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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刘、周、陈、邓的选集中没有或极少收入有关他们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无外乎是三种可能：
第一、他们本来有着大量的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
第二、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他们本来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
第一种（他们本来有着大量的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因为在《朱德选集》中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有六篇：
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勤俭持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辛亥革命回忆（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其中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
“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 同中共广东江门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同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谈话）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 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 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一 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 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的谈话）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 “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 了；8．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
“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另外，《陈云选集》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强调：“我认为以九百万吨钢材来分配较为可靠。如果那个月生产超过了月定指标，我们 第二个月就可将超过的部分再分下去，这样并不妨碍超产。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注【少奇——即刘少 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在政治局讲 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由此可见，在领袖的选集中收录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只要是有，即照收无误。
第二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是有可能的。主要依据是：
其一、这个时期选编了陈云的文章共十八篇，同其它时期所占的比例没有异常，为数不少；
其二、陈云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
这就说明，只因其他领袖期间根本就没有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自然也就无从收录。
第三种情况（他们本来就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问题的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尤其是对刘、周、邓三人而言。理由是：
其一、刘、周、邓当时是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可他们选集中选编的这四年期间文章却少得出奇，同其它时期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期间许多都早已是家喻户晓、公开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领袖文章，如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等等，并未选入。
处在历史非常时期，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文选中，五年间竟然出现了两年、乃至三年以上的文献空白，这是对他们所担负的职责是多么大的嘲讽！这只能说明：
正因为这三位领袖五年间有着大量鼓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不能收入他们的文选中，所以才造成他们的文选中，这五年期间文章，不仅少得出奇，而且没有一篇是以经济问题为主的。
（七）
与其他领袖的选集相反，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不包括有关批示，仅仅是《毛泽东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论述经济、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就多达27篇。
那么，这是有意抬高毛泽东吗？显然不是。
因为关于1956至196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
“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而这些领袖的选集都是在这个决议之后编辑出版的，自然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刻意贬低他人、抬高毛泽东。所以，这只能证明：
唯有毛泽东才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尤其是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急先锋！在当时，他发表了最多的反对言论。
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注意预防以农村农业为主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了！
从《毛泽东文集》中不难感到：自中共“八大”后至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毛泽东已经很少就具体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发表意见和指示，但是对农村工作他却不曾放松。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话中，毛泽东强调：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
在同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毛泽东又谈了《关于农业问题》，指出：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
“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
同时，他还特别强调：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
“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 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 记，不看农民的情绪， 腊月二十九 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早就提前打了预防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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