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 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话说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陈独秀愿意回到党内工作的问题。 原来，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并没有吸取教训承认错误。但是他对毛泽东的敬佩一直没有改变，他从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对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根据地而是大为赞赏，他认为是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5人参加，陈独秀鼓励其他4人参加，而他自己则拒绝参加。1929年以后，他攻击“六大”路线。此一时期，他的观点与苏联托洛茨基不谋而合，10月16日，他和彭述之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承认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决议案》。 1931年5月，在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逮捕入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经胡适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才被释放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托派分子请他出面把托派组织起来，他的回答是“各奔前程”；托洛茨基邀请他到美国会面，他拒绝了。胡适拉他去美国，说有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去写自传，他说：我的生活简单，用不着去美国。胡适、张伯苓和周佛海拉他进国防参议会，还说蒋介石答应给他5个名额，他说： “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蒋介石打算让陈独秀出任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斥蒋介石是“异想天开”。蒋介石又派朱家骅找陈独秀，请他另组一个“新共党”，给他10万元经费，他还是不为所动。 陈独秀就是一门心思找中共中央联系，先是让他的代表罗汉先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表示他自己愿意回到党内，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中共中央12月政治局会议在讨论陈独秀的问题时，王明坚决反对让陈独秀回到党内。他说： “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 有人说：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王明说： “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 毛泽东自己与陈独秀还是有感情的，但是他更坚持党的原则，他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真诚欢迎他们的转变。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3个条件时，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 第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其它关系，则在上述3个条件实现后，再行考虑。” 毛泽东的主张和他提出的3个条件，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南京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去了上述内容完全相同的电文。可是陈独秀却完全拒绝承认错误，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的3个条件，他说： “我已经不是托派，所以没有发表声明脱离托派的必要。我们过去没有错误，所以也没有承认错误的必要。” 后来，董必武在1938年8月代表党组织多次去看望在江津县城的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与偏见，写一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陈独秀说： “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因私废公，所以，中共中央最终也没有恢复同陈独秀的关系。 叛逃的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说：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再将陈独秀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用以对付延安的宣传。蒋介石便要戴笠和胡宗南以私人身份，带了水果和茅台酒等礼品秘密拜访陈独秀，陈独秀拒不接见。戴笠、胡宗南找到高语罕通融，这才见到了陈独秀。可是陈独秀说： “我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问政治，更不曾有何政治活动，本人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陈独秀最终于1942年5月27日因患高血压病，病逝于四川省江津县城10公里外鹤山坪石墙院，终年63岁。 后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对陈独秀评价说： “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 “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这正是：月转圆缺光辉在，竹生枝杈气节直。 且说1937年12月13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王明原本就善于拉帮结派，故在12月会议上有些得势。所以，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毛泽东身处此境，为了团结抗日大局，不得不策略地让了一步。可是出乎毛泽东意外的是，张闻天竟然在这关键的时刻，要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王明。 原来，张闻天虽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但在军事问题上，在国共问题上，他处理不了。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者，都是从战争中闯荡出来、同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深知蒋介石为人的毛泽东。 张闻天要将总书记让给王明，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毛泽东提议，在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于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中央不再设立总书记职务，重新改组书记处，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 就这样，毛泽东与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及总书记职务问题上，“双方打了一个平局”。 会议决定增补刚刚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加上原书记处的张闻天、毛泽东，改组为新的5人书记处。免去了博古、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其政治局委员。 党内具体分工是，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长，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长，李维汉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任中央敌区工委书记，康生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凯丰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博古为长江局委员、组织部长。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震农组成中共东南分局，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丕显为青年部长，陈少敏为妇女部长，温仰春为秘书长，领导新四军工作。东南分局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 会议还决定成立党的“七大”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为主席、由王明为书记。秘书处由5人组成，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 由于蒋介石希望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因此会议决定，王明可去武汉一趟，同国民党谈判，但应很快回延安工作。 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国民党首都南京，在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进行了长达6周时间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余万人。 12月18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到达汉口。 12月21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见了蒋介石。王明在会见中就如何改善工农处境、调动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低三下四地乞求蒋介石说： “我们甚望贤明的中央和地方当局，对各地有产阶级分子采取说服和立法的办法，使他们改正对于劳苦大众的态度，使他们对劳动群众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以便提高劳动者法权地位和改善劳动者痛苦生活。” 蒋介石一见王明，就高兴了。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说，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就留在了武汉工作。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由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7人组成，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不经过中共中央，擅自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他自己为副书记。周恩来支持了王明的错误。王明的目的又一次达到了。 此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5人：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项英，毛泽东不得不再退让一步，予以承认。 从此，王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多次违背党的组织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王明头脑发热，幻想总有一天，会成为“七大”的总书记。因此，他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王明的这一做法，却遭到了凯丰的强烈反对。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2月25日，王明在武汉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公开吹捧蒋介石是领导全国军民“英勇抗战”，提出了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六大纲领，与洛川会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抗。 他在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中，竟然说国民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说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说“国民党内部”“绝没有什么法西斯蒂一类的组织”。 他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中，否定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的要求。他说： “现在也有一种恶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它的条件。”“抗日高于一切”。 他提出了毫无原则毫无立场的所谓对友党友军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他说对友党友军要：“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潮对新四军工作及武汉地区抗日救亡工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时，武汉地区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和蚁社等进步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颇为活跃，社会影响很大。王明为了表示诚意，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下令这些团体去到国民党政府登记，结果一个个被国民党下令解散了。王明将这些抗日团体的一部分干部输送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了。 12月底，西路军部分干部经新疆、兰州、西安回到延安，他们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曾传六、李天焕。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 “西路军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大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西路军失败了，但这不是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1937年底的一天中午，校长办公室通知刚到抗大学习不久的陈先瑞说： “下午3点，你到毛主席家里去一趟。” 这天下午3时许，陈先瑞准时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陈先瑞，国民党的报纸把你的名字写成‘陈光瑞’，不管是‘先’还是‘光’，反正你在陕南坚持斗争挺有点名气，在国民党那里是挂了号的。人家动用几万军队围攻你们，就是没搞倒你们，这说明国民党不行。你的名字，我早就从报纸上知道了，人家还要活捉你，赏1万大洋。你知道吗？1万大洋可不少啊！” 陈先瑞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见毛泽东说起他的情况如数家珍，感到非常惊奇。毛泽东看到他吃惊的样子，爽朗地笑了。 陈先瑞在桌旁的一条木凳上坐下来，毛泽东坐在桌子的对面。他伸手从旁边的书堆上拿起一包烟，抽出一支点燃了抽起来。陈先瑞趁这个机会，打量了一下简陋的房间，又观察了一下毛泽东，只见他穿着一身旧的灰棉衣，身材挺魁伟，头发往后梳着，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很不平凡的感觉。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说： “鄂豫皖边区闹革命是比较早的，出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你15岁就当红军了，也是一个红小鬼呀。” 接着，毛泽东问起红25军在鄂豫皖时期和在长征中的情况，又问了红74师在鄂豫陕边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 “你们在陕南干得好，国民党动用大量军队进攻你们，你们不但没跨，反而发展壮大了。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你们保存了两千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们过去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总结。现在有了陕甘宁这块根据地，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 毛泽东又问陈先瑞参加抗大学习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困难？陈先瑞说： “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我是有决心学好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党决定办抗大，就是要有计划地把高级干部调来培训。现在，我们有很多红军干部，革命信念很坚定，道理也懂一些，有实战经验，但就是理论水平不高，文化学习不够，军事理论素养较低，光实干，不会讲，不能写，光知道打仗，不熟悉指挥艺术，这是不行的。我们办抗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批批来，一步步提高。你这次来学习，也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的。” 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毛泽东站了起来，说： “就谈到这里吧。请你来作客，就要给客人饭吃呀！” 警卫员把饭菜端了上来，很简单，一荤三素，外加一盘辣椒。毛泽东一边往陈先瑞碗里夹菜，一边说： “菜不好，但要吃饱，到我这里作客可不能饿着。” 饭后，陈光瑞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你今后常来作客。” 1938年1月，林育英因以前多次受伤，身体多病，被毛泽东从太行山129师调回延安休养。毛泽东提议由34岁的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 1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说： “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 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汉口移到南昌，设立在南昌市高升巷原北洋军阀张勋公馆内。 1月6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设宴欢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到延安访问。 当梁漱溟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劈头第一句话就说：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还记不记得？民国7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到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女婿。” 毛泽东一席话，使梁漱溟惊愕得说不出话，顿了顿，他才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 “是的，有这事，有这事，好记性！” 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醒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的20年前的往事。 原来，梁漱溟原名叫梁焕鼎，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比毛泽东大70天。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民国后，担任《民国报》记者。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成为国民党党员。1916年10月，他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印度哲学教师。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他的堂兄梁焕奎结识了一位知交，那就是杨怀中先生。杨怀中常到梁焕奎家中去，一来二去，梁漱溟与杨怀中逐渐相熟。梁漱溟得知杨怀中也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一位对哲学很有研究的学者，便与他讨论哲学问题，还时常到杨怀中家中造访。在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3月以前，梁漱溟晚间到杨怀中家，常有一个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他们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在客厅与杨怀中交谈，这个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以为这个青年是杨怀中湖南的亲友或同乡，也从没有问过。后来，杨怀中告诉梁漱溟说： “这位青年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他叫毛泽东。” 杨怀中还说，经他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白天上班和学习，晚上，回杨家住宿。梁漱溟并没有记住毛泽东这个名字。杨怀中病故后，因为身后萧条，蔡元培校长出面发动募捐，资助杨家办丧事。梁漱溟也是出资者之一。此后，梁漱溟仍在北大教书。1920年，他著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与批评。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工作，到华南、华东一带考察，主张乡村建设。从1931年起，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率领他的信徒，从事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而此时的蒋介石为了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最高国务会议”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邀请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借以装点门面。梁漱溟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也在蒋介石邀请之列。于是，梁漱溟就成为国防参议会的参议员。不久，国防参议会被国民参政会所取代，梁漱溟随之也就成为参政员。 20多年过去了，梁漱溟从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变成了知名的学者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这次专程前来拜会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是当初那个经常替他开门的湖南高个子青年。望着站在眼前的毛泽东，梁漱溟产生了一种老熟人相逢的感觉。毛泽东豪爽而热情的笑声，使梁漱溟那书生气的拘谨在片刻之间化为乌有。 此后，毛泽东与梁漱溟总共长谈了8次，每次的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其中有两次最长的会谈是通宵达旦。 头一天夜间谈话，从下午6时到次日凌晨。时值冬天，延安气候寒冷。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6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很暖和。毛泽东对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在屋外的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很散热的缘故。 毛泽东和梁漱溟先叙了旧谊，谈话就转入正题。梁漱溟开门见山提出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 “我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我个人心中也十分悲观。不知道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中华民族会亡吗？我这次到来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领袖讨教。”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没有插话，就是抽烟，喝水。他等梁漱溟说完了，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而斩钉截铁地答道： “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口气就这么肯定，神态这么坚决，完全出乎梁漱溟的意外。他接着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分析了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他还说：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3个战略阶段。在3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将由敌强我弱转化为敌弱我强，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说： “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梁漱溟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件，梁漱溟看过、听过，个别交谈也有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毛泽东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梁漱溟接着说： “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受益良多。” 毛泽东谦虚地说： “梁先生过奖了。” 梁漱溟话锋一转，向毛泽东询问起有关国共两党合作和国家统一问题。他说： “在我看来，中国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回答说： “梁先生的这种看法，我完全同意。” 听毛泽东说同意他的见解，梁漱溟感到振奋和鼓舞，他索性将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全部兜了出来。针对毛泽东所说的目前应当一切服从抗战，梁漱溟提出不同看法，他说： “这在我也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一事。我认为，此一决定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一则，真心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根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中华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二则抗战必求他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如果我们自己的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中国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使梁漱溟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竟然再次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转眼间，已是后半夜了。毛泽东客气地说： “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我们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漱溟起身告辞，将他的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他说： “我先送您一本书，请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毛泽东说：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吗？” 第二天，毛泽东与梁漱溟的长谈也是从下午 6点开始。这次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双方欲罢不能。这次长谈，梁漱溟称之为“互不相让的争论”。 他们谈话的内容，是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取出一卷纸，纸上已将梁漱溟书中的要点，全部摘录排列得井井有条。毛泽东说：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过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他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着一点，他表示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能苟同，他说： “中国社会和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型的阶级。在欧州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在中国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 梁漱溟引用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坚持主张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都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说服不了谁。梁漱溟总是坚持两句话： “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均不同。而且，中国革命是从外国引进的，不是内部自发的，革命的这种特殊性根源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构造。” 毛泽东说： “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它社会相似的一般性。” 梁漱溟马上反驳：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性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乎？” 毛泽东不得不叹道： “梁先生！你是个宣传家哩。” 毛泽东和梁漱溟争论激烈，互不相让，但是，两人都没有动气。梁漱溟在他的《访问延安》一文中写道： “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这样描述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 “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后退一步。我们的争论很激烈，但毛主席从没有动气。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好象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的心情，退出他的住室。” 梁漱溟后来在93岁时，再次向采访的记者描述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他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留存，听下回分解吧。’” 欲知毛泽东和梁漱溟后来的关系怎样？请往下慢慢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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