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在肯定劳动力是商品的一派中，代表人物是卓炯，见其与孙尚清的争论：卓炯：《劳动价值学说就是劳动力创造价值的学说——兼与孙尚清同志商榷》，载《南方经济》1986年第2期；另见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Beverly J.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3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97页。 ⑤《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⑥如［美］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相关综述可参见刘建洲：《无产阶级化历程：理论解释，历史经验及其启示》，载《社会》2012年第2期。 ⑦D. Wils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he Labor Subsidies to Capital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44， No. 2 （2012）。另可参见孟捷、李怡乐：《非自由劳工与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多样性》，载《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⑧潘毅、卢晖临：《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⑨同注③，第151页。 ⑩［德］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彭尘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47页。 11用北欧学者艾斯平—安德森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劳动力）非商品化的努力，工人们也就不具备集体行动的能力，因而对劳工运动发展而言，非商品化同时是劳工团结与统一的起点和终点。”见［丹］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12同注⑩，第245页。 13对失业成本的探讨参见B. Schor and S. Bowles， “Employment R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Strik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vember 1987， pp. 584-92； S. Bowles， David M. Gordon and T. E. Weisskopf， After the Waste Land ： A Democratic Economics for the Year 2000，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0， pp. 69-72；［美］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262页。 14［丹］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第52～61页。 15在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提出要“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正式肯定并进一步推动了已在实践中开展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产权改革。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16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要求“企业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除国家另有特别规定者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用工形式，由企业根据生产、工作的特点和需要确定，可以招用五年以上的长期工、一年至五年的短期工和定期轮换工。不论采取哪一种用工形式，都应当按照本规定签订劳动合同。企业招用一年以内的临时工、季节工，也应当签订劳动合同”。 17胡鞍钢、赵黎：《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载《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13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18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4期，第69页。 19本段马克思的引文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4～705页。 20Xiao-Yuan Dong， Bowles Paul and Chang Hongqin， “Managing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 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 No. 1， 2010， pp. 48-49. 21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第21～22页；黄宗智：《中国的隐形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 22见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9期；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的新估计及其含义》，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Hongbin Li， Lei Li， Binzhen Wu， and Yanyan Xiong， “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6， No. 4 （2012）。 23参见王向、聂鹏：《关于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文献综述》，载《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第142页。 24Zheng Zhang， “Migrant Workers Age-Group Gap is Key to Verifying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China Economist， No. 2， 2012， pp. 90-100； 章铮：《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与刘易斯转折点》，载《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8期。 25Jikun Huang， Huayong Zhi and ZhuRong Huang，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Off-farm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9， No. 5， p. 802， p. 804. 26常凯：《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12年第3期，第13页。 27参见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对改革之前农民迁移政策沿革的回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临时工甚至转换为了长期工。她写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应国家或国有企业邀请，并服务于国家自身目的，农民这样一个底层阶级向城市的流动才有可能是合法的”。见［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5页。 28下述文献细致地梳理了改革以来国家针对农民进城务工而颁布实施的各项制度和政策的沿革：［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定量估测（1979-2010）》，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 C2011020；胡鞍钢、赵黎：《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陈金永：《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人口迁移》，载蔡昉、白南山（主编）：《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9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定量估测（1979-2010）》。 30从劳动供给方面看，外出农民工的增长与90年代晚期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显著下降不无关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7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同比增长率从先前连续几年的20％以上，骤然跌落到8.52％，1998年则为3.44％，1999年为2.23％，2000年为1.94％。转引自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31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32《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载《改革》2009年第2期，第11页。 33Zheng Zhang， “Migrant Workers Age-Group Gap is Key to Verifying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章铮：《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与刘易斯转折点》。 34“2010年，调研组在深圳、昆山、太原、武汉的调查发现，富士康的生产车间在大量使用学生工。2010年暑假期间，约有十万名在校学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实习；同一时间，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约为一万人，占整个厂区员工数的1/6；在重庆，119家职业学校承诺将学生派往富士康实习。2011年7月，针对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情况，调研组在深圳观澜与龙华的厂区对学生工进行了专项调查，共获得373份有效问卷和20份访谈个案。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2％，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例如一位就读湖南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在富士康实习的学生指出，他所在的生产iPad的生产线有59人，全是学生工。这些学生大多来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他们被以实习的名义由学校或当地政府制度性地组织进入富士康，从事长时间、高强度、无保障、与专业毫不相关的简单重复劳动，为富士康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廉价、驯服而灵活的劳动力来源。”见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2012年。 35Xiao-Yuan Dong， Bowles Paul， and Chang Hongqin， “Managing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 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No. 1， 2010， pp. 42-44. 36Xiao-Yuan Dong， Bowles Paul， and Chang Hongqin， “Managing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 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 No. 1， 2010， p. 50. 37参见［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第165页。 38参见［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第169～170页。 39［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第170页。 40J. Arrighi， “Labour Suppl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Peasantry in Rhodesi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6， No. 3 （1970）， pp. 197-234. 41陈昕、黄平：《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人文与社会网站，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8/178。 42［爱尔兰］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黄涛、王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109页。 43丁守海计算了“农民工工资超过农业劳动力收入的比例”，并将其作为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看待。见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载《中国农业经济》2006年第4期，第61页。但他的计算方法与本文不同。在他那里，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根据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中来自非农部门的收入计算出来的。这样做有可能低估农民工的工资，因为在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中，并不一定包含农民工的全部工资。 44刘开明根据其2008年对长三角和珠三角210家外来工密集企业的抽样调查指出：“虽然多数工人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这是因为其中包括了工人加班时间的收入。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0.67小时，每周66.41小时，每周6.62天，每月加班120.49小时，每月仅休息2.19天。”见刘开明：《外来农民工调查》，载《中国改革》2010年第7期。 45同注32，第15页；引文见第9页。 46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发现，在2001年～2005年间还出现了农民工工资相对于城市最低工资下降的情况。见奈特、邓曲、李实：《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载《管理世界》2011年第11期，第17页。 47胡鞍钢、马伟：《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1949-2009）》，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胡鞍钢、赵黎：《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第113页。2008年初《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并没有扭转非正规就业增长的趋势。《劳动合同法》覆盖的是正规部门就业的职工，并不涉及临时工、合同工、家庭工等等。后者在法律上不属于劳动关系，也没有工会组织。参见刘琦：《劳动法视角下我国非正规就业者的权利保障》，载《湖湘论坛》第4期；转引自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注释3，载《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2012年底，《劳动合同法》针对劳务派遣工现象增补了条款，提出正规部门应该限制对劳务派遣工的使用。 48见吴要武和蔡昉：《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和特征》，载《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年第3卷第2期，第69页。 49参见R. Hussmanns， “Defining and Measuring Informal Employment，” ILO Working Paper；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报告（1998-1999）》，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41页，第144～145，169；ILO， Women and Ma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 Statistical Pictur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02；吴要武和蔡昉在他们的论文里曾经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划分非正规就业的八项标准，并利用20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当时除农民工以外的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 50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9页。 51胡鞍钢、赵黎：《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图2。 52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第169页。 53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41～45页。 54潘毅、卢晖临：《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55吴要武、蔡昉：《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与特征》，第72页。 56参见［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第238～239页。 57吴要武、蔡昉：《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与特征》， 第74页。 58吴要武、蔡昉：《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与特征》，第76页。 59Meng Xi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Reforms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6， No. 4 （2012）， p. 89. 60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第171页。 61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注释⑥。 62同注26，第12页。工会对工人福利的正面影响有时也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譬如姚洋、钟宁桦：《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来自12个城市的证据》，载《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5期。但是，正如程延园和王甫希指出的，看似良好的劳动关系并不一定是是工会发挥作用的结果；相反，成立工会的企业可能原本就是劳动关系和谐的企业，对这些企业而言，建立工会往往只是“锦上添花”。见程延园、王甫希：《变革中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国劳动争议的特点与趋向》，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8期，第17页。 63张衔：《我国现阶段罢工的性质、原因与政策建议》，载《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年第1期。 64陈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优势和趋势》，载《中国经贸导刊》2006年第8期；《发改委专家：欧美工资水平是中国的百倍》，载《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5月18日。 65刘开明：《外来农民工调查》，载《中国改革》2010年第7期。 66同注63。 67程延园、王甫希：《变革中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国劳动争议的特点与趋向》，第6页。张衔则试图通过媒体的报道，收集近年来的罢工数据。见张衔：《我国现阶段罢工的性质、原因与政策建议》。 68程延园、王甫希：《变革中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国劳动争议的特点与趋向》，第12～13页；汝信等（主编）：《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63页。 69常凯：《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第14页，另见第15页。201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书记处书记公开表示，不赞成以罢工作为解决劳动争议的最后手段见常凯：《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第15页。 70［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71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3期，第4页。 72方流芳指出，在中国，“官办事业一律作为民法‘法人’登记，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创举，也是违反常理的做法。”见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第27页。他还指出：“在中国， 创设事业单位的国家权力分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业单位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延伸或者化身。事业单位不应当成为法人。这与公共权力不能私法化是一样的道理。”（同上文，第28页）劳凯声教授在分析学校法人化时也曾指出：“经过了20 年的简政放权，中国的高等学校所获得的权利已经超出了1995 年《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所具有的权利。不止于此，高等学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还依法取得了相当多的民事权利。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高等学校所具有的权利超出了我们所了解的其他国家同类大学所具有的权利，权利过大并且缺乏必要的制约已经成为当前高等学校体制改革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见劳凯声：《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1页。 73周蕾：《社会保障制度非商品化的国际比较与战略取向》，载《改革》2012年第7期。 74参见R. Munck， “Globalization and Contestation，” Globalizations， Vol. 3， No. 2 （2006）； R. Munck， Globalization and Labour： The New ‘Great Transformation，’ London： Zed Books， 2002； R. Munck， “Globalization， Labour and the ‘Polanyi Problem’ ，” Labor History， Vol. 45， No. 3 （2004）， pp. 252-253. 75波兰尼认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强力，这和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在基本思路上是相一致的。但马克思更为注重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而非波兰尼所强调的社会保护运动。 76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0页。 77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 78宋晓梧：《改革：企业·劳动·社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79德尔福（Delphi）是全球领先的汽车与汽车电子零部件及系统技术供应商，为世界500强企业。北京德尔福是美国德尔福汽车系统公司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共同投资组建的合资企业，主要开发和生产汽车发动机管理系统。见《北京德尔福罢工工人复工，公司同意每月加薪500元》，大智慧网站，http：//cj.gw.com.cn/news/news/2013/0207/200000113933.shtml。 80常凯：《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程延园、王甫希：《变革中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国劳动争议的特点与趋向》。 81常凯：《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第15页。 82常凯：《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第9页。 83顾昕：《全民医保与中国医疗资源配置机制的大转型》，载《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 2页。 84R. Munck， “Globalization and Contestation，” Global Labour Journal， No. 1， 2010， p. 179. 85王绍光：《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中国公共政策格局的历史性转变》，载岳经纶等（主编）：《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86Xiao-Yuan Dong， P. Bowles and Chang Hongqin， “Managing Lib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 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 No. 1， 2010， p. 35. 87Xiao-Yuan Dong， P. Bowles and Chang Hongqin， “Managing Lib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 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 No. 1， 2010， p. 39. 88Xiao-Yuan Dong， P. Bowles and Chang Hongqin， “Managing Lib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 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 No. 1， 2010， p. 50， p. 34. 89［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124～128页。 90Xiao-Yuan Dong， P. Bowles and Chang Hongqin， “Managing Lib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 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 No. 1， 2010， pp. 42-44. 91 Hongbin Li， Lei Li， Binzhen Wu， and Yanyan Xiong， “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 孟 捷：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 李怡乐：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责编：玉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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