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设计师刘鹤：曾为温家宝顾问  与四万亿刺激计划密切相关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刚刚领衔起草了国研中心的“383”改革方案的刘鹤先生，在其文章《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说：“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这是典型的将西方债务危机归咎给福利制度的言论，是典型的将世界经济危机的账赖给民众的荒唐逻辑，精英们掠夺了民众原本应该享有的福利，却反过来指责民众应该老老实实地承担危机的一切成本。刘鹤等反动精英从来不问是谁的无耻政策扩大了“分配差距”，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制度性地掠夺社会的财富，却指责在这样一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被动反抗、被动发出底线上的诉求的民众，指责政府不该向民众妥协，只管一直满足精英利益，一路两极分化下去，同时将民众奴役成一群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却完全不敢“蔑视”精英、“拒绝”精英的政策、“仇视”精英的人就可以天下和谐了。

　　精英们只管自己发动惊天动地的阶级斗争，而不许老百姓反向的一丝不满和反抗。我们必须揭露其荒谬的言论。

　　杨斌：当前美欧金融垄断资本操纵的主流媒体正误导舆论，将财政债务危机归咎于民众享受过高的社会福利保障。美国政府维持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社会福利保障，不可能是爆发危机后财政赤字两年内增长九倍多的主要原因，财政债务危机的真实原因是政府花费大量纳税人金钱挽救金融财团的金融投机赌债。

　　美国民众不仅被迫承担了挽救华尔街的巨大纳税负担，背上了未来子孙数代人都难以偿还的沉重债务包袱，还被指责为享受过高的社会福利保障导致了财政危机，恰恰在忍受危机剧痛时被迫削减维持生存的社会保障权益，难怪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纷纷打出的标语，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用纳税人金钱挽救华尔街而出卖民众利益。美国政府救市实际上是以挽救危机为借口掠夺民众财富的金融战争，而以财政危机为借口削减社会保障则是发动新一轮掠夺攻势。

　　当前美欧媒体纷纷将美欧债务危机归咎于高社会福利，指责民众懒惰、过度消费并享受了超出能力的生活水平，只能实行紧缩政策、大规模裁员并削减工资和福利，却不谈高盛和德、法等国银行曾通过推销金融衍生品和银行信贷，引诱希腊等国隐藏债务、落入陷阱并选择时机引爆危机，进而借口挽救危机用纳税人金钱向金融资本输送利益，各国援助希腊等国贷款转眼就会落入跨国金融资本腰包，希腊等国虽屡次接受援助但债务包袱却不断膨胀。

　　希腊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根本不是高社会福利，而是高盛策划金融战争蓄意引发的危机连锁反应，只有从金融战争角度才能理解为何挽救危机措施毫无成效，而美欧金融财团操控的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顽固拒绝修改政策并乐此不疲反复推行同一政策，因为债务危机实际上是被当做金融战争的掠夺武器，民众痛苦和危机破坏越大金融寡头掠夺的财富越多。

　　赵磊：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很多经济学教授读出了福利社会的失败，读出了马克思的低能。上周我在北京开会，有个教授告诉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雄辩地证明，北欧的福利社会模式根本行不通，只能养懒汉。这再次验证了‘经济人假设’的伟大，也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的低能”。

　　在主流认识中，这个教授的看法很有“普世性”。不过，这个“普世性”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且不说把福利社会与马克思划等号是否公允，记得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群学者造访北欧，期间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问：“你们北欧有这么好的社会福利，你们就不怕养懒汉吗?”答：“我们宁愿养10个懒汉，也不养一个罪犯!”

　　与中国改革以来盛行的“末位淘汰”相比，这样的回答的确很另类。

　　表面上看，福利社会养了懒汉，导致入不敷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元凶。但是，这个所谓的“元凶”只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其然”，还不是 “其所以然”。为什么欧洲要搞福利社会呢?这才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你可以把福利社会归结于人权的道德诉求，也可以把福利社会归结于经济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把福利社会归咎于马克思的忽悠。然而，无论你强调的原因是怎样“普世”，你都不能否认：欧洲之所以要搞福利社会，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换言之，如果你不搞福利社会，人民就会起来造反，马克思的承诺就要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

　　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还是暴力颠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对于资本家来说，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如果资本主义不想现在就灭亡的话，那么，所谓福利社会就是必然选择——哪怕是借高利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资本的宿命，而不是什么马克思忽悠穷光蛋的结果。

　　2009年12月11日　，希腊政府自揭老底，宣布国家负债已经高达3000亿欧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据称，如果由1130万希腊公民为这笔巨额债务买单，那么希腊人均负债就高达2.67万欧元。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难道借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今天的后果吗?明明国库里已经入不敷出了，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地借债呢?其实，之所以要“一个劲地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喜欢扮演杨白劳，而是必须维持高福利。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只有维持高福利，才能掩盖越来越尖锐的两极分化，1%的人才能“吼得住”99%的人。

　　问题不是要不要借债，而是为什么要借债？如果搞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债务危机的本质就隐藏在“两极分化-高福利-债务-危机”的逻辑链条中。

　　叶劲松：资产阶级不能承认真相，只能在掩盖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撒谎。受资产阶级豢养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就大谈欧洲的福利是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及豢养的文丐，不敢揭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却说饱受资产阶级剥削的劳动大众才是产生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而资产阶级的这一谎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是格外流行。

　　但事实真相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产阶级对劳动大众的剥削，使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资产阶级为了缓和这种状态和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使资本主义债务积累并最终爆发债务危机。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必然产生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迫使西方各国负债太多，政府负债多，家庭负债也多。资本主义企图用国债和家庭的包括房贷在内的各种消费贷款(这些消费贷款形成家庭负债)，来刺激社会需求，缓解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因此，西方国家债务危机和家庭债务危机(据何秉孟研究员讲，“从1971年到2007年的2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了近20倍。这还不包含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1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 即美国家庭债务超过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这家庭债务危机使许多家庭资不抵债而破产，并使近年每年有约百万户美国家庭因不能还房贷而被赶出住房)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不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的过剩危机要产生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资本主义的庞大军费和战争费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官员勾结所产生严重腐败也是产生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重要原因。

　　郑若麟：法国总统大选中的左翼挑战者、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奥朗德不久前刻意抛出这样一段轰动一时的话：“我告诉你们谁才是我真正的对手：它没有名字、面目不清、没有政党、没有候选人，因此永远不会当选;然而它却统治着我们。这个对手，就是金融财团。20年来，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金融财团控制了经济、社会乃至我们的生活。今天，它能够在瞬息间转移巨额金钱，威胁国家生存……它已经成为一个帝国。2008年9月15日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但没有削弱这个帝国，相反正在加强它……”

　　这段说辞之所以引起大众传媒的极大兴趣，并非这段话说出了一个人所不知的“真理”，而是把一个几乎专家们都了解、但却讳莫如深的话题捅到了公共领域。长期以来，法国从官方到学术界，都言不由衷地把“福利社会”制度说成是这次危机的源头，因此要求民众共同承担危机的后果。这就为日后执行日益严峻的财政紧缩政策在做舆论准备。

　　奥朗德的这段话显然否定了目前美欧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福利社会”所造成的说法，而将矛头直指“金融财团”，将其指称为“统治我们的对手”，是造成“国家危机”的原因。

　　对金融财团这个“幽灵”的指控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欧美研究领域对金融体制的批判逐渐从学术界向民间传递相吻合的。法国前外长维德里纳在不久前推出的一部题为《今日世界的种种现状》纪录片中，深入分析了这次危机形成的根源，同样将矛头对准金融财团。事实上，法国今天的公共债务危机与福利社会虽然存在一定的关联，但福利社会制度却绝非主因。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影响全球格局的变化，就是全球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到今天西方乃至全球“金融资本”对“劳工”取得了决定性的全面胜利之后(统计证明，自2004年至2007年，资本收入的增长，是劳工收入增长的五倍)，金融资本拟通过“福利社会造成危机”的说辞，利用紧缩政策，重新将民众手中最后的一点残余财富全部收回。金融资本的贪婪确实是无限的。

　　萨松：福利国家也可以看作是为了满足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尤其是对其私营经济部分，因为资本主义自身无法提供以下条件来促进再生产：

　　· 拥有一群思想上没有敌意的劳动力，而且不必为他们提供工资以外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

　　· 一套高效的交通体系、教育设施，以及低价供应的重要物资，诸如煤、电等。

　　由此看来，福利国家不仅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同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也稳固了资本主义体系。这其中还有一个自社会主义运动开展以来就存在的无法避免的困境：成功逼迫资本主义对自身制度进行改革、改善人民的境遇，是否也算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稳固和合法化?这种短期内的制度改良是否会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寿命得以延长?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在 1998年 3月的《世界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新自由主义的本质》，里面提到新自由主义极其强烈的象征力量。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原则，更是一个系统化解构集体主义的策略，使得消费可以逐步个人化。经济状况随之可以从社会特征中剥离出来。以最纯洁面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把自己打扮成为唯一的理性法则，而与此同时那些社会特征(贸易联盟、政党、民族、家庭等特征)则似乎变成了发展经济的阻碍。

　　面对当前的危机，我们应该严格质疑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流行，因为这个“主犯”已经过度削弱了对财政部门的管控。反而却逼迫欧洲各国去限制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福利。当经济增长乏力时，这就是一个危险的政策，因为它取消了欧洲人的社会保障。

　　附：惊鸿一瞥“383方案”：

　　----就是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通过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以重新界定职能、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以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改革。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对外开放，引入有竞争力的投资和经营者。深化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开放，引入新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带动服务业加快发展。

　　----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更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改革外资审批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非禁即入”的试点;统一内外资法律，强化法律法规的一致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

　　----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减少对上游投入品的歧视;以海关特殊监管区为基础开展自由贸易园区试点;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查验，降低收费;以暂定税率方式，推行结构性降低关税;在存在进口特许权领域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竞争;以中日韩自贸区为重点，加快谈判建立高质量的自贸区。

　　----提供平等保护土地产权的制度基础设施。以落实集体成员权时点和量化集体资产为核心，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将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房屋等资源确权、登记、颁证到每个农民。实施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在现有土地权属基础上，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处置权、抵押权和转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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