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执政一年观察：图穷匕见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上一届政权定下的基调。前者使右派放心，后者令左派踏实。只是左右都希望新政权能在往后的日子里为自己的秤盘上多加一块砝码。鉴于在对待江朱、胡温政权上的经验，无论左右，起初对新政权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听其言而观其行。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调和左右的讲话和新政策密集出台。“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习八条”、“老虎苍蝇一起打”以及“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宣传似乎为一些左派预留出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克强经济学”、“城镇化”、“自贸区”这条所谓“倒逼政改”的路线图令右派窃喜。 然而，统治集团的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伎俩却在“济南审判”中大白于天下了（真实面目比以往任何一届政权暴露得都要快）。左派由此发出了悲壮的呐喊：“改良已死，革命将至！” 这绝不是左派的无病呻吟、穷极思变。 “我们刚刚跟一大群非常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党员举行一个座谈会，他们问我们，我们认为共产党将掌权多长时间？以及当它崩溃的时候，我们计划怎么办？”一位中央党校教授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说。“老实说，这是中国每个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恐怕它很难回答。”。 其实， “垮台”是很多人都说过的，所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共产党自己也是一再警钟长鸣：“如果……就会亡党亡国”。邓小平说：“思想僵化，就会亡党亡国”，胡锦涛又说：“腐败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亡党亡国”。2012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却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会亡党亡国”。习近平刚一上任就重弹前总书记的老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所谓的“亡党亡国”只不过是“党变修国变色”的唬人说法，它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了。今天所面临的只不过是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何时脱掉伪装的问题）。这么看来，“亡党亡国”就是个何时具备条件，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的问题了。而在一些旁观者看来，“亡党亡国”的迫在眉睫，正是这种有病乱投医、误诊乱治的结果。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能存活多久”的问题在今天突然变得紧迫起来了呢？ 我们认为不外乎有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消弱了三十多年来以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的伪共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共产党是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为己任，以不断革命、完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确立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的。共产党搞资本主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这样的共产党就是伪共，这样的共产党没有不灭亡的道理。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说过一句非常正确的话（尽管他的同僚们说他是“理论的侏儒，阴谋的高手”）：“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闹革命不就是要革伪共的命，革修正主义的命，革资产阶级的命吗？ 以特色社会主义为名，搞资本主义三十余年，一路高歌猛进，竭尽所能消灭社会主义因素，用了不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之一的时间，把财富集中在了少数人手里，把劳动者各阶层一步步推向深渊，导致今日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总设计师也有“警世良言”在先：“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随着财富在少数人手中快速积累、资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实践已经无情地充分地证明了：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产了，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了邪路。 然而，图穷匕见，他的后继者却发出豪言，即便是要杀出一条血路，也要把资本主义进行到底；“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即便“亡党亡国”在即，资本主义道路不可更改（所谓改革开放没有退路）。这不难理解，用资本主义方式掠夺的果实，自然要用资本主义制度来维护，哪有轻言放弃的道理。27亿美金，金銮殿的宝座，都需要这种制度来维护。古往今来，捍卫本阶级安身立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任何一个阶级集团的使命，即便为此粉身碎骨。 问题在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能否创造奇迹，尤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岌岌可危的时候。 不错，他们有勾结美帝，镇压人民反抗的权杖；有以“颜色革命”恐吓人民，用“一个美丽的梦”欺骗人民的舆论工具。他们不遗余力地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步埃及的后尘，但他们却没有抗拒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法术。不但没有自我救赎的魔法，甚至运气不佳，赶上了资本主义的末班车。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面对资本主义大危机，老牌帝国业已手足无措，何况儿孙呼。 以往，当他们遭遇寒流时，总不忘屈尊披上穷人的破棉袄。六四事件后统治者不得不在自己的庙堂上高高挂起马恩列斯毛这些对他们来说是无害的神像，然而，寒流一过，他们就大胆地快步地向资本主义猛跑了，而且还跑出了世界GDP第二，这给了资产阶级无限的信心。但是，资产阶级也知道，上好的体重并不意味着健康。动荡和革命却在威胁着自己。 今天，资产阶级又屈尊捡起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企图借钟馗打鬼，这些满肚子只有权力、利润和酒色的大鬼小鬼们果真买账吗？“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恐怕也是难以做到的。 老百姓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资产阶级官僚政客们果真愚蠢到了掩耳盗铃的程度吗？当然不会。但是当一群满脑肥肠、腰缠万贯的家伙正经八百地“颂扬”“延安精神”、“手拉手”“深入群众”、温情脉脉互掴耳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深陷苦难中的无产者看到的该是一出多么滑稽的表演秀啊！ 早在160余年前，马克思就为他们的这种尊容做了深刻的描绘：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真是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国际国内的资产阶级心知肚明，“口惠而实不至，怨灾及其人”，担责者是“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似乎可以由此金蝉脱壳了。 资产阶级不是不知道，汽车下坡猛踩油门是危险的，但是慢下来或许更危险。如果因减速而搁浅，瞬间爆发的长期被掩盖的矛盾或将资产阶级全部埋葬。 “用开放来倒逼改革”？也许他们中的“亲美派”本身就想加速“亡党亡国”吧！只要那些权贵“红二代”愿意卖身投靠，只要能够避免埃及的动荡。 “茅于轼预测，由于一个巨大的坏账积累和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在未来一到三年中国将面临 ‘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但是他认为这可能反过来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化。‘我认为金融危机可能实际上对中国有好处，因为它可能迫使政府实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茅于轼说，‘这是最好的情形，但是最坏的情况是一个暴力起义，跟随以长期的动荡和经济下滑，就像我们在埃及看到的那样。’”（2013年9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长篇评论） 茅于轼不仅害怕暴力革命，同样害怕街头革命。 设立上海自贸区这种现代版的列强租界，果真能够赢得国际资产阶级同盟拯救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难道二十一世纪的狼不再吃羊了？ 习李政权，作秀充真，南柯一梦，步新自由主义后尘，只不过恰恰证明了的是，这个政权能够运用的统治手段越来越少罢了。 那么，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也罢，这注定要失败的“试错”责任谁来承担呢？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苏共的下场在即。到了那一天，毫无疑问，大官僚大汉奸大资产阶级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是“共产党”，并把那屈就披挂了三十余年的破棉袄扔进垃圾箱。 这一天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在等待，资产阶级也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但是它的确越来越近了，已经能够听见脚步声了！谁做好了准备呢？ 第二，“重庆事件”既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又使更多的人民认清了伪共的真面目。 “重庆模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就像“浦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等都是在邓修集团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高歌猛进发展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出现的一样，重庆模式也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产、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遭遇资本主义大危机下穷途末路的时候出现的一种模式。上述模式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做了中国资本主义上升或下滑的晴雨表。 不同于其他模式，“重庆模式”是在资本主义危机出现时通过局部有限的行政权力主动推行的改良模式，是一种自救模式。这种模式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却借用了一些社会主义传统元素，包括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等口号。这样一个看似相互矛盾的混合体，在左派团体中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认识分歧，甚至由此导致了左派一定程度的分裂。与此同时，一些反毛反社会主义者与统治集团联起手来，迅即剿灭了这个令左派纠结不休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还是循着历史来找答案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培育成长期，由于剿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抵抗力量，并且可以借用的社会主义传统因素极其丰富，全社会贫富分化不大，各阶级矛盾不甚尖锐，人们在“分蛋糕”的愉悦中还多了一份实现自我的“自由”。 十年“蜜月期”的结束，是以1988年的经济自由化产生的通货膨胀和特权官倒引发，1989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自由化”失败终结的。军事镇压使中共形象受损巨大，但能够度过这一次政治危机，工农这个政权的基础犹在，毕竟面包（工作岗位、能够自给自足的土地）比知识分子鼓吹的民主自由来得可靠。 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肩负有一份历史的责任，即当一部分人的特权自由，侵害了那些自我奋斗者的自由和利益的时候，所引起的斗争和反抗。但是建立在买卖公平和个人奋斗自由这种“普世价值”基础上的民主还缺乏实施的条件，因为有可能接受她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工人阶级和农民小生产者又刚刚被套上“吃饭自负”的枷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政治上失败的知识分子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九十年代，是统治集团收买知识分子，向工农巧取豪夺，瓦解工人队伍（人民公社八十年代即被瓦解），制造工农对立，摧毁国有经济，对工人阶级大举进攻的时代。政治上的高压，对农民实行苛捐杂税导致土地收益减少迫使他们离土离乡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商品，加之对国有经济的普遍私有化，使当局成功度过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官僚资产阶级通过私有化和剥夺老工人的工资福利迅速聚集了财富，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获得国际分工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因此，江朱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形成官僚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三股力量与工农阶级正式并全面对立的时代。 进入本世纪以后，由于工农持续的大规模的斗争，统治集团不得不做出些许让步，减免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企业退休职工工资改由社保支付，使尖锐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各色各样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表面上缓和了，被小生产限制在狭小天地的农民阶级更是拥护起这个政权了。此所谓“胡温新政”时期。之后，“圈地运动”兴起，资本家贪得无厌、巧取豪夺，勾结黑社会，与民争利，群体事件不断，社会矛盾泛起，此为“构建和谐社会”时期。其实质是中共完全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加强国家机器，加速资本积累，镇压任何工农反抗的“喝血”时期。 综上所述，从1978年到2008年三十年里，统治者成功渡过了十年一次（八九不离十）的政治经济危机，并随着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培育、成长以及同国际资本的融合，一个与官僚资本、私人资本以及国际资本相对立的庞大而集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也在中国形成了。在这个“世界加工厂”的王国中，那个曾经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彻底变成了资本的总代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却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由胜而衰的转折点。2008年危机导致的出口锐减，生产过剩，更加剧了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暴涨的房价和失衡的就业结构不仅加剧了两极分化，还堵塞了大多数知识青年发展的空间。缺乏上升通道导致青年精神颓废，对前途迷茫。对现实的不满促使青年反叛社会意识剧增，思想越来越政治化。小资产阶级开始分化为左中右翼，同情无产阶级、向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大量出现了。 特色资本主义穷途末路，人民不愿走了，权倾一方的权贵对资本主义不再信心满满了，另辟蹊径的人就会出现。 “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2011年9月一次座谈会上薄熙来回应《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 然而，人民还没有革命的意志。因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改良还没有进行，革命者还没有为人民描绘出可行的变革蓝图。 这便是“重庆模式”出现的背景。 今天，改良道路和它的设计者一同被关进了囚笼。通往社会主义的改良道路戛然而止了。一位改良主义的鼓吹者惊呼道：“改良主义被判无期，革命从此稳操胜券。” 对革命者来说，没有稳操胜券的革命。但选择革命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却是毋庸置疑的。 （撰稿：路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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