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续）

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七）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李曼村接见重庆后勤工程学院等单位代表的讲话

〖被接见的还有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代表〗

会议开始后，李曼村同志首先作了简要的讲话，他对四月十一日驻京部分院校、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集会游行以后到全军文革提出的意见说：“这些意见我们已经迅速向上面作了反映，一定研究解决，接（见）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

李曼村同志讲话以后，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提出了许多问题，李曼村同志作了回答。

重庆后工代表（简略后工）全军文革的命令中指出后工“红总”是“右”派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谁发的命令？

李：不知道！

后工：我们因为不同意当时重庆市的夺权，警备司令部对此不满就要取缔我们，调动几万人围攻我们，砸抢了我们10多辆汽车，抓了我们40多人，他们扶植保皇派，成立了所谓文化革命委员会，右派成了“左”派，他们点名要抓谁，警备司令部就抓谁，逼着人写检讨书，请罪书，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常驻校内（四月十二日才撤走）实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专政，经常挑起武斗，保守势力集中住在一个楼，扬言要和我们血战到底，骂我们是右派，总后张池明和当地警备区有勾结。现在警备区又急忙赶我们下去支工，当时打电话告诉全军文革，你们有人说：“后工红总就是坏”，“全军文革不管，你们自己搞”。你看怎么办？

李：这些情况不知道，现在可以表态，你们把“红总”打成“右”派组织，抓了那么多人是严重突出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已派了调查组去了，有十条（四月六日毛主席签发）作武器，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后工：××军×付军长说：“你们不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十条到现在还扣下不公布出来，造反派看不到。

李：（这时对全军文革工作人员说：赶快打电话去追问，十条为什么还不发下去？）

后工：取缔我们，抓我们的指示都是叶剑英搞的，我们要你澄清。

李：我不知道，没法澄清，我可以反映。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提出：北京军区3月28日抓了我们六个人，全是造反派，现在还在隔离反省，一再交涉不放，还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不符合你们情况。”“这六个人是敌我矛盾。”有一个同志作了绝食斗争，他们便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押入监狱。负责看守的战士控告了这件事，北京军区追查控告的战士，我们要求保卫战士安全（同时拿出被抓同志在监牢里写的血书给大家看。）

李：我们要查办。

随后有许多革命组织作了汇报并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后勤学院的三个代表也作了汇报，李曼村同志很重视我们反映的意见，最后李讲了话。

李：今天谈的情况有的听（说）过，我们三月上旬派了几个联络组到西安、南京、重庆、大连、长春去了。四月六日林副主席亲自起草毛主席签发的十条，我认为可以说集中了全军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在军内同样有反复，这个反复各造反派程度不同都受到了打击，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听到消息的就派人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个严重情况？自一月四日刘志坚虽被揭发，但刘邓在军队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月十日发出各单位整风指示，各单位造反派进行了整风。革命造反派在这个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是对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猛烈冲击，成绩是很大的。但在斗争中有缺点错误。革命派整风前后，有些人过分强调冲击机关这些支流问题，否定大方向，以至无根据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形成反复、曲折，使许多人受委曲，这是件很不好的很严重的事情。但总是有反复的。现在“十条”已经下来了，我们有了这个强大武器，八条、四条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个反复否定八条、四条，要坚决贯彻，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文化大革命向前大大推进。你们受了委曲，凡是抓了造反派的都应该放出来，革命组织被无理取缔的压制的都应该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有些要做调查，真正造反派是压不垮的，有人坚持斗争很好。同志们对全军文革有意见，要我们站在造反派一边，像个造反派的样子，说我们在你们受打击、压制时旗帜不够明，没勇敢站出来支持，说：“全军文革向何处去？”我们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同志们今天提出了尖锐的诚恳的批评，我们热烈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确确实实有错误，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有时支持了保守派，我们一定做检查，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旗帜鲜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有的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如通信兵、防化兵105等，有些问题没及时发觉，有时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我们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同志们是可以不受委曲的，革命组织可以免遭解散，同志们的批评我诚恳接受。

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大的解决，什么命令都是有斗争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有人不执行，靠同志们斗争嘛，我们是坚决执行十条的。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四个单位“三支”通知问题，如果说卫戍区司令部那样答复的（指后勤学院“星火燎原”代表汇报时谈到的卫戍区关于下去“三支”的答复）任务暂时下不来，我同意恢复活动，按战斗组织活动，还要搞斗批改嘛！我再请示肖华同志一下，告诉你们，到底“三支”怎么下去还要考虑，如果有这样的单位，左派不占优势，保守势力还很猖狂，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下去怎么办，有问题，文化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三支”和斗批改关系如何解决？正在研究，还要有新的指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下去嘛！

当外地兄弟院校和文艺团体被抓跑到北京的同志们问李曼村副组长他们到北京来合不合法？李副组长说：合法。并当即答应给这些同志安排食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上海很有希望” 。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

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阶级表现得非常好，学生表现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们作的工作很少，只是开开座谈会，给他们出一点主意。比如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这样的文件，完全是工人、学生自己起草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给他们改。他们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中央的贺电来了以后，“一月革命”的说法才出来了。

“一月革命”的夺权，开头是这样。后来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都夺了，有一些夺得不好，多数还是夺得好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头脑里还没有“三结合”，主要是靠革命的大联合。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缺点多得很。最近，有的同志到上海去看了一下，说码头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责备工人们管得不好。我们向这些同志解释，你要看到这些工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上马的。铁路局整个瘫痪了，就是九个工人组织了一个指挥部，抓起来的。他们本领够大的了。就这么九个普通工人，召集了上海、南京、蚌埠、南昌、杭州等全线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把整个铁路线的秩序建立起来了。当然，你说这九个工人的水平有那么高，也不见得，毛病也不少。特别是当了权以后，私心杂念也多了，但他们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应当受到谴责的是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是那些局长、党委书记，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们应当看大方向，看主流。

在上海，革命组织犯错误的也不少。就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前夕，一月中旬，上海有个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叫“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革命委员会）。突然发动了对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击。他们提出了所谓“摘桃子”问题，他们不是从这个阶级摘桃子，还是那个阶级摘桃子，这个政权究竟属于那个阶级方面提出问题，而是从个人，从小团体方面提出问题。二十二日同各个革命组织负责人商量，请他们提出新市委、市人委的名单，第二天，街上就出现标语，反对成立上海市委，并指名攻击我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两面派，是来摘桃子的。当时，我们商量过，让他们闹吧，不要管他。因为工人不支持他们，许多学生组织也不支持他们。闹了几天，越来越不象话。我和姚文元同志还是去参加他们的会，受了六个小时的围攻，我们还是耐心地劝他们以大局为重，团结对敌。他们不听，还要开“打倒张春桥”的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才决定发个电报批评他们。发这个电报以前，我们还反复地考虑了两天发不发？批评了他们以后，多数人接受了，少数人不接受，又闹了几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工人、学生组织要把“红革会”的头头抓起来，我们劝阻了，一个人也没抓。“红革会”战士起来造了他们头头的反，要开万人的请罪大会，我们明确表示不要开，战士们是没有罪的，头头们只要检讨了，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了，也还是给他们出路。对“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到现在革命委员会也没宣布它非法，也没有取缔，完全是靠群众斗争把他打垮的。革命委员会只抓了一个人，他是调度所的副主任，是“赤卫队”的一个头头，他利用职权放一列车“赤卫队”上北京，把整个铁路秩序打乱了，这是犯法的。还有些“赤卫队”头头，工人群众抓了送到公安局，留下了很少一部分，正在审查。

我们可能有另方面的问题，即对于真正的反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必须抓的，该抓的，抓得太少，我们正注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