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体制中，为公民提供各项社会权利起到了削弱劳动力商品化的作用。最近，一位作者周蕾参考艾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指数方法，从2009年GDP全球排名前50位国家中选取了36个国家，分别计算了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去商品化能力指数。73该指数所涉及的宏观指标有三项：第一，取得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家庭津贴等社会权利的资格，它从总体上反映了保险的覆盖范围（中国在36个国家中名列第27位）；第二，社保支出占GDP的比例，它反映了国家承受的社保负担（中国列第33位）；第三，社保总缴费率，它反映了个体（即工人和雇主）所承受的社保负担（中国列第6位）。在微观指标中，该指数则涉及养老、医疗、失业这三类保障的替代率和个人缴费占全部缴费的比例，中国在这三项指标中的排名分别为第14、第11和第31位。 根据周蕾的测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去商品化水平在36国中只排在第29位。位列中国之前者，既有发达国家，也有诸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等相对后进的国家。周蕾认为，在社会保障的微观指标上，除了失业保障这一项外，中国的得分并不算低，但在各项宏观指标中却相当落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还不具备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如全民医保、家庭津贴、普救型养老金等；而且，中国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周蕾按照艾斯平—安德森的分类把36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划分为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个类型，中国被划归了去商品化水平最低的自由主义类别。 三、 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反向保护运动的兴起 在波兰尼的理论中，劳动、土地、货币这些虚构商品的出现是构建一个自我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前提。这种自我调控的市场经济在他那里是以市场的“脱嵌”为前提的。换言之，为了实现市场的自主调节，必须摆脱各种市场之外的制度约束。然而，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市场的无限扩张在历史上是注定无法实现的，它必将激起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对市场的扩张加以限制。 1995年～2001年间，经过一场导致五千万人以上下岗或失业的激进变革，中国构建了一个相当自由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并为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好了制度准备。这一改革虽然是在中国经济自身矛盾的推动下实现的，但从全球角度来看，亦非孤立的变革，而是受到全球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深刻影响。近年来，一些学者倾向于把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崛起，看作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并与波兰尼笔下的大转型相类比。74在过往三十年间，全球资本摆脱了此前受到的无数限制和约束，依照自己的面目重塑了整个世界经济。这些变革——正如波兰尼针对第一次大转型所分析的——是借着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而实现的。换言之，并不存在遵循所谓自然原则而实现的平滑的、渐进的、有机的市场演化。就中国而言，对市场经济的确立起着关键作用的劳动力市场就不是通过“渐进式”改革所能造就的。从波兰尼的观点看，那种导致了五千万人左右下岗或失业，几亿人的生计因之受到威胁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怎能称作是“渐进式”改革呢？在学界一度流行的将中国改革模式称为“渐进式”改革的观点，在笔者看来完全不适用于解释90年代中晚期的中国，正是这段时期的改革使中国实现了迈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解释这段历史时，一个更贴切的理论架构只能是波兰尼式的。在这一理论看来，一个自我调控的市场经济，是要依靠国家的强力才能确立的、剧烈而动荡的过程，且会诱发另一场旨在保护人和自然、使其免受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75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最终激起了新一轮反向保护运动，即努力使“脱嵌”（disembedding）的市场“重新嵌入”（reembedding）市场之外的各种制度的趋势。一般认为，这一轮全球反向运动最初崛起的象征是1999年在西雅图爆发的、以各种社会运动为主体的“反全球化”示威。此后，拉美国家在政治上普遍左转；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全球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都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无独有偶，在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趋势。在国内，王绍光教授大概是首先把波兰尼的框架运用于分析中国改革的学者，他指出：“中国的情况似乎印证了卡尔·波兰尼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观察：市场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反向运动；保护性立法与其他干预手段是这种反向运动的特征。”76在王绍光教授看来，中国的反向运动始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该政策的目的是要平衡东西部发展的差距。77而事实上，专门针对劳工的保护政策还要来得更早一些。1997年9月，正值城镇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失业和下岗达到高峰的时候，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仅一年后，全国所有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以及81％的县级市都建立了这一制度。在城市低保制度保障的对象中，除了传统社会救济的对象外，还包括在领取失业救济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后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以及下岗人员在领取最低工资或基本生活费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其中最后一类人员的确定，因应了当时下岗失业人数剧增的严峻形势。78这意味着，就在劳动力商品化的激进改革还在进行的同时，社会保护措施就开始出现了。2003年以后，随着“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思想的提出，各种先前出现的反向保护措施最终在国家政策范式的层面得到了支持，从而汇聚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向运动。在这一发展过程中，2004年以来主要在珠三角地区出现的的“民工荒”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这一现象事实上体现了在国家政策范式的调整过程中，农民工对其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自发性反抗。2004年和2006年，围绕“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的舆论风潮相继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影响了大众和精英的社会心理，为反向运动的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从2003年开始，工会参与率的变化一反此前长期下降的局面，转而出现持续上升的态势（见前图12）。2007年，我们迎来了劳工保护性立法的重大转折点——所谓“劳动三法”，即《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同一年颁布实施。三法颁布后，集体劳动争议的发生频率明显提高。2008年，劳动争议案件激增至69万多件，同比增加近50％，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2009年8月，爆发了著名的“通钢事件”。2010年5月，爆发了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的罢工事件。2012年12月，《劳动合同法》经修改后明确提出，企业必须约束劳务派遣工的使用范围。2013年2月，北京德尔福万源发动机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的数百名劳务派遣工罢工，要求进厂两年以上的派遣工拥有转为正式职工的权利。这场罢工最终以工人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而结束。79 一些学者提出，在“劳动三法”公布后，中国的劳动争议开始转向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也在摆脱过度市场化，即开启了向“集体劳动关系”的转变。80常凯教授写道：“工人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谈判，不仅直接提升了一些企业和行业的工资标准，而且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市场价位指数：2011年全国共有24个省份年内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最低工资各地增幅均为历年最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在劳动力价格的标志性指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上显示出来。”81 反向运动的另一表现是劳动合同签约率的提高。按照常凯的总结，这体现在：第一，劳动合同的签订率稳步提升。从2008年1月到9月，规模以上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比率达到93％，而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该比率尚不足20％。小企业的签约率，以及劳动合同的续签率也有明显提高。第二，劳动合同短期化的情况受到明显遏制，劳动合同中关于劳动者权利的条款，如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社保缴费、休息休假、职业安全等在内容上都得到明确，特别是社会保险缴费标准有较大的提高。82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去商品化功能也得到明显增强。从图13可以看到，在城镇就业人员的五类基本社会保险中，除失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几类社会保险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覆盖率近十年来均有显著提高。此外，自2007年以来逐步推行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还接纳了大量处于非正规就业甚至未就业的城市居民。从2006年起，人保部开始公布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也反映了这一增长趋势。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各成员国医疗卫生负担的公平性进行排名，中国因个人卫生支出所占的比率过高，在191个会员国中被列为倒数第四位。2003年以来，这一现象得到了有力扭转。我国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近年来逐步下降，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与社会卫生支出的比例在2009年时已接近持平。2009年底，由三大公立医疗保险组成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经覆盖了12.3亿民众，其人口覆盖率首次超过了90％。“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意味着“全民医疗保障的新时代已经到来。”83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建构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发展，大体验证了波兰尼的观点，即市场的深度扩张将诱发旨在保护生产者及其家庭的反向运动。但是，在运用波兰尼的框架时，也存在着以下两方面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反向运动之间，是时间上继起的前后关系，还是同时并存的关系？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社会保护和市场扩张是携手并进的，而不只是事后才诱发出来的。一些学者就提出，波兰尼的观点似乎可做以下两种解读，一方面，他认为“脱嵌”，即摆脱那些对经济起调控作用的各种制度的羁绊是可实现的；另一方面，一个“脱嵌”的经济，即不受调控的市场，又是不可维持的，需要“再嵌入”市场以外的制度中去。84依照这种先是“脱嵌”，继之以“再嵌入”的解释模式，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就是一种前后相继、在不同时期分别占据主导的关系。在国内文献中，以王绍光为代表的学者所强调的便是这一种解读模式。在王绍光看来，从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在90年代末期，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出现松动，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公平得到了更有力的‘兼顾’。到2004年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时，执政党最终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与此相适应，中国政府开始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社会政策领域。”85 其他学者指出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性。董晓媛及其合作者就曾针对王绍光的观点提出，对双向运动在时间上加以严格界分的做法是非常粗略的。中国的保护运动的确在进入新世纪后得到了加强。但也正是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加入了WTO，市场经济因之取得了迅速发展。这一局面意味着，政府在促进市场扩张的同时，也在推动保护性立法和对市场的干预。因此，在他们看来，双向运动之间并不是单纯的由一种运动向另一种运动转变的关系，而是同时展开的。86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模式在运用于中国经验时，或许可以看作是互补的。王绍光的解释模式或许更适用于90年代中晚期的城镇劳动关系改革。通过企业改制，传统的单位体制濒于瓦解。这种单位体制在计划经济中扮演了国家和公民协议之间的中介作用，向职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和保障。而在新兴的劳动力市场中，一部分职工转化成高度分散或原子化的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另一部分则沦为产业后备军。只是在这场改革完成后，一些最为重要的社会保护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相较而言，董晓媛等人采用的模式更适用于解释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雇佣劳动的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土地承包制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在不断加强。上个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以15年为限。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延展到了30年。2003年时，相关政策更是禁止了对承包土地的再分配。因此，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现象的出现，是和土地承包制度的延续和巩固相伴随的。董晓媛等作者为此指出，假若把中国的情形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相比较就能发现，“在工业化国家，造就一个城市无产阶级的过程取决于让农民‘失去’土地，达成这一点的方式是取消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而在中国，该过程伴之以更为复杂的系统变迁。在变革中取消了农村公社提供的‘铁饭碗’，并代之以各种形式的土地私有权（借助土地使用权的形式），后者在发展过程中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农民私人土地占有权的安全性不断被强化，这一过程是伴随劳动大规模转移到农业之外而同时发生的。”87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难以获得城市提供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却可以依靠土地承包制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对自身和家庭的社会保护。 在运用波兰尼的理论时还可能涉及另一争论，即推动社会保护运动的动力和主体究竟来自国家，还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力量。王绍光将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保护运动归结为国家的保护性立法及其对经济的各种干预措施。换言之，这一反向运动主要是由上层发动的。他的观点得到了董晓媛等人的支持，后者——尽管略有保留——也认为，在农业的市场化变迁中激发的反向运动，是“在精英的层面展开的”，即“由精英驱动的波兰尼式过程”。88 从理论上看，王绍光等人的观点不同于波兰尼本人的见解。在波兰尼那里，反向保护运动的主体几乎涉及在市场扩张的过程中其利益受到波及的所有阶层。89在中国，虽然上层精英和国家在驱动波兰尼式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来自社会下层的力量。笔者认为，就保护劳动力，使其免受因过度商品化和过度剥削而带来的危害而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对比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微妙改变是推动反向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 正如前文反复提到的，90年代中晚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为2001年加入WTO，从而为中国融入全球化准备了制度条件。在加入WTO后，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雇佣劳动关系在极短时期内的急剧扩展。以农村经济为例，根据董晓媛等人的分析，无论是从事雇佣劳动的人数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率，还是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在2000年后都有显著提高。90雇佣劳动关系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如下后果，首先，大体从2004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局部性的、以“民工荒”为标志的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第二，工资水平，包括农民工的工资，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趋势（见前卢锋提供的数据）。其结果是造成中国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在逐步下降。根据李宏彬等人最近的研究，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甚至超过了泰国、印尼和印度。91上述变化的综合结果是劳工地位的相对提高和斗争性地增长。尽管中国的劳动争议还存在组织程度低、自发性强的弱点，但自新千年以来劳动争议数量的持续攀升，特别是近年来劳资争议的爆发性增长，仍然见证了工人力量的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新世纪以来日渐显著的反向保护运动，完全可以视作来自下层和来自上层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反向保护运动未来将如何发展？面临哪些制度性的阻碍或限度？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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