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卷风流人物）第131--135章

2013-10-29 22:2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397| 评论: 0|原作者: 东方直心|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毛泽东大传（第四卷风流人物）第131--135章时间:2013-10-06 17:05来源:作者:东方直心点击:142 次“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第131章“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话说1938年3月11日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办公厅主任，为准备第二天将要召开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请郭化若去书写几副挽联。郭化若看了几位老领导写的挽联稿，觉得有的写的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修改，就派人将稿子送给毛 ...

第135章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

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话说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延安桥儿沟一座旧教堂里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出席全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项英博古王稼祥康生彭德怀

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5人，他们是：关向应林育英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

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38人，他们是：邓小平贺龙罗荣桓谭政彭真高岗罗瑞卿林彪萧劲光萧克潘汉年徐特立曾山吴玉章张文彬朱理治黎玉贾拓夫林伯渠谢觉哉李昌冯文彬滕代远郭述申高自立成仿吾高文华柯庆施徐海东程子华谭余保李六如杜理卿陈刚杨松曹轶欧孟庆澍涂振农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主要任务是：总结抗战15个月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使党更加自觉地担负起抗战的领导责任，把战争引向胜利。

全会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

全会一致通过由12名政治局委员组成六中全会主席团。

全会秘书长王稼祥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共产国际同意和支持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抗战。

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竞争了。”

1938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六中全会主席团向聂荣臻和晋察冀边区军民发电慰勉，电文中说：

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聂荣臻领导边区军民，从1938年9月开始开展了粉碎日军5万多人对根据地围攻的斗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热情地宣传聂荣臻在晋察冀创造的经验，他说：

“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

后来到11月，晋察冀边区军民共毙伤日军旅团长以下5200多人。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日军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关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指示说：

“现在不应该强调保卫武汉，应强调武汉假如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一城一地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号召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做长期的斗争，反对利用武汉失守及危急可能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在《论新阶段》中，全面总结了抗战15个月以来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他说：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

“马克思、恩格期、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

毛泽东鉴于国民党顽固派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幌子，在思想战线上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他说：

“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强调说：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说：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

“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是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共产党只能根据不同情况，对国民党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办法。”

毛泽东批判了王明把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等错误思想，他强调了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针对王明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在报告中，再一次论述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意义。他说：

“中国的情况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主要的形式。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敌军，停止敌人的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区限制于一定地带；便不能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准备将来的战略反攻。”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专门讲了《战争与战略问题》。他说：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灭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阶段中都是不应有的，都足以妨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须避免。”

毛泽东鉴于张国焘、王明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告诫全党说：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必须重申党的纪律：（1）个人服从组织。（2）少数服从多数。（3）下级服从上级。（4）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干部的问题，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7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难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的培养人才。在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已经涌现出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确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徐海东看见毛泽东和贺龙在散步，就想趁机提出上前线的问题。他走近二人，只听毛泽东问贺龙：

“中国有3部著名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贺龙说：

“没看完，没看完，不过我不是外国人！”

毛泽东又问徐海东：

“海东，你看过这3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答道：

“《三国》、《水浒》看过，没有看过《红楼梦》。”

毛泽东笑着说：

“那你是个半个中国人。”

说得身边的人都大笑起来。徐海东要求上前线，毛泽东摇摇头，说：

“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张闻天在六中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党规党法的报告》。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等人也作了地方工作报告。

10月20日，王明在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

在王明发言后，许多与会者也纷纷发言，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观点，同时也多少也涉及到了周恩来。

在10月份的会议期间，40岁的彭德怀和浦安修在延安结婚，这是彭德怀的第3次婚恋。

在此之前，彭德怀的原配夫人周坤模，学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千里迢迢来到抗日战场，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可是，当彭德怀得知她已和人同居，还生了一个女儿，犹如五雷轰顶，强忍着痛苦对周坤模说：

“我不怪你，孩子不能没有妈妈，你走吧！”

就这样，彭德怀和浦安修结成了伉俪。浦安修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人们评价说，浦安修是延安屈指可数的美人和才女。彭德怀给浦安修唯一的一份情书写得很特别，他是这样写的：

“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后来，婚后不久的浦安修即随彭德怀奔赴前方，俩人一起度过了战争年代最艰苦的岁月。

此时，双双堕入爱河的还有毛泽东和江青。组织上为此再度找徐明清了解了江青在上海的各种情况，又找到来自上海的其他的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要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在上海在延安都引起了一阵轰动。毛泽东的第3次婚姻，已经是今非昔比。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自然是万人瞩目，因此从一开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嫉妒诋毁者有之，煽风点火造谣生事者有之；反共阵营中有之，共产党内部甚至政治局里面也有之。这些人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利益出发，发出种种不同的声音。这都不足为怪。

周恩来看到江青经常由毛泽东的警卫员接到毛泽东处，帮毛泽东抄写文章，已经成为毛泽东离不开的助手了。他们在一起那么亲密，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周恩来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已经深深地陷入爱的漩涡之中了。他对毛泽东说：

“我看你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人难免会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泽东说：

“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要离婚，谁劝阻也没有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周恩来成为共产党内首先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周恩来还找到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做工作，他说：

“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思想、认识和风格都非常赞赏。这些我都可以担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结婚的介绍人。”

关于毛泽东的婚事，更多的人则认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况且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

张闻天收到此时已经调回延安、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写来的一封信，他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组织过营救江青的工作，而且也不断从报纸上看到关于“唐蓝风波”的绯闻。他一听说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大吃一惊，立即给张闻天写信。他在信中写道：“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王世英把信写好以后，觉得一个人署名分量不太够，就在延安又找到曾和他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陈雷、南汉宸、王超北、谢祥荫，共同署名，还一个个摁了手印。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又冷冷一笑，说：

“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种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还是贺龙爽快，他骂骂咧咧地说：

“什么影响不好？全是***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儿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后来流传甚广的有两个小道消息：一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同意他们结婚。二是说周恩来、朱德对江青“约法三章”。这些说法至今没有原始文件为据，不足凭信。以毛泽东的个性，他是决不会让政治局来讨论他的婚事的。正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后来所说的那样：“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优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后来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证明么！”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江青秘传》和《女皇梦》的作者朱仲丽在回忆中，也曾经说出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心里话，她说：

“应该说，还是毛泽东先追的江青。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已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唱京剧唱得相当不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贬低她，其实她的表演是很好的。这在延安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写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的著作，对《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经典著作背得滚瓜烂熟。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泽东首先看上了她的这些长处，引以为知音了。”

朱仲丽还说：

“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贺子珍之路》一书的作者王行娟也说过这样的话：“客观地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讷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且说在10月的一天，毛泽东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江青的到来，一见面，就握着江青的手说：

“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

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恰在此时，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见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

“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

康生认识江青比较晚，他接任党校校长时，江青已经结业走了。后来听说江青是老乡，他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奇女子的乡亲感到高兴。听周恩来如此说，他也就接口说道：

“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肯定了刘少奇等人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

会议围绕着毛泽东的报告，对争取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党的工作重点问题、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党的军事战略问题、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1月6日，是六届六中全会最后的一天。全会批准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写道：

自遵义会议特别是洛川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会为在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萧劲光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全会重申了党的纪律，通过《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纪律的决定》，强调党的团结与统一，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全会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的提议，林育英由候补中央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增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要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此议。

毛泽东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特殊情况下，为防止王明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提出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以后的实际工作证明，书记处没人牵头不行。如果谁都象王明那样，你发一个指示，我发一个电报，中国共产党非乱套不可。所以，六中全会在进行组织调整时，做出了如下安排：

书记处书记仍是原来的5个人，只在党内分工和排名次上进行了变动：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5位书记的重新排名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

这样，张闻天由原来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免去周恩来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由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驻重庆。南方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沦陷区的工作和港澳地区的工作；同时，领导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和新四军的工作。

充实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由杨尚昆任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成立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由彭真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由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党校委员会、妇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的工作。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

此外，六中全会还做出了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通过了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全体代表进行了会餐。会餐结束后，天空已经生起了一轮明月。毛泽东依然是像刚刚打完胜仗那样高兴，同大家谈笑风生。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去开一家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

他一边说一边板着指头：

“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做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

他尚未说完，自己已经是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引得其他领导同志也会心地笑了，乐得个个合不拢嘴。

毛泽东后来评述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遵义会议。

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政大事。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创办月刊《中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