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

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李富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主席最近提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这是伟大领袖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决战时刻的一项重要决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先讲一讲军事管制的问题，生产问题等一会儿再讲。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毛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就可以看出来。地区军事管制最后要落实到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省、地、县三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五月份恐怕不行，一般省一级可以实现。这是设想，大家可以讨论。

毛主席已经肯定今年不再搞大串连了。我们打算补发个通知。但在本地区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肖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问题

同志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历史，回想一下我们亲身的体验，那一个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那一次战争的危急局面，不是毛主席亲自指挥，亲自掌舵、扭转局势，克服错误路线，端正航向，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到另一个胜利。

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同陈独秀作斗争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写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主席领导红军向井岗山进军，开辟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马列主义是一个非常光辉的发展。之后，在建军的问题上，第一个提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是毛主席。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了当时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克服了军阀主义的建军路线，那个决议成了我党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和纲领。一九三零年立三路线统治的时候，彭德怀就是执行立三路线最坚决的一个。首先反对立三路线，使红军主力避开向大城市的进攻（当时是向长沙进攻）保存了红军的力量，扩大了根据地的，是毛主席。接着领导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又是毛主席。王明路线剥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和军队的统帅权，这就使我们的根据地和红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全国的根据地最后只剩下一块陕北根据地：红军三十多万，剩下二万四千。在大搬家中，红军遭到了几乎覆灭的危险。毛主席在长征的最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同王明路线的单纯防御路线作斗争。著名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又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逃跑主义路线作斗争，克服了红军分裂的危险，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到达陕北后，又同彭德怀军事上的保守思想作斗争，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围剿，取得渡河东征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在红军东渡黄河返回陕北的时候，敌人大军逼近，毛主席亲自率领一个小团，在后面打掩护，他是最后渡河过来的。在那样紧急关头，毛主席总是最沉着，最镇定的。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长征的胜利，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抗日战争初期，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即第二次王明路线的，还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提出，在敌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彭德怀提出来的是运动游击战，完全同中央的方针相对立。毛主席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战略战术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一整套政策，使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猛烈的发展。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七次代表大会，全党都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这就使中国革命很快取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在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又克服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使我党我军有充分的准备，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在解放战争的紧急关头，胡宗南进攻陕北，当各解放区军民的眼睛望着陕北的时候，毛主席亲自留在陕北指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大大地坚定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鼓舞了斗志。

至于建国以后的几次路线斗争和粉碎反党集团的斗争，同志们都比较清楚，那天伯达、康生同志也讲了很多了。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抗美援朝战争，那是在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时对是不是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争论的。是毛主席坚定不移地大胆地作出了这个出兵的决定。这是一个伟大的、英明的、果断的决策，也是毛主席和我们党伟大的国际主义的表现。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我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在这次抗美援朝战争中，毛主席同彭德怀是有斗争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也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部署下取得胜利的。

解放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战线上的伟大成就，祖国面貌的根本改变，国防力量的无比强大，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都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取得的，都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完全正确。

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扬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他拼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提倡“四大民主”。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修养》。一九六四年，他执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

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诬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于林副主席领导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象是捞资本”，并咒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庸俗化”。

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他同刘少奇一起刮黑风，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一同提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

他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邓在中央许多部门，在我们党的重要岗位上，安置了许多叛徒，许多坏人。旧中宣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旧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保护罗瑞卿的，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上象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的老婆还跑到罗瑞卿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挂勾，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过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在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不准写罗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了三鞠躬礼。所以，斗争罗瑞卿、以后斗争彭真，实际上是打在彭罗的身上，痛在刘邓的心上。刘、邓就是彭、罗、陆、杨的后台，就是他们的祖师爷。

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那一伙人，都是他打牌的牌友，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他还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连理发工人都看不过去，说：“我们这个总书记怎么搞的呀，现在都在批判吴晗，他还和吴晗打牌！”

在历史上他也是不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七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只剩下一千七百人，到了崇义附近，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非常危急的关头，身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却擅自离开部队，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百团大战，邓是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在庐山斗争彭德怀时，他的态度非常消极。

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但是他却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要少写他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同志是战功最大的，而他的态度却那样谦虚。可是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从战役方针到每一个具体布署，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

还有顺便提一下，刘少奇、邓小平也根本不是什么国际反修的“英雄”，国际反修的所有重大方针、政策以至于重要的发言稿，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邓帐上。

第二个问题：当好工作队，完成毛主席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第三个问题，继续抓四好连队运动，抓好部队的活思想。

第四个问题。加强组织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准备讲一讲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同时，对我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如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问题，也讲一点意见。

去年以来，各军种、兵种、各军区和总部连续发生反党分子跳出来夺权的事件。如空军的，工程兵的，通信兵的，还有二炮的，沈阳军区的，总参谋部的，总政治部的，等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军内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我们总参谋部，就有王尚荣、雷英夫，疯狂地跳出来，要夺权。工程兵有谭友林，二炮有宋烈，空军有成钧、刘震等人。沈阳军区也有。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是有后台的。对这些事件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台是什么人，不说自明。所以必须提高警惕，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罗瑞卿是他们的急先锋，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

罗瑞卿的罪恶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向党伸手，疯狂地篡军反党，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主要表现在：1、封锁林副主席。2、造谣、诬蔑、诽谤林副主席，挑拨林副主席和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3、向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出难题，百般折磨林副主席。4、公开向党伸手，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

罗瑞卿的问题，林主席早就觉察了。林副主席为了挽救他，几年来，正式地对他进行过六次批评、教育。他不但不听反变本加厉。林副主席要他通气，非常严肃地、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而罗瑞卿仍然实行封锁，就连大比武这一件大事情，他都不报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军委。这个大比武，是在南京决定的，毛主席不知道，林副主席不知道，军委不知道。叶副主席是主管训练工作的，也不知道。是他擅自决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他不但自己不去请示、报告，而且不准别人去请示、报告，谁去林副主席那里报告了，请示了，他就训斥、打击谁。今天在座的李作鹏同志就是挨了打的一个。他就告诉李作鹏同志，你以后不许到林总那里去。一九六五年五月初。我和罗瑞卿到上海去，林副主席又当面批评了他，又一次说他不通气，要他通气，并且当面给他规定了五条，那五条可具体哩！可是罗还是顽固不改。

罗对林副主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阴险得很。他让×××转告林副主席并亲自向林副主席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了骨灰，也都是忠于林总的。”这是上午讲的。但就在当天下午，他坐飞机到广州，就同陶铸大肆造谣，诽谤、诬蔑林副主席。

一九六四年罗瑞卿的反党野心恶性发作。擅自决定大比武，妄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篡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制造毛主席批评四个第一的谣言，企图贬低四个第一的伟大意义，打击林副主席，挑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关系。罗竟敢当面向林副主席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还管什么事？……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大叫“不要挡道！”这些都是在一九六四年干出来的。

到了一九六五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罗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宫看了戏。我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以为是有情况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后，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把陶铸造的谣也同我讲了。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说什么如果突出政治是对的话，那我罗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错误，犯了路线错误吗？大骂去检查×××师检查工作的同志，骂的很难听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后后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罗就要×××向××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

这四条我们过去都讲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