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他们。周恩来听了杨德中的汇报，马上就派人去找贺龙的儿女。周恩来让她给爸爸妈妈写封信。
1967年7月12日，晏章炎的检举材料正式上报中共中央。
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十分严重，一定要立案审查。”
1967年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968年3月26日，贺龙被送进了医院。他本来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现在又感到疲乏、心慌、头昏、睡眠不好，脉膊跳动不规则。他又患了脑缺血失语症。
1968年3月29日，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给周恩来的信： 附： 贺龙委托李仲公给蒋介石的信：
1968年4月，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要求返回了西山。 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位战士对他说，有好几位老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贺龙点着名数给薛明听，然后，愤愤地说：“这些干部都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了？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贺龙看了一遍，对薛明说：“你写这封信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你不想想，现在是1968年春天，已经过了周总理要接我回去的1967年秋天了。这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封信你发出去，很可能弄到林彪、江青、叶群手里。他们看了之后，还会以为你去向他们求情呢？我们要向他们求情？绝对不能。我就不相信，看他们要把我怎么样？”“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看到报纸上天天喊夺权。贺龙说：“他们在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去了。他们是什么人？”
四川省夺权，点了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几个人的名字。贺龙敲着桌子骂道：“活见鬼！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嘛！要搞我，就公开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晚上，他常常躺着躺着就坐起来，吸几口烟，对薛明说：“我看，我们党里出了鬼，出奸臣啦。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处在危险之中，人民正在受灾难啊！’
1968年，专案组从中央档案馆拿到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就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写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信上说： “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1968年6月3日，专案组进了西山。
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待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1968年8月21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应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上送。他批示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1968年8月27日，专案组将贺龙写的有关材料作了摘要，并在上送报告上写道：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要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 康生阅后，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日：“极不老实’”，“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1968年9月18日，专案组给贺龙送去了一份“要交待的问题”，其中有：“南昌起义你干了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196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贺龙不保了。
薛明懂得了为什么要让他们搬下来的缘由，她指指房子周围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呢！我来找找。” 贺龙阻止她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毛主席也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不能总让他们愚弄呀！其实，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就能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啊！” 他对薛明说： “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啊！我不死，我要活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他用手杖敲着挂在墙上的一张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中的林彪，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授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 他转过身对着坐在那里补衣服的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上那一套，都是她搞的。他们要把老同志都搞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那老婆，也不是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揭发过她，她能饶得了你？” 薛明听了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连了你。” 贺龙摇着头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会妨碍他们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
一天，贺龙用手杖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搭着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指着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四）六九年六月贺龙逝世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
1969年5月16日，专案组“送来三封信”“要贺龙交待的提纲”；
1969年6月2日，有关人员来找贺龙，内容是“关于材料问题”。
1969年6月8日，贺龙吐了，连续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
1969年6月9日，凌晨零点四十分钟，贺龙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看见两个医生出去了，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薛明含着泪安慰他说：“他们不敢，你放心。” 贺龙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一会儿，两个医生和警卫连长来了。他们宣布：立即送贺龙去三０一医院。 15时零4分，贺龙去世。 贺龙去世以后，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贺龙死了，还有薛明。她也不是好人，你们要把她送得远远的。” 吴法宪向叶群表示，此事由他亲自去办。 叶群交待说：“一不能让她死了，二不能让她逃掉，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 到了贵州贵阳机场附近一个小山沟里，叫做磊庄，一个班的空军士兵，把她作为重要犯人监禁起来。
（五）七四年九月贺龙恢复名誉
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写出了一份《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提出：“开除军籍、党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中共中央没有讨论这个报告，被搁置了起来。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他的人，贺龙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的时候，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 毛泽东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问道：“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1974年9月，周恩来指派华国锋、纪登奎调查李仲公检举贺龙的两封信。 公安部调查组经侦察证实：所谓贺龙1929年写给李仲公的两封信，所使用的纸张、墨水，经化验包含有1949年以后才有的成分。从而断定其为假造。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中共中央25号文件《关于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份通知，在概略叙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的情况后，说：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这个通知没有提李仲公的检举信问题。
1975年6月，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在哀乐声中，来到贺龙的遗像前，深深地三鞠躬。周恩来即席发表了讲话，对贺龙的一生作出了他自己的评价。他说：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他的一生，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全国解放以后，他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六）八二年为贺龙彻底平反
1980年3月24日，专案组《关于贺龙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据，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他们“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阻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引起一系列共发症，含冤而死。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贺龙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 “1969年6月8日，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 《决定》撤消了1974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中央《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
文革中为什么要审查贺龙？一是林彪与贺龙的矛盾，林彪向中央举报贺龙企图篡夺军权；二是贺龙在文革初期有一些违反中央路线的活动；三是有重要证人举报1929年、1933年贺龙有通敌活动。前两项很容易查清楚，第三项就比较困难了。审查过程中，有两种不同在指导思想：一种是有罪推定，如叶群、康生，认为有了这样重要的证人、证物，只须本人交代就可以定案；一种是无罪推定，如周恩来，认为这证人、证言，还须有旁证，以判别其真伪。像这样的历史问题，是很难找到证实或证伪的实据的。最终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案。 如果说中央有错误，就是可以不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至于林彪是否有借机报复的行为就很难说了。关于隔离过程中的管理制度、办法等等，应该是有明确规定的，能够直接插得上手的只有周恩来。他也只能作原则上的指示。具体的管理究竟由谁负责以至“残酷迫害致死”？归结为“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也只能是一句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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