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新疆7.5暴乱反思 - 正义比经济增长更重要 韓東屏 华伦威尔逊学院（Warren Wilson College) 引言： 二零零九年夏天，我和我的华伦威尔逊学院的学生获得ASIANETwork 管理的FREEMAN 基金会的奖学金，利用暑假一起到中国农村地区访学考察。顶着夏季的酷热，我们首先在山东的一个农村学校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认真调查。在此期间，我们采访了当地一些学校的教师、行政人员、学生、学生家长，以及当地农民和政府官员。 在此之后，我们决定稍作休息，便前往中国的西北边陲——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游览。我们七月三日到达乌鲁木齐，七月五日意外遭遇了自1950年自治区成立以来新疆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骚乱。我们住的酒店非常靠近骚乱发生的地区，但我们从未感到任何威胁。我们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原本平静祥和的地区如何突然充满暴力与屠杀。用砍刀和斧子武装起来的维吾尔人不发出任何警告而攻击他们的汉族邻人。而此后，转而汉族开始攻击维吾尔人。只有当中国当局大规模陈兵列阵才得以恢复秩序。我们由此认识到在经济增长与繁荣的表像下，错综复杂的矛盾蓄势以待，可能毫无症状地爆发出来。这为我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观察和反思中国社会的民族关系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 我们决定去新疆是由于学生们的强烈要求。我之前从未去过新疆，对新疆很不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新疆的了解并不比我的学生们多多少，所以心里很不踏实。在火车上，为了对新疆有更多的了解，我尽量同一些来自新疆的乘客交谈。我遇到了一位曾在新疆工作和生活长达30多年的退休工人和一位在新疆出生并长大的汉族中年妇女，跟他们俩聊了很长时间，同时也跟其他一些新疆人有短暂的谈话。他们都告诉我说，新疆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民族关系一直很好。据他们所说，东突在乌鲁木齐的分裂活动并不活跃。听到他们这样说，我并没有感觉轻松多少，因为我之前根本没有担心过会发生种族冲突。我曾去过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如贵州和云南，知道那些地方的民族关系很好。尽管偶尔有关于新疆和西藏民族问题的报道，我认为中国的多民族关系在整体上来讲还是好的。但是七月三日我们一到乌鲁木齐，我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从公共汽车上年轻维吾尔族乘客的眼神和表现中感受到了隐约的敌意。但是，两天之后，七月五日，当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的游行示威恶化升级成暴乱时，还是令我无比震惊。 七月五日下午六时前后，一小群维吾尔族青年开始在维吾尔族居住区游行，要求政府对发生在广东的汉维冲突事件作出解释，冲突中曾有一名维族工人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示威，据估计，超过5万维族人参与了这一骚乱，覆盖了乌鲁木齐五个主要市区。当晚10时左右，示威者变成了暴徒，开始攻击汉人和汉人商店，杀死了数百人。面对愤怒的暴徒，未配备武器的警察自身难保，不得不躲避起来。汉人商店遭到洗劫，并被放火点燃，几十辆公共汽车，出租车以及私家车被放火焚烧。武装警察在两个小时候后赶来，但并未能控制局势，而不得不等待使用武力的命令，其中一名武警被愤怒的维族示威者打死。在新疆大学，许多汉族学生成为攻击的目标，不得四处逃命，其中有一些不幸成为动乱的受害者。一位回族出租车司机说，他曾亲眼看到维族示威者追赶附近的汉族居民，然后杀死被他们抓到的汉人。我的美国学生告诉我，他们不喜欢中国政府关于事件的报道。我告诉他们，他们不需要喜欢。他们只是需要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是在中国。我的一个学生十分沮丧，因为中国官方报告的死亡人数远低于实际死亡人数。第二天，数十万汉族年轻人手持刀和铁棍在街区游行示威，开始攻击任何前往汉族居住区的维吾尔人。那时，我告诉我的美国学生，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国官方不报告真实死亡人数的良苦用心：他们担心汉族人会报复维吾尔少数民族。 中国官方对暴乱的处理措施 许多局外人，例如土耳其总理和我的美国学生，都对中国官方对事件的处理抱批评态度。相比这些局外人的负面评价，我在新疆骚乱后的所见所闻却让我认为中国官方对骚乱的处理有许多可取之处。中国的武装警察专业而有纪律。他们迅速恢复秩序，安抚市民，公共交通和商业活动在几天之内就基本恢复正常。各方面损失被控制在最低程度。与美国警察相比，中国警察有很大不同。他们平时不会携带武器，不像美国警察那样全副武装。这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遗泽的一部分：警察是人民警察。中国警察在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时候很少使用武力。不像全副武装的美国警察，中国警察不会在人民之间引起恐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警察在控制庞大人群时显得无能为力。在美国，聚众游行必须受到政府和警察的约束，警方对不服从命令的游行者处罚十分严厉。中国政府同样要求游行之前应该取得许可，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未经许可的游行，特别是当游行人员是少数民族时，就像7月5日乌鲁木齐的这一次。 如果中国警察像美国警察一样做好了随时开枪的准备，1989年的6月4日的骚乱，2008年3月13日的西藏骚乱，以及这次2009年7月5日的乌鲁木齐骚乱，都不可能失控到如此地步。但是我仍然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因这些负面的经历而改变公安程序。我希望中国警察仍然是未武装的人民警察，并且时刻受到约束。人民应该改可以更加自由的游行，而法律应该制裁的是对无辜市民使用暴力的人，即使他们有冤可申。 骚乱的原因 尽管我赞同中国政府对动乱之后的处理，我却不同意其对骚乱原因的解释。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谴责三股境外势力煽动暴乱。当然，敌对势力确实希望看到新疆发生动乱，但是单纯的将事件原因归咎在他们身上却过于草率。如果乌鲁木齐的维族同胞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生活富足，那么境外势力的煽动根本不会起到作用。中国政府同样把事件的部分原因归咎于有关广东民族冲突的谣言。确实，这些谣言损害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民族关系。但同样，如果新疆的维族人能够安居乐业，这些谣言也无法引起暴动。 事实上很难说维吾尔人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对生活现状似乎不满意。经过自1978年来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或许人们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准提升了。但是，就算没有所谓的经济改革，人们的生活也会改善，收入也会增加。而政府的宣传却常常忽视这一点。自经济改革以来，维吾尔人所面临的社会不公正对待却与日俱增，他们愤怒的来源正是这些社会不公正。骚乱后，我曾与许多汉族和维吾尔族人谈话。许多汉人指责说这些“又穷又懒”的维吾尔人一直在寻找机会暴动，而维吾尔人说确实有一部分维吾尔人想要暴乱，因为这些人对生存现状十分不满。我认为，游行示威的实际发起者只是一小部分人，但弥漫在维吾尔人中间的不满情绪使成千上万的的维吾尔人加入了游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发泄不满的好机会。这才是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危机。不满情绪在人民内部大范围酝酿，任何一个小小的意外都有可能星火燎原，引发像7月5日的暴乱。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却忘了稳定同样需要经济基础。中国精英阶层自然希望社会稳定，但当大多数普通人都看到了当前的社会不公正，稳定只是一句空话。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主义时期，在邓小平的1978年经济改革之前，国有企业能保证维吾尔族人平等甚至优先的就业机会，获得同等或者更好的工作待遇。那时国家开发当地资源是为了让全中国人民受益。占多数的汉族人和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享有基本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来自各民族的人们更容易见证民族间的平等。在7月6日，紧接着骚乱之后，民族关系还十分紧张，我看到一些维吾尔老工人试着想要和汉人握手，他们说汉人和维吾尔人是兄弟手足，暴乱的只是少数人，汉人和维吾尔人在这种困难时刻更需要团结。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的老一代维吾尔人仍然愿意相信政府民族平等的政策。 自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许多实践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举措都被逐渐废弃。大量国有企业被卖给私人，买主多数是汉人。王乐泉是新疆现任领导，他来自山东聊城。在任职新疆的18年里，他支持许多山东企业家在新疆发展。这些汉人企业家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新疆牟利，他们看不起维吾尔人，认为维吾尔人‘落后，愚蠢，懒惰’。在乌鲁木齐的短暂停留期间，我就听到过他们对维吾尔人的类似贬义评价。他们用人通常做法是先自己的家人，亲属，同乡，然后是其他地区的汉人，而只有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才会雇用维吾尔人。结果，维吾尔人失去了曾在社会主义时期享受的平等就业机会。社会主义时期，所有中国工人在国有企业享受平等工作待遇，不分性别和种族。在同一年被录用的工人享受同样的薪水。但今天，工人的报酬多少则完全由资本家决定。由于是由资本家个人决定工资，为汉人资本家工作的维吾尔人就受到不公平对待。中国政府的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在少数民族地区增长了数十倍，同时承诺将确保未来十年内国民经济将以10%的速度持续增长。尽管新疆的生产总值提高了，相比汉族的新贵资本家，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却越来越差了。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开发新疆的富饶资源是为了所有中国人民，包括维吾尔族人。但是现在，大部分本土资源的开发的收益却是进了汉人资本家的口袋，这也是新疆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表现。因此，7月5日的骚乱看似是民族冲突，从根本上来讲，阶级冲突却多于民族冲突。 给维吾尔人他们应得的社会正义 不论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汉族地区，中国政府对这种社会动乱的回应一般如下：增加该地区的物质投入，为贫困人口提供救济金，以及为失业人口提供低福利保证等。如此看来，中国政府的社会精英们还是没有明白，出问题的是社会正义而不是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包括少数民族在内，并不需要政府和资本家所谓的慈善行为，他们需要的是社会正义。他们需要的是像社会主义时期那样的平等的就业机会，平等的工作和平等的工作报酬。而自1978年以来，资本主义复辟彻底摧毁了中国各族工人阶级曾享有的社会正义。中国的工人阶级对邓小平领导的资本主义复辟没有任何好感，中国政府应该清楚这一点。 清明节是中国的国家纪念日，二00九年四月四日清明节那一天，为纪念中国资本主义复辟30周年，政府为邓小平开设了一个追悼网站，期待中国人民的赞美。然而，政府不得不在当天下午四点关闭了该网站，因为网站被访客的诅咒声彻底淹没。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政府不得不意识到国内劳动人民真正愿望的时候了。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想要生存下去，现在已经到了党和政府履行其应尽职责和义务的时候了：铲除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清除官僚阶级的贪污腐败，消除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也许，中国政府对此已经无能为力。若真是如此，现在中国政府就不得不承认失败，而让人民自己找到一种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 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稳定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前提，并以此为借口来压制人民表达不满和怨气的正当需求。但辩证的讲，破坏国内稳定的罪魁祸首之一，正是因为中国政府采取高压手段来压制人民公开合法表达不满的权利。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南辕北辙。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政府的所谓开放和改革正是实践了这句古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社会曾到达过更高层次的平等：工人与管理者地位平等，男女平等，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平等，官员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平等；从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官僚压迫，卖淫嫖娼，贩卖毒品，妇女和儿童等罪恶。官员腐败也得到极大的控制。然而，邓小平一派的人并未将这些发扬光大，反而通过鼓励官员腐败，偷盗或变卖公共生产资料，走私，贩毒，贩卖妇女儿童，卖淫，非法经营，地下交易等方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中国社会表面上的繁荣之下，老百姓不得不面对诸如毒牛奶，毒奶粉，劣质肉类及肉产品，以及伪劣毒酒。为了更多的人民币，政府官员建造了无数倍老百姓称为“豆腐渣工程的”的建筑和公路。 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许多新建的学校房屋倒塌，造成在校师生的重大伤亡，然而许多在社会主义时期建造的房屋屹立依然。中国政府为了GDP的快速增长，从西方国家进口大量剧毒电子产品垃圾，毒害了众多无辜和无知的中国农民，污染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并为劳动人民带来一系列灾害和疾病。 在七月六日的汉族人的示威中，人们喊出了“要王震，不要王乐泉”的口号。王震是社会主义时期新疆的领导人，在他任期内，不同民族的的人们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许多人将此口号解读为；人民要求政府转变作风。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新疆人在王震时期所享受的和平与和谐并不是因为王震的执政作风，而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实践为新疆的和平与和谐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王乐泉也可以做得很好；而在现今新疆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王震一样难有什么作为。中国政府应该接受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因所谓的经济改革造成的民族分裂的前车之鉴：当他们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五湖四海的人们就被团结在了一起；而当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共产党的结局就是土崩瓦解。共产党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下场是不言而喻. (本文原文英文，由我的学生曹彬翻译成中文，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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