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

文革系列专题：二十三、批判二月逆流（二）

（五）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用他们的思想来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100余人。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叶剑英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一些人更加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情绪。

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说：赵永夫打得好。

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地方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什么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讲到这里，煽起了参加会议的干部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有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

肖华怒气冲冲地说；他们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

会场立刻哗然。

叶剑英说：各位且熄心头之火！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的。

这次会议情况迅速反映到党中央。中央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叶剑英在会议上“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随即迅速采取措施扭转会议的方向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介绍了毛主席1966年5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2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

康生手里拿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批评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陈伯达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刚才康老介绍了毛主席1966年5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2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从理论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必要，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继续社会主义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斗争，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危险的，资本主义就要复辟。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1962年刮单干风，就是刘少奇为首，邓小平赞成的。他们的那一套，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的那一套，表面上“左”，实际上右。现在揭发了很多材料，像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搞的四清，原来是假的，让坏人专了政。1964年毛主席有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说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当时，毛主席就反对刘少奇的错误意见，说：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封建社会就有清官赃官的矛盾，这种提法，不是阶级分析，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刘少奇1962年提倡单干，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的重大发展。

1964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了，他就不让发了。他说：“这个报告修改后，有些地方还要斟酌。”这个报告讲毛主席提出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很强调，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他说的蹲点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干部。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蹲点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刘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点是阶级分析的蹲点，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是调查研究的蹲点。刘少奇抓住蹲点这个问题，就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刘少奇的这种观点，不是1964年开始的，也不是1962年开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后，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提出共产党员要当“红色买办”，就是要当美帝国主义的买办，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时候刘少奇是完全悲观的，对中国革命是绝望的。对中国的前途是绝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条充当美国买办的道路。刘少奇的这些东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对他进行了教育，要他执行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违背刘少奇的意志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1949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的家里，对资本家说，资本家要大胆剥削，工人欢迎你们剥削，他说现在必须提倡剥削、欢迎剥削，还说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不能生活。1952年山西有一个合作化问题的文件，刘少奇批了，认为合作化是不行的。最近发现了一个材料，1950年1月他在东北提出了一个意见，说搞变工队不行，不能发展到集体经济。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抗日时期，大大提倡变工队，变工队是发展合作集体经济的前身，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刘少奇在东北否定变工队，提倡“三马一犁”。他认为“三马一犁”发展到80%，才能搞变工队。没有“三马一犁”变工队就没有基础。要让单干放任自流，放任资本主义发展。

七大以后，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胜利，敢不敢胜利，胜利后走到那里去。一条是要胜利，敢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不要胜利、不敢胜利，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

1965年二十三条公布以后，彭真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的一个讲话，我们做了注解，发给大家看看。彭真在东北实行的是国民党路线、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林彪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东北取得了胜利，这是很重大的关键问题。后来，彭真在东北站不住脚了，回到华北。那时正在土改，刘少奇要他在华北搞土改，他搞“搬石头”，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历史上可以查明，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行动上，刘少奇、彭真都是这样搞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实际上不是一切，而是打倒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肯定地主、资产阶级。

从历史上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就容易看得懂。

彭真在去年二月搞的一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提纲，要在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革无产阶级的命。在同一时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搞了另外一个文件，无产阶级的文件。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央发表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执笔的。否定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到党中央来。过去是若隐若现，现在变的非常明显，非常尖锐的了。

社会主义越发展，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一定要反抗。1965年，彭真一边讲二十三条，一边反二十三条，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他就抛出了这个汇报提纲，赤裸裸地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这个提纲，否定了彭真在中央在北京的地位，站不住了。中央的通知是五月份发出的，六月北京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一天等于二十年，时间过得很快，事情很多，这是一个大革命。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大革命，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大规模斗争。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八个多月大家都经历过来了，有好多问题事先没有想到，好多问题我也没有想到。但是如果想一想革命历史，想一想中国革命的历史，世界革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革命，很多事情都是出现很迅速，是事先不能预料的。在座的同志有些问题一下子不能马上理解，是不奇怪的。

回想一下，运动开始的时候，以刘邓为代表，由他们主持，派了大量的工作组，到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中讲的，他们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下去，打下去。六月以后，大量的大字报在各学校、工厂、机关出现了。以刘邓为代表的一伙人显得非常恐慌，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这些大字报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毛主席说过，大字报这个武器，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但是大量的，主流，是革命群众贴大字报揭发了工作中的问题。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本是平常的事情。但在刘邓他们看来，这是“反革命” ，他们把很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对于真正反革命的大字报，如李世英反毛主席的大字报，刘少奇却说要保护，要保护少数。（康生同志：当时有两种少数，一种是毛主席保护革命派的少数，一种是刘少奇保护反革命的少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毛主席回到北京，开始扭转局面。把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看一看，很多是革命的，是好人。这并不是说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而是说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两个月了，有些同志对于两条路线斗争、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看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后，还觉得不能理解。我看是由于没有好好考虑，没有好好想一想。

昨天讲了刘少奇的问题，下面再把邓小平的问题讲一下。邓小平每次开会，基本节目就是打牌，每次开会都要打。有人找他谈话，他没时间，还要陪他打牌，成了很大的负担。不陪不行，他是总书记，陪了又耽误时间。很多同志有议论，总书记带头打牌，每天都打，还打通宵。我想打牌这个风气传下去很不好。影响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扑克。下面地、县也打，各系统，各部门也打，形成了一个风气，在乡下不是一般地打牌，有的还赌钱，总书记打牌，下面不好说，就传开了，这决不是小事，作为总书记，有这样的作风，影响很不好。有时间为什么不找干部谈话，学习毛主席著作，接见群众。他找肖华谈话，不好好谈，谈几句就算了。（肖华同志：每次我去汇报情况，都是三言两语，卡住时间，所以我到他那里汇报最容易。）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工作组，哪里也要派，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清华大学，师大附中，就是王光美、刘涛搞的。他还批评工作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女儿，根本不接近群众。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只是一方面，他只听这一方面，不听广大群众的。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读谭立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语录还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立夫的发言，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去操纵。邓小平的女儿说的话，是谭立夫那里来的。流传最广的话，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根本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不顾党纪国法，同志们看了“八一”学校，最早是主席建议中央文革的同志去看看，康生同志看了，建议到会的同志也去看看。一看很清楚，那是“联动”的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他们可能是少数人，威胁一批人跟他们走。好好的学校破坏成这样子，是刘邓路线造成的恶果。刘少奇同邓小平是有个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个立场上，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共同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4年冬至1965年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二十三条时，毛主席批评刘少奇，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批评邓小平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就走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的个人矛盾就抛到后边去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同性就突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俩人立场一致，路线一致。在座的同志可能听说过，也可能没听说过，在紧急关头，邓小平是一个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还是让那些人站在群众头上，采取高压政策呢？邓小平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坚持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立场一致。为什么说刘、邓路线，就是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

毛主席回北京后，改变了局面。但刘邓路线还有市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说，这个决议（十六条）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毛主席有伟大预见。十一中全会以后，路线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到这种情况，提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让大家进一步把问题弄清楚。毛主席有个讲话，林彪同志有个很长的讲话，会议快结束时，主席又单独找各大区的同志们谈了一下，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负责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区别对待，要让我们去掉刘邓路线的包袱，不要把制定反动路线的人，同那些执行的，不自觉执行的，执行了又改了的混在一起。下面的同志是执行了的，但好多同志是不自觉执行的。一说明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事实说明中央工作会议是有成效的，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他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的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往来，我们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思想慢慢地通了，逐步转变过来了。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有很多同志是有感性认识的，接近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很容易接受。如果完全没有感性认识，不接近群众，就不容易通。我们也接触过很多同志，他们一与群众见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坐办公室，接触的就是那么几个人。我们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与群众接触，却变成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好像很困难，其实只要一个钟头就能解决，只要见群众，就可以弄清楚，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