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快报》中写道： “社会哲学科学部涌现了左派组织红卫兵联队，他们以吴传启为代表，贴出了第一批革命大字报，锋芒直指陆定一集团伸向学部的代理人。广大群众强烈呼吁中央领导，要求中央坚决支持吴传启等左派。” 看完这段消息，陶铸皱起眉头，不悦地问秘书：“社会哲学科学部有学生 吗？”当秘书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有些恼火了：“红卫兵都是青少年成立的组 织，学部的老头子们凑什么热闹？四五十岁的人了胡子都长长了还组织红卫兵，纯粹胡闹！给我查一下吴传启是什么人？” 调查报告很快报上来了：吴传启，男，学部助理研究员。解放前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报“大刚报”的主编，也是国民党党员。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深受关锋同志的赏识。 陶铸问：“这些材料可靠吗？” 秘书说：“基本可靠。特别是他参加过国民党这一条，在档案里就有记载。” “好了，就凭这一点，党中央就不能支持他！”陶铸拍了桌子。 一天，工作人员催陶铸去接电话。电话是江青打来的，通知他马上到钓鱼台参加中央文革的紧急会议。陶铸乘车赶到钓鱼台。他径直来到１６号楼的会议室，见江青正召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开会。见他进来，陈伯达连声喊：“来的正好！你知道吗，高教部政教司副司长卢正义同志也杀出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个‘延安公社”和学部的左派吴传启一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了！” 陶铸原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听这话凉了半截，认为中央文革研究这事没多大意义，但又不能不表态，就说：“我也听说此事了。不过，卢正义同志的影响并不太好，据说他在１９３５年被捕，被押送江苏反省院，后来自首变节了，还在狱中写了大量反共的诗词。” “你作过调查研究吗？”康生劈头问道。 陶铸说：“还没有！” 江青说：“既然没调查就不能乱表态。我也听说你对吴传启同志不大感兴 趣，有这事吧？这可是个感情问题，对左派应该支持，不支持还怎么谈得上支持革命！” “对他们贴的大字报可以支持，但说吴传启就是左派，还要谨慎一些为好。” 陶铸说道，“吴传启的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我也让你看过，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人封为左派呢？” “有问题的人怎么不可以成为左派呢？”江青说“如果像你那样抓辫子，大概所有的革命左派都会被你整倒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他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国民党！”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一听，忍不住把桌子猛地一拍：“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里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那时的国民党还没有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是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时加入该党的！这样的国民党能够和我这样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你，你，你要干什么？”江青喊道：“支持左派起来革命，是毛主席给中央文革交待的职责，你、你到底执行不执行？我可以代表文革小组要求你，你必须支持左派，否则没有资格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你算了吧！”陶铸把手一挥，指着江青的鼻子吼道：“你也干涉得大多了！ 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一怔，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说：“陶铸同志，你太狂妄了！今天是在党的会议上，你凭什么对中央文革发这种火？你对江青同志耍什么态度？支持左派是我们一起决定的，要骂连同我们一起骂吧！” “对！要骂就骂我们吧！”姚文元也跟着喊了起来。 康生指着陶铸连声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真不像话！真不像活！” 陶铸才走到江青跟前说：“江青同志，我今天的态度也不冷静，都是为了从工作出发嘛，算了，不要计较了，全当我态度不好，向你赔不是了好不好？” “我不和你说！我不和你说！”江青说，“我们找常委们去说理！找总理去评理！你太欺负人了！你今天不仅仅是对着我的问题，而是对着整个中央文革小组，你是在向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宣战！”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四)陶铸反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采取换头术发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 国庆节后，新华社要发照片。按过去的规定，国庆节时报纸在头版要发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照片，但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变了，怎么办？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原中宣部副部长熊复带着照片和一些工作人员请示陶铸，陶铸毫不犹豫地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以前怎么发，现在还怎么发。”可是，新华社带来的照片中，没有邓小平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这可是个大问题：报纸上领导人排列数序的变化，照片上领导人的位置都成为红卫兵十分关注的事情，他们从这里分析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以确定哪些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可以去打倒。 陶铸想了一会儿，问新华社的同志：“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新华社的同志回答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看照片上陈毅站在毛泽东跟前，他的身个和邓小平差不多，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大家又都穿绿军装，便说：“能不能把陈毅隐去，把邓小平移过来？”熊复说：“可以。”陶铸断然地说：“那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还发了陈毅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张照片后，把报纸一扔，怒冲冲地嚷道：“见鬼了，邓小平的头怎么长到陈毅身上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四次接见师生的口号。 十七日又重新发布，修改了一条并删去了四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向您报告一个十万人急的重要情况：今天上午， 我们突然接到所谓中央宣传部的通知，把１０月１６日发出的毛主席将于１０月１８日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标语口号宣布作废，另行发了一个《标语口号》。这个《标语口号》里把原先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句中砍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大字，并删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万岁’等四条标语，我们认为，这肯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精心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强烈要求党中央把搞鬼的人揪出来。我们强烈要求在明天的口号中增加一条崭新的 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我们希望党中中接受我们的要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毛译东看到这封信时，是１０月１８凌晨３点。再有７个多小时，他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再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他让秘书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立即通知在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在５点来到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 毛泽东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林彪坐在他的左侧，神色冷峻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周恩来看完那封信后传给陶铸，陶涛的脸色马上变了。陈伯达和康生默不作声地上坐在那里，他们早已看到了那封信，是通过江青才转到毛泽东手里的。 当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陈云及谢富治、李雪峰、宋任穷等人都看完信后，林彪声严色厉地问：”这件事是谁干的？” 连问三声，没人回答。 林彪拍着桌子吼道：“好汉作事好汉当嘛，怎么这个时候把膀子缩到乌龟壳里人了！你们谁知道这个？” “我！” 当众人的眼光都瞅向他时，几乎部惊得叫出声了。 “我知道此事，”陶铸心平气和地说道，“熊复同志把１６号的口号标语稿给我看后，他觉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提法过去还没有过，一旦提出来容易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给帝修反以反华的口实，决定删去前面的８个大字。为了中央会议的保密，我们又决定删去其他四个标语口号。这事如果作得不对，我负全责！” “你点头此事前，和中央其他常委商量了没有？”林彪又问。 “没有，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是我决定的。因为过去像标语口号这类事，中宣部长就有权力决定。” “你太大胆了！”林彪说，“连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都敢反对！” “我没有反毛主席，删去这几个字并不意味着要反毛主席。”陶铸争辩，“如果大家都觉得我错了，我检讨就是了，不值得林副主席大动肝火。” “算了！”毛泽东站起来，拿起那封信问道，“红卫兵小将们的意见你们都同意吗？如果同意就算了，现在就是要发动群众嘛。看来，这些小将们的确厉害，稍有不慎，就会造你们的反的。再过几小时，我们一同出来见群众，这也是联系群众的一种方法吧？” 听完些话，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许多人都意识到这封信可能会触发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没想到毛泽东轻轻几句话便把此事了结了。于是，谁也没再对这封信提出疑义，一致同意恢复原来的标语口号，井加了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且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陶铸：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的。关于《人民日报》廿二日社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关于“长征红卫队”这一宣传，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极力称赞的，党中央也讨论过，这个材料是我先发现，我向主席汇报，向中央推荐过。这个材料登报，是总理决定的。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无关系。 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绝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左派组织起来，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闻讯急忙坐小车赶到组织部，大谈刘、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行动等等，阻止左派们的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 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指张平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查。
(五)陶铸反对工人文革运动的兴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陶铸对上海安亭事件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合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 十日早上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编者按：这篇社论是陶铸主持定稿的。很明显，它是针对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兴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说的。但是，它没有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提出解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新办法。） 在安亭事件里，开始总理、陶铸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见是一致的，都没有支持中断交通，张春桥也没有不同意见。 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工总司”让步，陈丕显立即给陶铸、陈伯达报告并表示不满；江青认为这件事应该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毛泽东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表态，会上一些人作了检讨，包括陶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在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的活动中，陶铸一个人来到观礼台的东侧，在人群中找到了薄一波，把他拉到了一边，悄声说：“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整理你的材料，要置你于死地！” “我猜得不错。” “这是一次很难预防的行动，我看你还是到广州躲躲去吧，那里目前还安 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陶铸叹了口气：“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又要被左派请回来接受批判，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让汪东兴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点的住处，比如王明住过的房子让周扬住几天都遭到了拒绝。唉，我的日子也难过哪。那个女人一天到晚找岔子！” “到了现在很不好办呢！” “主席让我和谭震林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查，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他又叹一口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康生说，“红卫兵已经分化了。” “有一部分老红卫兵被王任重、周荣鑫等人利用，用以反对首都三司这类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成为他们挑起武斗的炮灰。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的红卫兵纠察队就是王任重一手操纵的武斗组织，他们公然打人、杀人，死保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说：“王任重不是个好东西，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在中南地区干了大量的坏事。但陶铸很欣赏他，很支持他。没有陶铸支持，我断定王任重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毛泽东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 第一个正式告陶铸的是唐平铸（按：指告发陶铸同意新华社报道采用“换头术”事）， 第二个告状的是关锋。十一月二十七日关锋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陶铸的七大罪状，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把信转送给了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编者按：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