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毛泽东严厉批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上闹事的这些人： 毛泽东说：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为什么不放一声。 （对周恩来说）会议是你主持的吧？ 周恩来说：是我，我没有主持好会议，我有责任。 毛泽东说：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有看见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它？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周恩来说：主席，不要生气，注意保重身体，都怨我没把事情处理好，要批评就批评我！ 毛泽东说：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中央文革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请美国、苏联一起来。你们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周恩来说：主席，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嘛。同志们的出发点绝不是这样的。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也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作检查。 康生说：你们看到了吧，我们毛主席义愤了，发怒了，毛主席是发无产阶级之怒！ 谢富治说：他们大闹怀仁堂的时候，我就劝谭震林、陈毅同志不要闹，不要发难，他们不听，他们把中央文革的忍让当作了软弱可欺，真正是岂有此理！ 叶群说：刘少奇、邓小平之流还不敢如此猖狂，他们比刘、邓、陶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说：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我们一起对付各种可能。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党答应么？ 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严肃批评他们几个同志的错误，让他们作检查。 毛泽东说： 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毛泽东愤然离开会场。 周恩来说：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受，很难过，由于我自己没有主持好会，使怀仁堂会议发生了这样的偏差，让主席发火了，给主席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了这么大的负担，我感到很内疚，很内疚啊！ 叶剑英说：我也得检讨，我们下去后都帮助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检讨，让他们赶紧向毛主席认错，请主席消消气，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康生说：不那么简单。现在的情况充分证明，谭、陈、徐还有其他人在怀仁堂的活动是想搞政变嘛，完全是一场未遂的政变。 李先念说：总理，我们得研究一下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开好帮助他们的会议，不然没法向全党交待呀。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听毛主席的话，现在中央弄得乱轰轰的，不但下面的同志没法工作，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谢富治说：问题的关键是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代表着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利益讲话，你们的屁股坐歪了，人民群众不答应，要求批判你们。这能把工作搞好吗？ 李富春说：怀仁堂的会议总理没有多大责任。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是总理指定的几位副总理的小组长，主席批评伯达、江青的指示是我捅出去的，所以大部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叶群说：我看现在不是谁先负什么责任的问题，林副主席始终认为右倾是最大危险。不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保卫，所以主席刚才讲的非常明确，首先是批判谭、陈、徐，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什么也谈不上。 康生说：叶群同志说得对！ 周恩来说：我们很快就召开对他们三人的批评会。为了把会开好，我建议我们在坐的同志都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错误。陈毅同志由我来谈话。谭震林同志由李先念和谢富治同志来做。剑英、先念和富治你们三人再做徐向前同志的工作。批评他们要严厉，不能姑息迁就，要把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原原本本传达给他们，使他们受到震动。一定要注意，防止他们出现对立情绪，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格外要警惕的。 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 毛泽东在卧室里说：你们就照总理讲的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同时附了此信。〗 主席： 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周恩来与陈毅谈话 陈毅说：真没有想到主席会得出这样的！我们是在党的生活会上提意见，这可不是搞阴谋呀！我不怕，大不了成为刘少奇！他们不就是让我低头写检查吗？为了大局，我写检查。我真没有想到，江青还有这么大的能耐，竟使整个中国都按她的意志转起来了。没想到，说了几句心里话，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谢富治、李先念与谭震林谈话 谭震林说：林副主席应该站出来替我说说话嘛，我谭震林革命四十多年，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毛主席！我好糊涂啊！我错误地理解了毛主席批评伯达和江青的指示，以为下一步是反左，没想到反来反去，反到自己头上了，我太糊涂了，我对不起毛主席啊。谁说我不写检查来，我写也是向毛主席写，不能向其他人写。我三天之内就可以交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叶剑英、李先念与徐向前谈话 徐向前说：我如果是张国焘的人，早在长征时期就跟他走了，还等到现在干什么？请你们汇报主席，我就是说了那么些话，要杀要剐随便，我不在乎。反正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能活这么大，我早已心满意足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四）召开政治局生活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对“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进行了批评和驳斥。 这次会议印发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由谭震林等人提出的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烧的文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由陶铸亲自抓，李富春亲自主持，谭震林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主张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要烧。文件出来以后，送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认为这样做打击面太宽了。把文件退了回去。周恩来阅后又送到中央文革，他在上面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值班的关锋认为：这个文件不好。王力、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也同意关锋的意见。由这五个署名的文件，经过江青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没有批字，退给了文革小组。） 还印发了徐向前等人提出的在连队搞“四大”、“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些文件。 二月二十六日，是会议最紧张的一次。 康生说：二月十六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大闹怀仁堂，实际上代表着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不甘心灭亡的牛鬼蛇神的利益。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你们是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又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污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要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反毛主席吗？那绝对做不到，我要和你们奉陪到底！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学她。武则天使唐朝出现太平盛世的政治局面这有什么不好？你陈老总，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那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想反对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猛击你一掌，你再不悬崖勒马，顽固不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你们实行打击一大片干部的路线，甚至不惜把这些嫁祸于中央文革，挑动军队和中央文革对立，制造混乱，瘫痪国家政府机关，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藉口保护老干部，实际是死保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藉口保护高干子弟，实质上否定红卫兵，为联动翻案。你陈老总还想否定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 陈毅说：江青同志，我没有否定延安整风！ 江青说：陈老总，你别说话不算数！ 陈毅说：不，我没有说过那个话！ 叶剑英说：我不知道中央文革是怎样向主席汇报的，我认为向主席汇报我们的言论，应该经过核对材料，以防汇报错，甚至走了原样，歪曲了本来意思。 陈毅说：是应该核对一下，我要求核对材料。 周恩来要王力念材料：陈毅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还不是起劲地拥护斯大林，到后来赫鲁晓夫是什么人难道还不明显吗？刘少奇在延安时不是也大唱毛主席的赞歌吗？到后来又怎么样呢？你别看现在有人拥护毛主席，将来你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 陈毅说：这段话我不记得说过请给我删掉吧，我好像没说。 周恩来说：不要改了，陈老总你的确是这么说的，我们几个人听得明明白白的，不要改了。 谢富治说：怀仁堂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反对江青同志，阴谋夺军权。这次，你们又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那次只是军队几个，这次你们阵容扩大了，又把几位副总理也联合上了。你们的用心很狠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讲过的话可以不认帐，这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嘛。你谭震林口口声声说你没反文化大革命，但在农林口，你亲自扶植保守势力，搞假联合，制造了一，一七假夺权、真复辟的反革命事件。然后疯狂镇压造反派，大搞反攻倒算。这不正说明你们心中有鬼吗？ 陈伯达说：同志们，有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了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心虚害怕了。不是有人说不晓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现在我再一次告诉你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镇压群众，就是压制革命派起来向资产阶级造反。在青海，有个副司令员叫赵永夫，大搞反革命的夺权，他非法拘禁青海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操纵保守势力，冲击已经被革命派夺了权的青海日报，对青海八一八革命派事先残酷镇压和大规模逮捕，制造了二月二十三日的事件。这件事是谁支持的？ 叶剑英说：是我。我支持赵永夫，称赞他们打得好！我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的！ 江青问：什么命令？谁的命令？ 叶剑英说：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这个命令是毛主席批准照发的。授予了军队在遭到右派分子的冲击时，可以开枪。 江青说：你这是镇压革命派！现在四川李井泉的死党，出动飞机散发传单，制造所谓二月镇反运动，你也知道吗？ 叶剑英说：是我批发了在四川散发的中央军委二月十六日公开信，我主张镇压一切敢于冲击军队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统统取缔。 江青说：他们开枪打死的红卫兵中还有不满十八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说你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点儿也不委曲你们！ 周恩来说；很快，我们再召集一次部队军以上的干部会，专门研究一下军队支左中的问题，解决各地发生的情况。 关锋说：在内蒙，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之流，打击革命干部，迫害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很怵目惊心，当然，青海、四川的问题就更典型了。现在问题很清楚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是有后台的，有背景的。总后台就在上头。有摇羽毛扇出谋划策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军委一伙，国务院一伙，这次，这两类人都上阵了，是联合行动。 谢富治说：这次怀仁堂事件，是军委和国务院的两股势力的总合流，这两股势力中，还有挂帅人物。 江青说：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气焰嚣张，又是拍桌子，又叫着号，你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有什么话都摆在桌子上，不搞背后动作，这是我的脾气。 叶剑英说：发火，拍桌子，这都是事实，这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 周恩来说：难道你只是脾气、习惯吗？你的女儿已经向中央文革作了揭发。有人同她说过，你在京西拍桌子就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江青同志的。当时叶群、春桥同志也在场。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都无动于衷吗？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又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李富春说：我是总理指定的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江青二位同志的指示是我向其他副总理传达的，如果传达错了，一切罪名我来顶，其他同志没有责任。对中央文革的许多作法，大家不满意，有看法，许多议论都是在我家里说的。 周恩来说：你做的结果是发展到这一步，使主席非常生气。你们都没有吃透主席的思想，都是凭着自己的脑袋想当然，这样还能不犯错误吗？中央文革就那么几个人，管理全国这么多事，作了那么多好事，即使出一点偏差有什么大惊小怪？你们就兴灾乐祸！这就导致你们要犯错误。当然我也有错误，也应该检讨。对二月十六日的会议我没有及时地引导好，这是不可原谅的。事后我也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没有把它当回事，只认为是发了发牢骚。 江青说：这是动摇啊！ 周恩来说：是迟钝，我在这场新的路线斗争中也迟钝了。但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决不含糊的。反正有一条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不管我周恩来也好，还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好，我们都是绝对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们坚决听从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号令，他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政治局的生活会整整开了二十多天。 陈毅对周恩来说：这一次，是党内最大的逼供信。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检查是假的，完全是逼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叶剑英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的关于天津小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材料上批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肖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 肖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一小段时间错误，竟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据我看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很多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第二方就是对肖华同志刚才检讨的这个错误，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用全面看一个领导同志的整个历史；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有那么很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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