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 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话说1937年4月5日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祭祖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厮杀了10年的两个阵营的领袖，分别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到黄陵，一起祭奠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黄帝。 毛泽东的代表是林伯渠，蒋介石的代表是邵力子。 黄陵县位于陕西中北部，原称中部县，因黄帝陵在其境内而得名。黄帝陵在县城北面1公里处的桥山上，南距西安约150公里。 这一天，林伯渠乘车由延安到达黄陵，与各界代表共同举行了隆重的祭拜典礼。 在祭奠仪式上，邵力子诵读的祭文，国民党报纸没有共开发表，历史上也未见有记载，其内容不得而知。而林伯渠诵读的就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是毛泽东在延安亲自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其全文如次：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虚。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25人在赴西安途中被土匪包围，刘伯承集合100多名干部战士出发救援，毛泽东闻讯赶来，向警卫团长招招手，急促地说： “什么也不要考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接回来。” 毛泽东边说边挥手，示意部队立即出发。 原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判，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25日上午8时许，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一行25人，乘坐一辆德国造奔驰牌柴油敞篷卡车，出延安南门驶上通往西安的黄土公路，一路上黄尘滚滚，卡车上笑语阵阵。张云逸和孔石泉在车厢里分坐在周恩来两旁。张云逸是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首长，主要任务是护送周恩来。孔石泉是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书。车上还有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以及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警卫战士、记者和翻译。 当汽车行至延安30公里外的甘泉县劳山下时，突然遭到当地200余名土匪的袭击。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用机枪、步枪同时扫射。两个警卫班和随行人员来不及隐蔽和抵抗，有不少人都牺牲在汽车上，司机也受伤不能开车了，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驻守在劳山的红军通讯班，听到枪声立即向延安总部报告。刘伯承马上派人给三十里铺的驻军打电话，要他们即刻出动，赶往救援。刘伯承又命令中央警卫团长把身边的人员集合起来，把首长的马匹统统牵来，向劳山进发。 在劳山那边，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在几名干部战士的护卫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密林中，沿着一条小山沟，安全抵达三十里铺。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个洞。 这场战斗一共牺牲了11名干部战士。事后才弄明白，劳山事件是国民党和土匪策划的一个阴谋，潜伏在延安城里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在前一天就已经将情报送出了。 周恩来等人返回延安后，中央领导纷纷前来慰问他们。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时，两人都很激动，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注视许久，才说出话来。周恩来在谈到殉难的干部战士时，眼中涌出了热泪。他对张云逸说： “云逸同志，我们不仅是战友，又成了难友了。” 周恩来、张云逸和幸存者一起合影留念。后来张云逸把这张照片保留在身边，一直到去世。 有一天清晨，红军野战医院的医生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说，拐峁医院来了一名重伤员，子弹打在胸部，伤势很重，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很难挽救伤员的性命。这个伤员在昏迷状态下，不时地以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在伤员偶尔清醒时，医生才弄明白，他参加革命几年，从未见过毛泽东，非常渴望能见一见毛泽东，哪怕是只看一眼也好。医院的领导担心毛泽东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况且他住的地方又比较远，在山边大路上要走大半天才能到医院。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打个电话吧，让毛泽东知道这事就好。谁知毛泽东得知此情，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策马赶往医院。他对身边的人说： “伤员很危险，不知能不能赶上看看他？” 毛泽东平时不骑马，而这一次他跨上小黄马，放马直奔。小黄马喷着热气，毛泽东也热得满脸是汗。他一到医院，连忙走进病房，轻轻地来到伤员身旁，伤员激动得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脸上浮现出微笑，慢慢地合上了双眼，停止了呼吸。在场的人们，无不流泪。毛泽东含着泪，十分动情地说： “你是我党的好同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毛泽东参加了烈士的追悼会，埋葬了烈士。他顾不得休息，马上赶回医院，走遍了医院的每个病房，和伤病员们一一握手，亲切慰问。 毛泽东从清晨到黄昏，一直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一点东西。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街上有卖东西的小店，就让警卫员卖了几个烧饼。警卫员把烧饼递给他，让他吃，毛泽东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他说： “我让你买烧饼，不是买给我吃的，我不饿。你们累了一天，你们吃吧。” 一个落日时分，史沫特莱请毛泽东去聊天，毛泽东欣然前往。他来到史沫特莱住处，看到吴莉莉穿上了色彩鲜艳的羊毛衫和裙子，就笑着说： “吴小姐穿这身衣服越发漂亮了！” 吴莉莉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 “这身衣服可招来了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的作风。”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他说： “啊，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还真不简单哩！” 史沫特莱说： “你还笑哩，我看你领导下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好外语，了解外国生活，学会跳交谊舞。” 毛泽东说： “学外语，我很愿意学。但学跳舞，我不喜欢。” 史沫特莱说： “你真是个清教徒主义者，连交谊舞都不喜欢，那你将来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 毛泽东随口说： “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不准备出国去。你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的军队，鄙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吴小姐穿这身衣服，对延安就是个改造。” 他又对着吴莉莉说：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史沫特莱和毛泽东聊着，吴莉莉烧菜做饭，三人共进晚餐。 吃过饭，史沫特莱打开留声机，放出了《西波涅》舞曲，说： “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说： “我不会跳，也不喜欢学跳舞。” 史沫特莱只好先同吴莉莉跳了一曲，然后，她走到毛泽东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伸出双手说： “主席，我教你跳。” 毛泽东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站起身来。史沫特莱就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如何迈步，如何跟紧音乐节奏。毛泽东跟着史沫莱特跳来跳去，别扭得出了一身汗，只好歇歇再跳。渐渐地，他对这种狂热的活动产生了兴趣，才感觉到跳舞确实是一种放松精神、换换脑子、运动休息的好方法。 周末到了，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了第一次舞会，引起了轰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出现在门口时，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笑着说： “史沫特莱小姐，你真不简单哩！把咱们的彭大将军也请来跳舞了。” 彭德怀连忙摆手，认真地说： “主席，我不是来学跳舞的。我是来看热闹的。” 在轻快的舞曲中，人们翩翩起舞，史沫特莱和朱德，海伦和周恩来，原本都是跳得比较好的。而毛泽东还不老练，就跟着吴莉莉学，贺龙也有舞伴带着。唯有彭德怀说啥也不肯跳。 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场接着一场地跳着，一直跳了3个小时才结束。史沫特莱不无骄傲地说： “我也许会因此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是交谊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史沫莱特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交往，改变了原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她后来曾经写道：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为人所爱，毛泽东为人所敬。少数的他很熟的人，喜爱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在他身上，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尽管他具有女人气质，但是，他象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观望和等待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所欲为。 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言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能就这些章句发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毛泽东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大会上演说，象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的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涌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汲取精神营养。然而，毛泽东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一类小说的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 “每一个其它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民族或另一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 与毛泽东和斯诺的交往相比较，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交往，更富于私人朋友之间交往的性质和轻松活跃的气氛，史沫特莱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史沫特莱这样记述了她与毛泽东的交往： “我写条子去邀请毛泽东来聊天，他会很快就过来，还会带来一袋花生。然后是中国人要求我唱歌，在他们尽力而为之后，中国人或是唱，或是讲故事，或是全体参加一次讨论。”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3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1任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还要向史沫特莱和她的秘书吴莉莉学习英语和普通话。史沫特莱认为，把《红河谷》之类的民歌记住，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好方法。根据史沫特莱的提议和要求，毛泽东很努力地想要掌握这些不熟悉的调子和歌词： “人们说你将从这个河谷离去……” 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哼着：“我们将怀念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 毛泽东唯一缺乏的是歌咏的天赋。这位将要担当他英语教师的史默特莱有点失望，面有不悦之色。她请求毛泽东不要再唱下去。 毛泽东积极支持史沫特莱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他与史沫特莱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他能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结果，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 毛泽东对史沫特莱消灭老鼠的热情表示赞赏。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对各种各样的灾祸挑战。她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 她给上海的朋友、给在西安的朋友王安娜、 北平的朋友斯诺写信，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捕鼠器。 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史沫特莱这种象传教士一样的热情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灭鼠，共产党其它有名望的党员也就开始学毛泽东的样子，参加灭鼠战斗。 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做了许多工作。她除了继续写文章和报道，还为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向上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秘密邀请函，敦促他们访问延安；她还种花种菜。 在史沫特莱的鼓励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很快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来到了延安。厄尔.利夫和毛泽东会谈以后，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毛泽东等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礼节，以及苏区良好的社会风尚，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后来，还有不少人来到延安。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访问红军归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所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毛泽东，会说出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他们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中国的斯大林，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是最无私的人。”甚至形容他象高居于奥林匹克之巅的阿波罗神。 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毛泽东又是一个谦虚的、直率的容易相处的“好伙伴”。他会随时走到你的住处同你聊天、玩牌；喜欢“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观看演出”，或在舞场上“和其它客人一样，平等地站在队伍里”，等待姑娘们的邀请。他生活简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毛泽东“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说：“辣椒是穷人的大荤”，并宣扬“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用辣椒招待客人，他边吃边谈，纵论辣椒的特性，进而发挥到了吃辣椒人的性格。他说： “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就多。” 毛泽东说罢，朗声大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首他很喜欢的《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支《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可不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这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烘，样样味道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毛泽东嗜好烟草，长征路上曾“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到延安后，则自辟一块烟田，以保障他那“无节制”的烟瘾。“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征服了无数人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和她们接触频繁，谈笑风生，由此引起了贺子珍的不愉快。贺子珍尤其是对吴莉莉特别反感。 吴莉莉本名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出生于1911年。吴莉莉的英语讲得很好，她既是史沫特莱的中文教师，又是史沫特莱的秘书兼翻译。这是一位非常招眼的女子，她风姿绰约，涂着口红，烫发披肩，而且很有天分，又有自己的见解。她本来是一位演员，来到延安，还不时地客串戏剧表演。 毛泽东是一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接待。他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自然就多了一些。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遍的事情，但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把无中生有的话，传到贺子珍耳朵里，甚至还有人向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看不惯的贺子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吴莉莉接触越多，贺子珍越反感。由此，她与毛泽东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少了，争吵也越来越多了。贺子珍本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由此，她赌气不再当家属，她要求独立工作。此时的贺子珍，觉得生下娇娇这个女儿不是时候，她一气之下，便把4个月的娇娇送到了老乡家里，自己要去学习。很多人劝贺子珍说： “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坚决地说： “孩子拖累我，我要工作。” 组织上满足了贺子珍的愿望，她高高兴兴地到抗大学习去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果不其然，就在这个时候，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又出现了，她就是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 尼姆原名叫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笔名。1907年，尼姆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她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大作家。1931年，尼姆在犹他州大学毕业，并通过文职人员考试。8月，尼姆到达中国。1932年底，尼姆和斯诺结婚。婚后住在北平，是《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的记者。同时，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尼姆同情中国革命，她是斯诺西北之行的最积极的支持者。当斯诺在他来苏区之前有所犹豫的时候，是尼姆鼓励了他，她说： “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去。”“如果我能去，我会同你一起去的。” 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这位意志坚强的美国女性，可能连毛泽东也没有料到，在向世界介绍宣传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方面，她的贡献是可以与斯诺相提并论的。 尼姆是在1937年初从黄敬那里得知，5月初将在延安召开一次有各地共产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她认为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采访机会。 黄敬就是本传后边将要说到的青岛学生领袖、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俞启威。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其家人保释出狱，到北大数学系学习，改名为黄敬，成为北平学生领袖，现在是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干部。 且说尼姆在黄敬等人的安排下，由北平出发了，她于4月23日到达了西安。当时的西安已由胡宗南控制，外国记者由西安进入苏区，受到严格禁止。尼姆设法与驻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由于此时中共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国民党当局发生争执，所以，他们对尼姆的请求，不敢贸然答应。他们向延安发电报请示，毛泽东得知这位要求赴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就是斯诺的夫人，马上表示同意尼姆的请求。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将接头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尼姆，要她设法前往三原。 尼姆.韦尔斯4月30日于到达陕北苏区的三原，她机智地摆脱了监视她的密探，在一个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帮助下，终于踏上了苏区的土地。尼姆一到延安，就急着要见毛泽东。毛泽东安排在第二天会见了她。 陪同尼姆的王福时，将他和斯诺夫妇合作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和尼姆等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尼姆这样描绘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是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神秘的统治权。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着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完全不象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地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尼姆告诉毛泽东说：斯诺返回北平后，她就全力投入斯诺采访资料的整理工作。“埃德从红区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述的他的生平。埃德还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和其它几个人的简要生平。”“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 “在编写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有多么激动啊！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来，依据埃德七零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下了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们改写成了一本书。为了感谢我为他打字，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 尼姆说：她在整理材料时，就材料的取舍同斯诺发生了争论： “埃德叫我删节毛的生平事迹，然后，把摘要揉合到他的书中去。他说他反正打算要把这个生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语言改写。我吓坏了。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啊！我抗议道。这个生平将成为埃德要写的那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它叙述毛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我主张埃德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地引用毛的讲话。这就如乔治.华盛顿在福奇谷讲述革命经历一样。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讲给埃德听而他用手记下的笔记，包括名单和其它一切，全部誊写一遍。虽然这也许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枯燥，但这却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历史。” 正是在整理斯诺的材料的过程中，尼姆萌生了去苏区的念头，她说： “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个平生事迹都包括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是那样强烈地认为，应保持平生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我怕在我第2年4月份独自去红区，恐怕在我离开时，埃德会把它的大部分删掉。后来，当我从红区回来重新跟他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埃德尽管有些担心，但仍然发表了几乎是平生的全部。不过，我想他删掉了不少的名字。我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这本书失去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其永恒的价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让人知道，要人去读。而我则想要人受教育。我想，让读者了解毛和他的问题是有益的。” “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它一些传记材料搜集来。”“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和尼姆的这次的谈话记录，后经王福时整理，发表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欲知毛泽东和尼姆后来的谈话内容？请看下一章内容。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