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林彪对解放军支左的重要指示 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迅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 照办。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扩大会议人员以后，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 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谢镗忠传达全军文革小组的指示 你们夺了防化学兵学院的权，这种革命精神我们是支持你们的。防化学兵部是军事领导机关，不要采取群众夺权的办法，你们可以自动撤出，不必作检讨了。 不能利用全军文革的意见打击左派，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左派，就要犯错误，就要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 讨论“八条”时，他们和中央文革有争论，命令草稿本来有一条是：加强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经过讨论被删掉了。 争论完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 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 当时周恩来就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在报请毛泽东批示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李曼村在解放军测绘学院粉碎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 “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包庇邱会作的。我们承认你们是革命行为，承认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组织”。邱会作的问题现在不能作结论，运动要继续往下搞，对邱会作的问题要继续揭深揭透。揭发和批判邱会作的问题，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我回去向上反映。”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江青在全军文革召集的三军各组织代表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说：郑维山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是个老红军，我们信任郑维山同志，对这样好的同志，现在批评他时，把他扣起来是不公道的，还一定要徐副主席下命令才能解决，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谢镗忠接见军事院校战斗组织代表的讲话 "105"夺了防化兵部的权，他们下午四点开始夺权，不到二个小时，顺利完成任务，以后跑到全军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经过，问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在总的方面支持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以后，在防化兵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提出了意见，建议他们对军事指挥机关不采取群众夺权的方法。他们很快表示要把夺的权交回去。如大印，钥匙几大包，当时因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受蒙蔽的一部分群众来围攻他们，说他们是反革命政变，围攻了他们好几个小时，本来"105"和各革命组织决定要把权交回给他们，因为受到围攻，所以不愿交出，第二次又到全军文革来谈，根据他们对防化兵部情况的了解，不愿把权交给他们。防化兵部的问题确实不少。兵部主任张X更兼研究院长是个三反分子，长期以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突出政治，专门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许多材料证明，防化兵部的权该夺，这是对的，以后经过和他们协商，把权交给总参党委，并报军委，其它几个夺权单位如防化学院，防化研究院都应该夺，也可以夺的。在这个问题上，最近以来，防化系统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反复，特别是在防化研究院，防化研究院的左派在"105"的支持下夺了权。我们立即支持他们，要非常热情的支持他们，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好的，夺得对。全军文革在徐副主席指示下，对这些单位采取支持他们的态度。他们22日夺权，我们就对他们讲了，到了24日彭绍辉同志在接见研究院的同志时说："这个权夺错了，因防化院是科研机关，是属于机关性质的，不应该夺权"。由于他这么一讲，长了保字号的威风，保字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起来，对革命左派实行疯狂围攻，压制打击，这二三天以来，防化研究院斗争非常激烈，打伤了好几个人，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是彭绍辉同志没有积极地站在左派方面，积极支持和保护他们的革命行动，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为保字号助威。这几天，防化系统主要是研究院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显得非常尖锐，这直到昨晚，王新亭同志接见"105"和其它组织时，才基本上把这个问题初步的统一起来，当然不是说没有斗争了，还会有反复。九、颁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几段批语 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 总理： 明天军委要发个八条，先向你们打个招呼。过去说错话不要追，不要算老账；第二，军委八条不能一下理解，要说明，要解释，不然凭意气还行。 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帅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 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你们问我时方法也有问题，你们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我只能讲他们是好同志，这个话我讲过。我要守纪律，你要问，陶铸你也讲过，那是有人讲他是四号人物，这个不对，怎么能说几号人物？政治局一改选，国务院北门就有人贴他的大字报，是私人有意见，那时我只能说信任他，没有了解他现在这么多材料。 肖华同志犯错误，是内部矛盾，解放军建军他是有功的，他是个红小鬼上来作总政主任的，养病几年，刚回来工作，有错误主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一棍子打死，肖华与刘志坚不同。 刘志坚六四年在广东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那主要是叶群同志的功劳，林副主席得到第一手材料，提出突出政治，所以重用他，才有六五年底到六六年初的文艺座谈会，那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同志主持，是她的功劳，刘志坚是召集人，当然也有刘志坚一份。让他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就骄傲，把自己的缺点放松，对全军文革和中央文革，他两头推，军委文革找他，他说中央文革有事，中央文革找他，他说军委文革有事，特别是冲国防部大楼那次，他应去，不去，我过问时，他还没去，结果其他人去解决不了，越挤越多，天亮了他还不去，越挤越凶，他把老帅请去开会想办法，伯达同志让张春桥、戚本禹去，去就解决了，他如果早去早就解决了。两条路线提出来，《红旗》发表社论，主席接见，林副主席讲话，军委紧急指示发了，问题本来解决了，他十一月还把老帅推向一线讲话，不需要嘛，他片面反映情况，只反映阴暗面，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他本身思想右，所以偏右。他本身过去有问题，投靠张国焘；和李伯钊演反毛主席的戏；抗战时被捕，那时是王任重管他。在钓鱼台他和王任重一起，不揭发王任重。他个人主义极重，他支持一司，他女儿在一司，三司他就不去。（郑维山：我拉他才去了一次。）你拉他才去一次。全军文革是直属军委的，他放在总政以下，由他管，不是对军委负责。这个人够三反分子。 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肖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肖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马国光：还有海军文工团，不要他们去，偏要去），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肖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混，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有布置的，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江青等接见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代表的讲话 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总的来说是：运动初期，军委在叶剑英等人的主持下，对军队院校的文革作了许多规定，有些规定、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时指出：“九·三”命令后，不让军队院校到北京来，是违背毛主席的串连指示的，这是叶剑英、聂、徐、陈几个军委付主席干的。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空军党委扩大会议。叶剑英认为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并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一、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 对空军也是如此，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尤其是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四个元帅在两次部队院校大会上的讲话，完全是对部队院校革命造反派的打击和压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肖华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虽然对这两次讲话作了检查。但是， 这次叶剑英的检查究竟是真心的呢？还是违心的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徐向前在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说： 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同志插话：林彪同志也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同志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拉上去讲。 按照这种说法，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两次讲话的主要责任在刘志坚身上。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叶剑英传》对这件事作了详细描述： 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据曾经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杨德中、曹清、董守福等回忆，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随即离去。（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说：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两次参加“10 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 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狂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10 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12月8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 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相赠： 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关注的真挚友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径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林彪、江青一伙对几位元帅的迫害，有增无已。他们指使“造反派”纠缠陈、叶在两次“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没完没了，硬逼他们继续检查。此事上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12月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即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也说：迫于压力，叶剑英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一个群众会上作了违心的检查。（陈毅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一个群众会上作了违心的检查。） 这里提到了周恩来，看看周恩来是怎么说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对"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筹备处全体同志的讲话说： 我没有过问你们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时也把我拉去接见，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都是临时把我叫去，绕场一周就走了。说明对任何事情只要不深入，只是蜻蜓点水总是把握不了材料，是没有法子把工作搞好的。在十一月十三日林副主席是不同意接见，但结果呢，在十三日其它副主席出席，把我也找去了。所以肯定十三日是不接见的，就是接见了，要四位副主席讲话也是不对的，四位副主席讲话都没有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稿子也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哪里讨论的，是打电话通知说开个会，没认真讨论过。 一九六八年十月，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时说： 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付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 在他们做了两次讲话的检查后，由中央文革的同志讲了话，才让他们过了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编者按：中央对于前一阶段在部队机关及院校文革运动中推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主要算在刘志坚的头上，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则采取保护的方针。并且仍然任命徐向前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 可是，叶剑英等人不以大局为重，抓住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在一月份举行的军委的一些会议上大肆攻击中央文革小组。 特别是由于前一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二月），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企图逃避群众的批判，把主要领导人及机密档案、甚至整群众的黑材料，转移到军区，从而引起了群众对军区的不满，挑起了造反派与部队之间的矛盾。 中央颁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为了缓和这些矛盾。 但是，叶剑英等人及一些地方的军区、部队的领导人，却把中央的这些通知、决定、命令，歪曲成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工具。 叶剑英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事实充分说明；尽管当时叶剑英等人说了许多错话，干了许多错事，中央还是一再地保他们过关，批刘志坚同时也就是为了保他们这几个人。这怎么能说成是“企图一律加以打倒”呢！ 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军文革的领导，改组了全军文革小组，任命徐向前为组长、江青为顾问，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支持解放军报社内部的革命小将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叶剑英等人对一月革命以来的形势不满，在军委会议上拍桌子大闹，说别人“搞乱军队，毁我长城”。在中央批准军委八条命令之后，他们的又利用“八条命令”更大规模地去镇压革命群众。 2007年7月18日初稿 2011年8月16日修改 2013年9月18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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