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真的存在吗？
——基于实践的考察[①]
西南财经大学 朱明熙 代灵敏
内容摘要：著名的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意味着贫富差距会随着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先变大，经历一个最大值以后，再逐渐变小，其政策效应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经济发展贫富差距最终会自动缩小，因此，无需政府采取任何干预。然而，从实践对“倒U型曲线”的检验得知，贫富差距的改善恰恰不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自然的结果，相反，而是政府调节的结果。国内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试图简单地通过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来缩小贫富差距，最终只会离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
关键词：倒U型曲线 收入分配 贫富差距 经济发展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几千
年的梦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甚至认为，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是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邓小
平晚年非常注重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他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1]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2001-201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4%，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09年我国出口总量达到世界第一，2010年我国以401512.8亿元GDP总量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00年GDP世界排名第七，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只用了9年，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但同时，这种以“GDP增长至上”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透支了中国的环境和资源，而且也过度透支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和权益资本。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和谐的问题也显现出来，其中最严重的便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据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基尼系数，2012年为0.474，2003-2012年平均为0.4814；另据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其中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0.4警戒水平，而且也超过了0.44的全球平均水平[2]。此外，据王小鲁（2009）估算的2008年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几乎占当年GDP的三分之一；而且据他研究，这9.26万亿的隐性收入中，最高收入家庭占有了63%，2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了80%以上[3]；如果按照这个包括隐性收入的数据去计算基尼系数，其值要远远大于国家发布的水平。
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问题，理论和学术界给出了大量的经济学解释，其中库茨涅茨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以及“涓滴效应”理论成为经济学界最主流的解读之一。
在国内，陈宗胜（1991）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收入分配差别将呈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长期趋势，此即倒U理论模型[4]。1994年，陈宗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数学论证，然后将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引入分析，论证“阶梯形”收入差别曲线，并根据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以“混合经济中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阶梯型’变异”解释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跳跃性[5]。周云波（2009）认为，城市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导致倒U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城市化的加快使得由城乡人口流动导致的收入差距于2001年开始缩小，加之低收入农村人口比例的缩小和低收入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促使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放缓。由此，全国总体收入差距将在2006-2009年迎来倒U形曲线的拐点[6]。许冰、章上峰（2010）利用非参数局部多项式估计方法，测度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多拐点倒U型曲线，并认为中国倒U型曲线将出现两个转折点，收入分配不平等在2010年后将趋于平稳，2015年后将趋于缩小[7]。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学者在分析贫富差距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时候，仍然是依据库茨涅茨的“倒U型曲线”理论，视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是正常现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必经之路[8]。他们认为，我国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的必由之路。换句话讲，不论我们如何调整政策，这个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过程是无法避免的[9]。同时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自行得到收敛[10]。因此，他们认为，虽然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早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只要抓经济发展，总量增加，发展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自动缩小。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核心是怎样做大蛋糕，而不是如何分好蛋糕。”
这就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在现实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库茨涅茨的“倒U型曲线”到底存不存在？
二、“倒U型曲线”理论的简单回顾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的就职演说上宣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增长早期阶段会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期，然后在增长的后阶段会逐渐缩小”。1955年Kuznets又把这种关系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自此以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热门话题。20多年后，罗宾逊（S.Robinson）也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该文指出：一个仅含有极少数假设条件且非常简单的模型，宣称倒U现象是一条经济法则[11]。随后国内外关于此方面的文献不断涌现，但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在解释倒U曲
线假说时，库兹涅茨认为初始阶段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由于储蓄造成的财富积累主要发生在少数富裕阶层，而储蓄积累又是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之一，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其次，城市化、工业化是和经济增长相伴随发发展的，而城市内部的居民收入要
比农村更加不平等，因此城市化和工业化必然带来初始的总体收入不平等。在解释倒U曲
线中收入不平等的状况由恶化转向缓和时，库兹涅茨指出了三点抵消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首先，遗产税、累进制所得税和救济法等国家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和法律干预的实施；其次，由于高收入阶层生育率比低收入阶层要低，若干年后，最高收入人口中会有相对较低收入阶层的人进入，从而会降低总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后，新兴行业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作用，必然会导致来源于旧行业的收入或财富在总体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降低[12]。
其实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有很多，这需要从经济制度和社会传统等多角度去探索，深入分析贫富差距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从整体上说，影响和决定贫富差距的
动态过程中，有两股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着。一个是以市场为主体，在自由竞争中自发产生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力量。它以机会均等为原则，崇尚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
文主义，承认贫富差距扩大的合法性基础；另外一个是以政府为主体，由政府机构实施的、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相关经济调控政策，此力量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第一
种力量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第二种力量由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所决定，所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与否，主要由这两股力量所决定[13]。
三、“倒U型曲线”的验证
关于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以几个代表性国家多年跨度的长时间序列数据来证明；另外一种就是通过一段年份中很多不同国家的相关横截面数据来证明。相对而言，前一种方法更为科学一些。由于库兹涅茨在论文中使用的经验数据比较少，大约在5%左右，而且所收集的数据年代跨度也比较短。例如，在论证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扩大时，库茨涅茨仅仅引用了普鲁士1854-1875年的数据。数据跨度仅有21年，因此，我们认为其证伪性不够强。
为了验证贫富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13个发达国家，6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近100年最高收入比重所占份额变动情况，从长时间序列数据这个角度来证明“倒U曲线”存在与否。
衡量贫富差距可以通过多种指标实现，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用基尼系数来将贫富差距定量化。此处主要通过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来衡量贫富差距状况，有学者认为最高收入比重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贫富差距影响较小。如果我们从基尼系数的具体计算公式来理解贫富差距状况，就会知道基尼系数的大小对最高收入比重变化很敏感[②]。
资料来源：A.B.Atkinson，
Piketty Thomas，
Saez.Emmanuel，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9:1，3–71.
图1
美国、加拿大等国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1910-2005
图1列示了1910-2005年美国、加拿大等国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100多年来，这些国家整体上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变动恰恰不是倒U型,而是呈正U型。具体讲，二战之前，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其比重都比较高，达到20%多，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在10%左右徘徊；二战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初，整体上比重比较低，美国、加拿大保持在11%左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保持在9%以下的水平，其中澳大利亚在1980年低到4.78%的水平；但自8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又开始不断增加，美国又恢复到20%以上，英国、加拿大、爱尔兰也都达到了15%的水平。
资料来源：A.B.Atkinson，Piketty
Thomas，Saez.Emmanuel，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9:1，3–71.
图2
日本、德国等国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1900-2005
图2列示了日本、德国等国1900-2005年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整体上看，收入分配的变化也不是呈倒U型，而是呈L型。二战以前，整体比重在15-20%这个水平，二战期间，法国、荷兰、日本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迅速下降到10%左右，其中荷兰下降幅度最大，一度低于5%的水平。二战以后一直到21世纪初，其比重都大体上维持在5-15%这个区间，其中以法国和日本最为明显。
资料来源：A.B.Atkinson，Piketty
Thomas，Saez.Emmanuel，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9:1，3–71.
图3
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1920-2005
图3列示了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最高1%人口收入比重变化情况，由于发展中国国家的数据统计远不如发达国家完全，大体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从上图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的正U和L型不同，发展中国则是横的S型，即贫富差距从1920年到二战期间先变大，二战以后一直到80年代期间都是逐渐缩小，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逐渐变大，总体上呈现一个横S型[14]。
从以上三个图可知，以上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100年的长时期看，以1%最高人口收入比重衡量的贫富差距变动趋势呈现出的恰恰不是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形状，而是正U、L以及横S型。
与此同时，所谓向下的“涓滴效应”利益扩散机制也并没有自动发生，这已经被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所证实。与此相反，许多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状况。威尔伯在伊尔马·阿德尔曼等人对42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历程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减少了穷人的收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不但没有自动地想下层人们流动，反而自然地使发展好处向上流动，得益最多的是中产阶级和富有阶层[15]。以陷入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为例。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就传入拉美国家，并在80年代“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很多拉美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没有促进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拉美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不到3%，比新自由主义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6%平均增长率水平差一半，也低于世界银行估计的为减少贫困所必需的3.4%的最低增长率。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但没有促进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反而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其中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最为严重[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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