务员见了，也赶忙拿起镢头去帮助挖，毛泽东急了，大声对他们说：

“你们这么抢，不是没有我的了吗？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块地你们都挖了，我还挖什么？咱们各干各的，好不好？”

战士们不管毛泽东怎么急怎么嚷，只管低着头挖地，还偷偷地笑。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和他们一起干。毛泽东使劲挥动镢头，挖得又深又平。热了，就脱掉外衣。又干了一会儿，衬衣也湿透了，脸上全是土。战士们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

“不要紧，劳动就是要流点汗水嘛。”

毛泽东终于在杨家岭住地的小河边上，开垦出一亩多的菜地。他问警卫员们：

“你们谁会种菜？”

警卫排长指着一个班长说：

“他是延安县的人，在家就种过菜。”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师傅。西红柿我还不会种，你教教我好吗？”

那位班长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菜是种过，可种得不好。”

毛泽东说：

“经验不多不要紧，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嘛！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呀！”

不久，毛泽东便在这块土地上亲手种上了西红柿和其它蔬菜，还有他最喜欢吃的辣椒。他一早一晚总是在地里锄草、浇水、施肥。施肥的事儿一个人干不了，他叫王来音跟他一起去掏大粪。毛泽东在抬着大粪走时，看王来音个子小，就把粪桶向他那一头拉，王来音不依了。毛泽东说：

“小鬼，别争了，我是要多吃辣子的呀！”

后来，在毛泽东的辛勤培育下，他种的蔬菜长得特别好，西红柿结得又大又多，辣椒长得又红又长。后来每当有从前线回来的部队领导人，他就用自己种的辣椒来招待客人。

且说在某一天夜里，毛泽东在办公桌前批阅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的报告，他提起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问号，让警卫员去把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叫来。

不一会儿，李富春匆匆赶来，问道：

“主席，有事吗？”

“坐吧。”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旁边的椅子；他拿起桌子上的报告，又说：“富春同志，这个报告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同志的生产任务呢？”

“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同志工作太忙……”

“不！”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忙就站在生产劳动运动之外嘛！”

李富春不以为然地说：

“唉，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事躬亲呀！”

“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毛泽东说罢，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生产，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施令，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

李富春想了想说：

“你和朱总司令肩上的担子太重，情况特殊，不能按一般同志要求。再说，你还种了菜，这也可以算作生产任务嘛。”

毛泽东摇摇头，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

“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领导同志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绝不做特殊公民！

我虽然不能和同志们一样去山上开荒种地，但我可以实行变工互助。比如，大家都有制造羊角纽扣的任务，我就可以利用工余时间多干一些嘛！”

李富春无可奈何地笑了，他说：

“我总是说不赢你。那好吧，我们就修改一下生产计划。”

他还说现在大家的热情很高，中直管理局的同志们提出也要开荒种地缴公粮。毛泽东一听，觉得很新鲜，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忙问：

“缴多少？”

“缴一个月的口粮，按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计算，每人上缴45斤。”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我也要缴一份。”

“那怎么行呢？”

“那怎么不行呢？”

“你的负担太重了呀！”

“大家也不轻松呀！既要抗日，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还要参加生产运动，可以说是满负荷运转。可是大家仍在奋斗，仍在拼搏，难道我能特殊？你说呢？”

李富春沉思片刻，试探着问道：

“主席，你的那一份公粮，由办公厅的同志们代缴行吗？”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作客，看戏，可以代替，公民缴纳公粮可是不能代替的。再说一遍，我可不愿做特殊公民噢！”

2月间的一天，刚刚回到延安的夏童来找冼星海，对冼星海说：

“老同学，人民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毛主席也非常关心你的进步。昨天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完工作，他知道你我是老相识，要我带你去见他，要向你请教有关音乐方面的一些问题！”

第二天，冼星海和夏童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正在门前的坡地上开荒，见冼星海来了，便放下镐头，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

“欢迎你呀，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冼星海说：

“主席，你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怎么也开起荒来了？”

毛泽东爽朗地说：

“开荒生产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也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我就可以例外呢？”

夏童在一旁插话说：

“主席，在开荒生产这个问题上，星海同志的见解，和您可有点不同啊！”

“噢，原来是这样。”毛泽东笑了：“有分歧就好嘛！星海同志，快把你的不同见解说说看。”

冼星海很不自然地说：

“你是主席，多考虑一点抗日救亡的大事，岂不是更有意义吗？”

“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毛泽东摆动了一下右手，说：“星海同志，开荒生产是有战略意义的。我们要完成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第一个条件是要有饭吃，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衣穿。这粮食、衣服从哪儿来呢？向国民党政府乞求吗？他们希望我们早早地饿死、冻死！向边区、根据地的人民征派吗？不行！老百姓够苦的了，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动手，生产自救。”

他见冼星海没有说话，便又说：

“星海同志，我是主席，不但要带头开荒生产，而且还要求你们这些艺术家，参加到开荒生产的行列中来，要超过第一个参加农业生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自己的诗中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相信你们鲁艺的师生一定比他强得多。”

冼星海和夏童忍不住都笑了。毛泽东一边引着他们往自己的住处走，一边说：

“我是湖南人，你们二位是广东人，种水稻算得上半个里手。在延安种谷子，可就变成十足的外行了。星海同志，你会打渔、种稻，再学会种谷子，比起孔老夫子来就高明多了。”

冼星海说：

“主席，我懂了，回去以后，我一定带头开荒，争当一名生产模范。”

“好，很好！这就对头了。”毛泽东满意地说：“作曲家种粮食，在欧州有无先例我不知道，但在我国却是破天荒的事情。当然，你在种粮食的同时，还要积极地生产精神的粮食。换句话说，人民更需要你写的音乐！星海同志，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吧。”

走进窑洞，毛泽东示意冼星海落座。夏童拎起茶壶要倒水，被毛泽东拦着了，他说：

“这可不行，我们老祖宗的传统，可没有客人替主人倒水这一条。”

夏童说：

“主席，我听总司令说过，您要求我们的同志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不能去当客人，要反客为主。这话可是真的吗？”

“说过的，说过的。”

“主席，今天我也要反客为主了。”

“你的聪明用到我的身上来啦！”毛泽东哈哈大笑，他转向冼星海说：“星海同志，在倒水这个问题上，我就输给了夏童同志一招。看起来，人都是很聪明的，如果能把很多人的聪明集于一身就好了。”

冼星海深有感触地说：

“你说得太好了！我如果能集中3个不同流派的作曲家的长处，肯定可以为抗日救亡呐喊得更好一些。”

“这就需要我们学习，学习，永无止境地学习！”毛泽东说：“星海同志，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是一个真正的音乐盲，至多算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万事都有规律可循。我向请教你这样一个问题：从西洋的音乐史看来，一位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应当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学派有关吧？”

“是的，很有关系。”冼星海说：“格林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把俄罗斯的音乐从欧州，尤其是从德国的音乐学派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人的历史功绩，也是终生为创建本民族、本国家的音乐学派而奋斗。我在巴黎音乐学院的恩师杜卡斯教授，同样也是因为与同辈大师德彪西、拉威尔一齐倡导、创建了法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印象派，而闻名于世的。”

“这就对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星海同志，艺术上的流派，恐怕是要受着时代、民族、地域等条件所制约的。你想过没有？如何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建立起科学的、民族的、为广大的工农兵所新闻乐见的中国音乐学派？”

冼星海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你的话启发了我，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要有意识地为建立中华民族的音乐学派而努力。”

“好，很好。”毛泽东说：“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同时又给实践以指导。无论怎样说，一种学派的诞生，总是要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实践上的。没有欧州的工业革命，不会诞生马克思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恐怕艺术上也不会完全确立各种不同的民族流派。”

他见冼星海和夏童都赞同地不住点头，就接着说：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很不彻底，最后，只好把领导革命的大权交给我们无产阶级。这在艺术上也应当有所反映吧？”

冼星海觉得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新鲜，可他一时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忽然站了起来，说：

“星海同志，举个例子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大致出现了这样三大派人。”

他说着举起左手，伸出3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又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掰着左手的指头：

“以胡适为代表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以林纾为代表的，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皆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要创建中国新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民粹派很快会消亡的，尽管它在一部分知识阶层还会有地盘。但是，像胡适他们那些舶来文化却会很有市场。这些舶来文化是半殖民地社会造成的，也是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大敌。我们如何持久地向这些舶来文化作战呢？”

冼星海已经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沉思片刻，说道：

“一、要努力创作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二、要花大气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创建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中国音乐学派。”

“完全正确。”毛泽东提高了声音：“中国要革命，必须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创建中国音乐学派，恐怕也要引进西洋的音乐技术，但一定要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我希望学西洋音乐的人，不要顶礼膜拜洋人，单纯地做西洋音乐的传声筒，翻译员。要立志借鉴西洋音乐的技术，创建中国的音乐学派。”

这时，警卫员进来了，他问毛泽东要不要准备饭菜。毛泽东吩咐说：

“要多备两份饭菜。还要加一盘炒肉丝，一个鸡蛋汤。”

冼星海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这样我就不安了，今后……”

夏童却笑着说：

“我馋了就来主席家做客。”

毛泽东开玩笑说：

“看起来，政治家和艺术家是不一样啊！夏童同志，你若再充当一次旁听者……”

夏童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

“您就不准我吃那盘炒肉丝，对吧？”

一句话把毛泽东和冼星海逗得哈哈大笑。

2月10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是理事会理事之一。

2月17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学习的决议，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全党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

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说：

“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37年5月出版），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

“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35年出版），我现在已经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它10遍。”

李达的这些著作出版后，总是先寄给毛泽东一份，毛泽东读后，立即推荐给理论界。

李达是从1939年1月开始到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的。毛泽东从延安给他寄了一封信，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并表示随时欢迎他到延安来。

2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召开干部教育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大家说：要在工作或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2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并转陈伯达，他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原来，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那么重视，就请张闻天将他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转交给毛泽东看。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中写道：

“孔子在认识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毛泽东在给张闻天转告陈伯达的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中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路线斗争的目的在此。”

毛泽东对于《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两端”及孔子的中庸观念别有解释，他在信中写道：

“两端即是指‘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原来状态无发展，这就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为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

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7点意见，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2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他在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很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是否妥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又补充了他的3点意见。

2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专程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召开东南分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既定方针。

此一时期，在蒋介石“政治限共”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实行“军事限共”，他们连续在各地制造反共磨擦事件。

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1939年3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保护同情我们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

3月，周恩来到了皖南，和新四军领导人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陈毅表示说，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和东进北上的方针。

后来陈毅回到苏南后，指挥部队继续东进松沪敌后，扩大了苏南根据地，开辟了挺进江北的通道。并利用泰州李明扬、李长江部与韩德勤的矛盾，与二李建立了统战关系。陈毅曾用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写信问候李明扬、李长江，措辞恳切感人。二李得意洋洋地到处扬言说：“我打垮了，到延安玉阶兄还会招待我呢！”

李明扬、李长江邀请陈毅过江会晤，表示愿意助新四军共同发展，共同反对韩德勤。

从3月开始，阎锡山在宜川秋林镇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不断散布反共议论，他说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还向旧军军官们说：“天快下雨了，我们快准备雨伞。”阎锡山决定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以反动的“同志会”代替牺盟会。

毛泽东听了决死队第4纵队政委雷任民的汇报，他说：

“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山西新军不要听阎老西那一套，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敢于打开新局面。”

3月31日，延安《新中华报》针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发表社论，社论说：“今天在敌后的中心斗争，应该是我们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切抗日力量都应该从日本侵略者、汉奸手中，夺回自己的土地与政权，而不应该是中国军队之间的斗争。”“破坏团结抗战的分子，应当受到处分。”

1939年春，美国1个3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延安，他们访问了毛泽东。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曾任教于南京大学的教师安德鲁.罗伊，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布朗博士，美以美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的新闻记者乔伊.霍默小姐。

霍默小姐来延安前，在重庆受到国民党的特殊礼遇，因而她是亲国民党反共的。她在访问了延安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她对毛泽东的印象是：毛泽东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但头脑却“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霍默还说，中国的共产党人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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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翁曰：哲学如天书，特别是古代哲学。像毛泽东与陈伯达讨论的问题便是如此。哲学这东西，除了专门研究它的人以外，问世间有几人能懂？哲学既然是天书，它就是能够使人聪明的书。可惜有不少人都为某种利益所驱使，宁可苟苟营营，也懒得去理会这烦人的劳什子！不过话得说回来，一个农民不懂哲学可以种田，一个工人不懂哲学可以做工，一个领导人不懂哲学怎么得了？你如何去领导一个团体，一支军队，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自古至今可圈可点的人物寥寥无几，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君不见，明堂之上，大纛之下，夸夸其谈者，道貌岸然者，其实大都是买狗皮膏药者居多，而有真才实学者少之又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