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审势，则宽严皆误 ——从维稳治本战略求中国长治久安 （下） 高 寒 内容提要 中国今天的维稳（维护国家-社会综合稳定）困局，不在战术层面，而在战略层面。只有在宏观上把握了 权力的制衡，并以此为纲，才有可能釜底抽薪地将由于官权腐恶而引发、汇集于民间那大大小小的潜革命、潜造反、潜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给“不战而屈人之兵”地 自然消解掉，也才使得你的霹雳手段也罢，菩萨心肠也罢，方有其正义性和必要性，而不至于“宽严皆误”了。如此方能做到全局维稳上的标本兼治。 面对吏治腐败的攻城略地，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吃过前三十年左倾路线的苦头，也开始尝够后三十年右倾路线的苦头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腐败更不 是社会主义。大面积的、病入膏肓的干部腐败之严酷现实，已经并正在动摇党本国本。从一定意义上，这是当年的“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在新时期 的重演。今天党内谁能拿出治国安邦良策，谁能从制度上、从根本上保证共产党政权的长治久安，谁就能代表今天新时期的正确路线。 吏治的要害是共产党如何对待国家这个“祸害”（恩格斯语）。这里已来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国家与法的理论之前沿，来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沿。一 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其在一个落后的国度成功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夺得了全国政权以后，它就真可挟革命之雄风，直接凭 靠一纸法令、直接凭靠国家强制力，便可取缔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而径直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吗？今天，所有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所面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必 然性的理论瓶颈，正在于此。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都只成功地完成了答卷的一半，即只交出了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这一篇大文章中的上篇；而对另一半， 即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中的下篇，他们留给我们的，则是丰富而悲壮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今天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螺旋上升点，重新续上那曾使自己赢得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并启动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 资本主义。乍一看来，这仿佛是向历史原点的回复，但实际上它却是历史在几经曲折盘旋后，于一个更高、全新视野上的大飞跃。今天，中国共产党须从无到有“制 度创新”出这样一种体制：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又是权力制衡的，权利平等的。它将借鉴地将宪政机制引入共产党内， 靠着内部的竞争机制来治党治国、从而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一个既能正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又能驾驭这种必然性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种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社会制度，之所以还只能被视为资本主义、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因为它必须为市场经济提供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保障，即必须是一种权利平等、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 中国的宪政由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自由主义右派来领导，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结局、后果、趋势、……等等、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 族、乃至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大地不一样的。中共若拒绝宪政，不管其动机如何，它的后果都只能是一个，拱手交出宪政的领导权，拱手将宪政主导权让与自由主 义右派。因此，今天中国的前途，要么是共产党领导的、且可自主创新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要么是受国际大财团实际控制的、由中国自由主义右派所领导的旧民主主 义宪政，二者必居其一。 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已经不是去争论毛泽东或邓小平，左倾或右倾，毛路线或邓路线，谁个正确、谁个高明这一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了；而是要 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用历史必然性的视角，去检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后两个三十年所走过的轨迹，让毛路线与邓路线能从过去那种有你无他、你死我活之内耗 恶斗版本，尽快地更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是站在毛与邓那均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 则是制度的超越。 本人与同样主张“重返新民主主义”的张木生先生见解的最大差异，即他用“历史之不可逆”来论证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而我则强调变共产党天然领导权为竞争性领导权，变党内路线斗争为路线竞争，他强调现实性，我则强调必然性。 如果说，今天要吸取过去党内路线斗争之惨痛教训，再不能走那种将不同治国理念、不同政治路线当作敌对势力、甚至借用反贪反腐去借刀杀人的老路，那就从眼前的薄熙来案开始吧。
（续前） （七）理论瓶颈（续） 或问：既然是共产党，为何还要领导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制度？ 答：一切依时间、空间为转移；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里的共产党，不是指普遍意义上的共产党，更不是指那种在资本主义文明已高度发达国家中的共产党，而 是指、也仅指资本主义文明尚待建立之落后国家中的共产党，譬如中国共产党。这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指那种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不是指那种旧式 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由落后国家中共产党所领导的、受控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 毛泽东当年曾一再论述过，中国的革命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建设新民主主义制度；第二步，才是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他甚至曾设想过在未来中国，建设、发展“一 百年的资本主义”，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见王占阳：《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论述》王占阳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c4d3501000811.html； 见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462页 ）。但很可惜，毛泽东没有将他的这一思想闪光之点坚持到底。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当时即已走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东方革命相结合的最前沿。或许是当 年面临战后冷战大格局的选边站，才使毛泽东与这一开创性的前沿理论擦肩而过，才使得邓小平三十年后仅凭直觉也要重新摸索着朝这个方向走。不过，毛泽东当年 详述此论的一切理由，均可在此作为我对本问题的答案。 其实，中国共产党今天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螺旋上升点，重新续上自己曾胜利走过的新民主主义，并启动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本 主义。乍一看来，它仿佛是向历史原点的回复，但实际上这却是历史在几经曲折后于一个全新视野上的大飞跃。今天，中国共产党须从无到有地“制度创新”出这样 一种体制：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又是权力制衡的，权利平等的。它将借鉴地将宪政机制引入共产党内，靠着内部的竞争 机制来治党治国、从而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一个既能正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又能驾驭这种必然性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再问：毛泽东后来不是放弃了他以前的设想，并批判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且还明确地宣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 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吗？（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 页） 答：是的，中国共产党当年过早地停止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略，这正是我们今天应当吸取的教训。但很可惜，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对此并未深入地加以总结。不过，这也正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关注重心，以及邓小平路线并未对这个核心问题有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后来在党内一再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他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其前途便是：或者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社会主义道路，二者必 居其一。但现在回过头去看，尤其是面对今天市场一旦嫁接上了特权其腐败的触目惊心，就完全可以这么说了：东方落后国度的共产党夺权后，将要么是新型资本主 义，要么是空想-封建社会主义（以空想社会主义始，以封建社会主义终），二者必居其一。 建国后，取得政权了，中国共产党已没有当年那种即刻生死存亡的军事压力了，党内的左倾顽症，就又按捺不住地重新抬头了。毛泽东当初打天下时的那份谨慎与承 诺，所有那些让中共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理论和实践，似乎在一夜之间，都统统成了夺权阶段的谋略与迂回，手段与权变了。既然资产阶级 宪政这洋玩意儿太碍手碍脚、影响效率，剩下的，也就只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从老祖宗那里沿袭过几千年的国粹了。 所以，正本清源，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实事求是地建立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之经济基础上，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马 克思主义。而将人们的思想从统治中国政界和思想界数十年，且至今还积重难返的苏版马列教科书的唯心史观——“社会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善”；而 “资本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恶”——这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将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中国共产党今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不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上突破传统理论的瓶颈，它就无法在实践中突围了。这种更深层次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 放，便会自然地引发全党的反省：那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是怎样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重新沦为到了空想；这种超越人类发展阶段的实 践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一个多世纪和大半个地球的实验中，又给东方后发国家造成了怎样深重的灾难？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便在自己毋宁算是某种战略性大退却 的改革开放中，完全无须戴上任何“社会主义”的伪装物，而理直气壮地领导中国大干（新式）资本主义，理直气壮地将中国从一个封建宗法专制社会推进——注 意：是推进、是进步，而非“复辟”——到（新式）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度阶段，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三问：不干社会主义，还算是共产党吗？ 答：还是一切依时、空为转移。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无产阶级性是寓于其严整的科学世界观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所以要 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为的就是要同以往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鼓吹者划清界限。因为“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 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唯物史观认为，人们——即使是掌握了唯物史观的先进的人们如共产党——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只能在既定的、继承于前人的生产 力基础上来创造历史。因而共产党既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取消规律。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面临着一个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共产党 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因为二者各自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所以，共产党人决不是不分时、空、在任何条件下都“干社会主义”的党，而是遵循历史唯 物论、顺应历史必然性，立足于现实，引领历史潮流，从而创造条件将历史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的党。不过，眼前的问题则是，在经历了毛、邓两个时代， 并深深感受过苏东巨变震撼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能否担当起这个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突破“理论瓶颈”的重任呢？ 四问：难道真要复辟私有制、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答：既然搞私有制也罢，搞公有制也罢，并非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一切均得依特定的时、空为转移，那么，私有制便绝非超时空的“恶”、而公有制亦非超时空的 “善”。此其一。其次，所谓复辟私有制，其前提是曾经有过公有制；所谓复辟资本主义，其前提是曾经有过社会主义。但何谓公有制，何谓社会主义，只能依科学 社会主义的最起码标准，而绝非仅依任何个人或党派的宣言。其三，无庸否认，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都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生产力基础上真心诚 意地、勤勤恳恳地干社会主义。但良好的动机和辛勤的劳动，除了证明自己有搞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和急迫心情——尽管这个愿望和心情是值得尊重和珍惜的——以 外，却什么也证明不了。其四，按照科学社会主义a、b、c，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国家已开始走向消亡。正因为如此，恩格斯 才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列宁才称之为“半国家”或“从国家到非国 家的过渡”型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过是指在形形色色的国家所有制中，那种有着某特殊形态的国家所有制，即已开始步 入消亡阶段之国家的国有制。由此可见，中国今天并无、也从无这种意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公有制。世上迄今为止，除了展示出新世纪伟大曙光之巴黎公社那 短暂的一瞬，也还并无任何一个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综上所述并有鉴于此，提问中的“复辟”云云，还有任何意义吗？ 五问：即使宪政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既然这个宪政还得由共产党来领导、还需要共产党来领导，那为何就不能视其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宪政或社会主义共和国呢？为何就偏要突出该宪政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呢？ 答：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说宪政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是指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历史必然性；第二，说这个宪政还得由共产党来领导，则是指这种历史 必然性在当下中国可能实现的最佳途径。如果说前者为事实判断，那么这则是功利判断。然而，最佳途径并非唯一途径。因为任何历史必然性如果在其最佳、次 佳、……等实现自身的途径上受阻，那它就一定还会转而寻求其他的任何偶然性——哪怕是“恶”——来实现其自身。第三，说这个宪政还须有共产党来领导，则包 含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中国的宪政由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自由主义右派来领导，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结局、后果、趋势、……等等、等等，对 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中共若拒绝宪政，不管其动机如何，它的客观后果就都只能是一个：拱手交出中国宪政的领导 权，拱手将中国宪政的领导权让与自由主义右派。因此，今天中国的前途，要么是共产党领导的、且可自主创新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要么是受国际大财团实际控制 的、由中国自由主义右派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宪政，二者必居其一。第四，中国当下的最大的负能量，是寄生于所谓“社会主义”之上的或明或暗的封建宗法专制特 权泛滥，腐败只不过是其表征而已。由此便构成当下中国的改革性质，只能是重续新民主主义，即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五，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义是反私有制、反资产阶级。但她却只能建立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上，并作为资本主义文明之对立物而存在，作为更高历史阶段的崭新人类文明而存 在。这在今天的中国，她是引领我们的理想和方向，但她也只能是未来时而非现在时。 六问：搞了六十多年社会主义，现在突然又说要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搞资本主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心理上接受得了吗？政治家不是理论家，理论家可只顾理论的彻底，而政治家则还必须兼顾党心民意。 答：列宁曾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分为理论、宣传、鼓动、组织四大方面（参见列宁《怎么办》第三章第五节：“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毫无疑问， 这几个方面的功能是大有区别的。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理论遇到瓶颈，不突破瓶颈实践将无法前行。中国六十多年所走过的弯路证明了这一点，自“十月革命”以降 近百年的弯路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东方落后国家中的实现，到现在为止，还只有“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还没有 “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继续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在现有理论中，从列宁到毛泽东，其理论和实践说的都是立即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 立即建设社会主义。而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徘徊，更将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又重新尖锐地摆在了全球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更首先摆在了作为 东方落后大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前。此前，有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和我国的顾准，曾先后触及到这个命题，但又都未能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予以总结， 更未能提出“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还将继续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怎么 办》）。因此，作为一个必须突破重重思维定式的哪怕多走出一步的新理论，它的第一要务便不能不是首先寻求理论的严整和理论的彻底。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 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至于这个理论得以成立后与 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包括将以何种面目用于宣传、鼓动和组织等等，是否取一个“社会主义”的外壳，譬如：“民主社会主义”之类，我想，则都完全是可以无 须作任何教条式的理解的。然而即使如此，这个理论的核心内核，却仍然是直接承继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传家宝“新民主主义”，并且是作为其升级版的“共产党领 导的新式资本主义”。 七问：张木生先生不也曾主张“重回新民主主义”吗？那你与张木生先生之间有何异同呢？ 答：我们的共同点是：都主张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都承认采取若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措施，将会大大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都高度评价毛泽东当年带领中共打得天下的新民主主义论，并都肯定中国共产党那艰苦卓绝的革命史。 而我们的不同侧重点则是：张木生先生更多地是从中共自身的道统、自身的成功经验出发，来得出他的“重回新民主主义”结论的；而我则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角度，结合中共成功的革命史，来论证我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的。张木生先生特别强调今天共产 党的天然领导权，并以“历史不可逆”来为之作注解；而我则更强调变共产党天然领导权为竞争性领导权，变党内路线斗争为路线竞争。并主张为此方能不断更新共 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总之，张木生先生多立足于现实性，多从共产党自身执政的功用性出发，强调现实的即合理的；而我则多着眼于必然性，多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价值观出发，并结合当今实践而强调：必然的是现实的。最后，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差异在此列出也许不算多余：张木生是彻头彻尾的体制内人，而我则算是彻头彻尾 的体制外人。……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要面向未来，就必须突破这一“理论瓶颈”，即将自己的改革开放理论，将自己的根本治国理念，建立在坚实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基础之上。唯其如此，它才有资格去谈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共当前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困守愁城，则只有在突破了这一“理论瓶 颈”之后，才可能柳暗花明。毫无疑问，这一“理论瓶颈”课题的研究，不是为了粉饰现状，而是为了突破现状；不是为了诠释现实，而是为了引领现实。归根结 底，它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在其未来的道路上，比较地走得更为自觉一点；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比较地能更为自由一点。如果说，毛泽东当年正是在他的前任们一 次又一次地打败仗的基础上，才脱颖而出，才让中国共产党终于认识到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游击战争战略、以及新民主主义的巨大理论价值的话，那么，今 天在经历了建国后毛、邓两条路线之丰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难道还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发展中共 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出比前人更大的贡献来吗？ （八）与右派争夺宪政领导权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没有自己的喉舌不行，但专听喉舌讲的话也不行。对文人、学者中某些顺杆爬者，也莫不如此。当年苏东剧变，有多少原来的“顺杆爬”，一眨眼之间，就又变成了自由斗士？！ 有人说，搞宪政会将共产党搞下台。是的，岂止下台，还要清算，从1921年开始起清算！但那是“他们的宪政”，即按自由主义极右派的那一套去搞的宪政。那 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因拒绝宪政——将宪政的领导权拱手让与右派的恶果。但若这个宪政由共产党自己来搞，实行拿来主义、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制度创新，那 其结局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这就如同当年听任蒋介石搞三民主义，就决没有共产党的好果子吃；但后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起“我们的三民主义”，即新三 民主义，又叫新民主主义，其结果，就是将政权给搞到手了。 宪政，只是政体而非国体。一个国家由哪个或哪些阶级来统治，是哪个或哪些阶级的专政，由哪个或哪些阶级来主导，这都统统由国体来管。而宪政，则是指特定的 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某一具体政权形式而已。诚然，宪政为近代资产阶级所创造，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但其本身却只具有政权组织形式、政治工具的意 义。这就如战争中的武器，在敌人手中为敌人服务，缴获过来便可为我服务一样。正因为如此，巴黎公社才会在巷战正酣时就立即采用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 才会说：“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宪政的精髓在于权力间的相互制衡。他资产阶级可以将其玩得团团转，几百年来，既享受到权力制衡所带来的系统自调节、自更新、自止损、自修复的超级稳定，又 让这宪政无论怎么玩，都玩不出他资产阶级的手板心。既然如此，共产党难道就不可以来个洋为中用，既充分享受权力制衡之根治腐败的超级红利，享受由此而带来 的共产党政权的除旧布新和长治久安，又让这宪政的中国玩法，无论怎么玩，都玩不出无产阶级的手板心，并最终还将逐步导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譬如，共产党内的毛邓两条治国路线，本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但却因一直没有一种良性互动机制，而使其路线斗争从来都处于所谓“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你死我 活状态。大量的冤假错案均由此产生，并给共产党自身也带来极大的伤害，且至今亦然。远的不说，就拿去年才发生、现在还无结局的倒薄与挺薄的斗争，尽管最终 结果尚未出来，但如今已见两败俱伤，并无赢家。而倘若借鉴并引入宪政中的制衡机制，让共产党内部所实际存在、也不能不存在的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治国理念、治 国路线，能有着一种公开竞争、相互制约、良性互动的平台和机制，并最终接受党和人民——或循序渐进的梯次范围——之选择，这么一来，首当其冲，最起码那种 由一派独大、毫无制衡而产生的权力腐败，将会得到立竿见影的收敛，仅此即可从源头上扼住吏治腐败的咽喉。如此对共产党统治权毫发无损、反会因反腐成效的彰 显而大得民心的宪政举措，为何就不可以采取鲁迅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的态度呢？ 再如，宪政中的三权分立，确有其效率不彰的流弊，但也有着遏止无限权力之功用。以中国人的智慧，难道就筛选不出一种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优化临界点，来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一种制度创新？ 又如，目前中共各级纪委的调查、“双规”权，因其并无刑事诉讼法的支撑而备受诟病，也大有损于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公开宣示。但鉴于纪委的监督功能不可偏 废，那难道就不可以引入宪政机制，在刑讼法、甚至宪法中赋予相应的法源，成立类似廉政公署、FBI那样独立于公安、且垂直领导、直属中央、不受地方党政军 节制的特殊刑事调查权限？ 还有，共产党最忌讳宪政的，无外乎是那多党制会把共产党搞下台。其实，越怕被搞下台，恐怕还就真得下台。整个苏东剧变，就是共产党拒绝宪政，结果致使宪政 主导权落入自由主义右派之手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曾一再抱怨自由主义激进右派对他的“公开化”改革的干扰。可他就是没有悟出：倘若让共产党 来领导和主导宪政，制度创新地将竞争控制在共产党自身内部，其结局恐怕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同样一个宪政，在美、英、法、德、日、俄、……均各有其特色。尤其于英、日，还有欧洲不少国家，宪政与帝制兼容，皇室与宪政各得其所。到目前为止，世界上 还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宪政——尽管毛泽东在延安时曾有过“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设想。中国共产党不是很强调中国特色吗？那何不就自己搞一个“有中国特色的 宪政”出来面世呢？在宪政问题上，什么叫“共产党的领导”？什么叫“拿来主义”？什么叫“为我所用”？什么叫“制度创新”？真可说是微妙法门，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这里唯一需要的就是悟性了。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还愁没有主动权？还愁会被搞下台？为何就非要采用当年那种“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来对待宪政 不可呢？为何就非得要徒增社会对抗，并将“千军万马”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对势力那边去不可呢？！ 自由派高喊宪政，并自以为如此登高一呼，这政权就自然而然会落到他们头上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也一窍不通。因此，中国共产党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框架内转思想弯子和理论弯子，就自然不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自然不可能在他们的脑瓜子中了。这也是他们的那一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根 本搔不到当今中国问题痒处的真正原因——这也包括了共产党内部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 实际上，迎击来自左或右的挑战，不过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如果你能清醒地意识到权力制衡实乃历史之必然，认识到唯此为大才会长治久安，那么，剩下来的 问题便自然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这个民主宪政之历史进程吗？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这个民主宪政之历史进程吗？此问题之面向右派版就是：谁来主导这一转型历 史进程，是自由派，还是共产党；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而其面向左派版则是：承认还是否认民主宪政这一历史必然性，承认还是否认基于该必然性之转型 理论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以及承认还是否认共产党领导这一转型历史进程的可能性。 （九）用竞争化解左派的正统性挑战 右派是整个地要“推翻”共产党，要翻中国革命的案。其中极端的，甚至要从慈禧太后的案翻起。作为右派旗帜的普世价值，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特定的时空范围 内，也确有一定的进步价值。但就其基本价值观及其哲学基础而言，则最起码有两处硬伤：一是无论它源于宗教、还是源于抽象人性，均属历史唯心论；二则它总是 自我感觉良好地以超历史的绝对价值或绝对真理自居。故而在哲学基础上，普世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构不成任何挑战。因为作为两者大前提的最基本理论公 设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就不在同一的思维级别上，故此不足为虑——除非你的马克思主义是冒牌货，才会不堪一击。实际上，只要坚守住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制高点， 同时亦承认过去干的“社会主义”确有冒进的失误，承认现在可以退回到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阶段，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这 就相当于下了右派的枪栓，其进攻性、挑战性的势头，便自然锐减了。而那普世价值中的有用成分，则完全可以拿过来，用唯物史观加以改造，纳入体制，予以规 范，为我所用。总之，对于自由主义右派，对于普世价值的挑战，过去总是屡屡被动，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手中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正，用的大都是苏俄牌赝品；加之死 守完全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正视现实中的阴暗面，故常常显得要么说不起硬话，要么强词夺理，反而彰显其底气的不足。但只要调整战略战术，便可退后一 步，海阔天空了。毕竟阶级阵线分明，不难对付。即使其背后有国际资本大财团撑腰，亦可淡定应对。 然而对于左派的挑战，则完全属另外一种性质了。对之既不可轻视，亦不可简单化处置。 首先，左派不是敌军，而是自己工农阶级兄弟，是共产党的基本阶级队伍。其主力更多是忠心耿耿的共产党人，只不过其多为程度不同的教条本本主义者、经验主义 者或左派幼稚病患者而已。其次，他们高举毛泽东旗帜，反修防修，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在广泛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中，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号召力。另外， 所有的对敌斗争手段，对左派均不适用：要么打不到点子上，要么伤及无辜。均于事无补。不过问题在于，即使你对他处处投鼠忌器，而他对你则常常肆无忌惮，硬 要把党内改革派当敌军来狠打猛批，什么反资、反修、反汉奸，……，总之从不吝惜弹药，怎么火药味强怎么干。可以说，应对左派的全部难点和纠结点，也正在这 里。 如果说对右派的攻势，是退后一步自然宽，那么对左派的攻势，则是棋高一着方能退。尽管左派非敌军，但就其对共产党自身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恶果来看，却不仅 一点不亚于右派，有时甚至还过之而无不及，故决不能掉以轻心。何况左派挑战的严重性，全在于它是来自共产党内部的正统性挑战。这个正统性，既含有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也含有中共党内道统的正统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的的确确代表了毛泽东路线对邓小平路线的挑战。 有鉴于中共党内这一左一右的治国路线，在党史上，除了你镇压我，我镇压你，就根本找不出其他“棋路”来，即双方都曾将对方当作“阶级敌人”来猛打，当作 “国民党”、“资产阶级”、“叛徒”、“内奸”……来猛打，所以，对付左派挑战的思考方向，就得整个地改换传统思路才行，就得全面地检讨党内、乃至整个国 际共运中路线斗争的惨痛教训才行。绝不能再走那种将不同的治国理念、不同的政治路线当作“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老路了。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则是绝不能用 过去党内路线斗争在今天的变种，即用什么反贪反腐反刑事犯罪，来借刀杀人地处理党内路线斗争的对手了。 总之，中国共产党今天必须重新探索出一种在过去党内从来没有过的、处置路线分歧的应对机制，必须创设一种有着自调正良性互动功能的党内矛盾处理机制，以适应作为领导一个世界大国崛起之执政党的需要，以避免党内严重危机引发国家严重危机。 对于来自左派的意识形态正统性挑战，必须得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来回应。既然左派是操貌似马克思主义的枪法打上门来的，那你还得有更高、更精、更纯熟和更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枪法才行。在此，仅靠打“本本”仗就肯定不够了，你的出棋，必须是既来自“本本”，又不囿于“本本”，更依托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邓小 平的“不争论”， 固可缓一时之急，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左派挑战问题。更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若仅立足于邓小平路线，则绝对不是毛泽东路线的对手。因为毛路线是自有其道义制 高点。这个道义制高点，不仅是自由主义右派无论使多大劲都撼动不了的，而且也恰恰是邓路线在总体上的一个短板。 毋庸讳言，毛泽东建国后确实犯下过很多、很大的错误。但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明眼人大都无法否定的，即毛所作的那一切，目的就只有一个：用足手中的权柄， 从根本上来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当然，你可以指责他实际效果适得其反，甚至还给广大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带去过深重的苦难；你可以指责他不民主 啊，个人集权啊，听不进不同意见啊，好大喜功啊，不计后果啊，不讲科学啊，瞎胡闹啊，……；你甚至还可以指责他玩弄权术、搞个人崇拜、是“当代秦始 皇”，……，如此等等、等等。但是，你却无论如何无法否认他那颗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包括为世界上的第三世界的穷哥们谋利益的滚烫炽热的心。正是这颗心， 使他大搞平均化，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还是这颗心，使他急于把工业、国防搞上去，从而使他对自己人民的生活，甚至到了苛酷的境地；也还是这颗心，使他曾一 意孤行，刚愎自用，压制和打击不同意见，最后甚至弄得全国鸦雀无声，使自己终于也听不到底层真相的地步；最后，更是这颗心，使他大反潮流，无法无天，甚至 与自己一道打天下的老战友们均统统对立了起来，……。然而，不是别的，仍是他老人家直到最后一刻都在胸中跳动着那一颗对普通劳动人民赤诚的心，才使得他老 人家无论犯下天大的错误，中国的老百姓、甚至是挨过他整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就都愿意原谅他；尤其是对照中国今天畸形资本主义的现实，就更是打心眼里不原 谅他老人家、不怀念他老人家都不行。 而摆在眼下中国的课题则是，不应简单地抛弃和否定毛泽东当年的那朦胧而崇高的理想，而要将这种理想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阶段结合起来，并在这种结合中来探索 国家的最优道路选择和制度选择。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因而，一个历史阶段只能做一个 历史阶段的事，而决不可“反潮流”地去跨越历史阶段。也不可因为中国目前还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和发展历史时期，共产党人就降低自身的无产阶级党性而去成为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尾巴，而忘记了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崇高理想。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左派的批判，也有其局部真理，只是其总体思路上有些盲目性而已。因此，要说服左派和赢得左派，这就需要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上，尤其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沿上，花大力气攻关、有根本性突破才行。只有高屋建瓴，才能势如破竹。仅靠实用主义那一套，仅靠自说自话那 一套，是对付不了左派那越来越严峻的正统性挑战的。尤其是，靠封堵禁压，就简直无异于还没出棋便自我在心理上矮了半截。因此，为了正面应对左派的正统性挑 战，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有所作为，最起码，全国沿袭多年的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学体系，均得作根本的彻底调整才 行。不为全党在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上创造必要的软环境和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意识形态正统性更新，这个站在毛邓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的党内道统 更新，将会是力不从心的。 另一方面，从吸取党内路线斗争之惨痛教训的意义上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为自己探索创新出一种处理党内思想、政治、路线分歧的健康机制，甚至比去争论毛与 邓、左与右，谁个正确、谁个正统，还来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记得毛泽东在他垂暮之年，曾谆谆告诫全党“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几乎到了逢人便讲、逢会便讲、喋喋不休的地步。可哪知道，他眼睛一闭，尸骨未寒，党就事实上分裂了，而 且分裂得是那样惨烈、那样惊心动魄，整个地破了党史纪录。这对当时全党还言犹在耳的毛的遗嘱“不要分裂”，真不啻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如今，对那个让左右派都无法不承认的“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失败”这一共识，再往前稍走一步，就不难发现：他老人家挑选接班人的失败，归根结底，则是直接导 源于他对党内路线分歧处理上这一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建国六十多年来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已在在表明：用左反右，反不了右，到最后，人心都到右边去了，这就 是毛泽东晚年；同样，用右反左，也反不了左，最后左派竟越来越壮大了，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有鉴于此，因势利导，让党内实难避免其存在的左右翼这一对“天敌”，相互制衡，相得益彰，优势互补，避免极端，又何尝不可？即使今天左派怀抱“本本”，将 一切他们眼中的党内异端当作敌人来往死里打，将中共今天的路线当作修正主义来猛批，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绝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而让中共始终 走不出路线斗争的恶性互动泥沼，走不出过去的阴影。所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棋高一着，花大气力，扭转传统风气，将宪政的制衡竞争机制首先引入党 内，用党内竞争来化解左派的诉求。 其实，构成左派气势汹汹攻势的，往往是那些个貌似理直气壮、不切实际的价值符号。而这些高调，只要一放到实际生活中，让党员、让老百姓来选择，尤其是将其 与那些以民生为先、切近生活的务实政策对比着放到投票人面前，它们就大都是很难过关的了。这甚至还包括一些貌似极为敏感、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诸如“私有 化”与“公有制”这一类问题。在经过周密准备，充分辩论后，放手让党员，甚至让工人、农民和各界人民来投票选择，倒也不妨一试。如此竞争机制，便自会让左 派诉求中那些最具攻击力、但也最不切合实际的极“左”意识形态高调，失去市场、淘汰出局。有了这种竞争机制，左派为了在党内和人民中赢得选票，也自会对其 极端诉求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此就比用封堵禁压的传统恶性互动方式，来消解左派的极端诉求，来消解左派的正统性挑战，不知要有效和高明多少倍。 将不同诉求纳入党内竞争、体制内竞争机制，这个大思路和大原则，当然也完全适用于右派。只要他们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这个大框架，右派也尽可 以通过这种“新型宪政”——非旧型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竞争机制，来表达和争取其政治诉求。如此一来，便可以把宪政体制中的多党竞争、两党竞争， 限制为和改造为共产党内部的两派竞争。如此一来，既可收权力制衡、社会稳定之功，又可收无论哪派掌权均为共产党掌权之效。同时，还可将体制外的政治精英， 均统统吸纳到体制内来，参与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建设之制度创新。 其实，最能将右的极端和左的极端真正制住和制服的不二法门只有一个，即建立起体制上的左、右路线的竞争机制，让全党来选择，让人民来选择。而中国共产党今 天要做的，就是从无到有地“制度创新”出这样一种体制：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又是权力制衡的、权利平等的和靠竞争 机制来治党治国的。如此一来，中国何愁不长治久安？共产党何愁将要倒台？中国又何愁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要超越左右，就必须高于左右；只有高于左右，才能驾驭左右。而要做到高于左右，那就必须正视而不是回避来自左与右的挑战：既正视“普世价值”的挑战，也正 视“反修防修”的挑战。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跨越了这一道超越左右的关口，它才可能真正踏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再出发 坦途。 实际上，资产阶级革命历经数百年，几经专制复辟，几经革命激荡，才最终筛选出和制度创新出了那种轮流坐庄、相互制衡的制度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个 模式，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巩固了资产阶级专政。正是这种对外有着巩固本阶级专政之强大功效，对内又有着摆平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关系，防止大家在其内 讧、乃至内战中同归于尽的制度设计，才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大繁荣和大稳定，提供了廉能政府的制度保障、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维稳机制。 世界历史的吊诡就正在于：那揭示人类发展有其自在必然性的哲学，恰是有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而当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国家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政 党共产党之后，这个无产阶级政党遵循马克思主义而面临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任务，却是去干该国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并还不得不顺应其历史必然性，将去建立一个尽 管限制、但也保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 正是这种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东、西方国家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的错位，才使得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而中国共产党，产生出某种或左或右的 极度困惑来。你一说中国还处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阶段，似乎唯一的路径选择就只能走西方那种资本主义道路，舍此便无它途；而你一说到共产党的领导，似乎夺 权后唯一的路径选择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非此便不纯粹。请看，自“十月革命”以降，整个第三国际共运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所经历的一切风风雨雨，难道 不均与这历史吊诡和历史错位有关吗？ 然而今天，历史已将第三种选择提上议事日程了。这就是：东方落后国度的共产党，在其成功地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夺得政权之后，它所治理的那个国家，还 必将经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即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市场经济和新型民主宪政建设这样一个历史必然性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 后两个三十年，在毛邓两种“社会主义”模式探索，历经艰难曲折之宝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今天已经到了再写一部新的《建国以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提出一条崭新的思想政治路线来的时候了。 东方落后国度中的这种新式资本主义，其新就新在它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为终极发展方向，如此也就当然脱离不了以唯物史观为其宇宙观的共产党的领导。 而这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制度，之所以还不得不以资本主义制度为限，之所以还不能称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因为它必须为市场经济提供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保障， 即必须是一种权利平等、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而无法达到消灭阶级、开始国家消亡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之历史高度。 至于这种新型资本主义制度，究竟如何既与旧型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又与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区别，以及在这个制度中，共产党的领导如何与宪政体制相兼容、相平衡，这就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了。 （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薄熙来案 如果说，今天要吸取过去党内路线斗争之惨痛教训，再不能走那种将不同的治国理念、不同的政治路线当作敌对势力，甚至用反贪反腐来借刀杀人的老路，那就从眼前的薄熙来案开始吧。 薄熙来案的要害，质言之，拨开那五花八门的喧嚣和光怪陆离的泡沫，它实际就仍然是中共传统套路中的路线斗争案、政治斗争案或派系斗争案。如今，该案对中共自身的伤害，早已超过对薄熙来一家的伤害，甚至已无法弥补。 到目前为止，习的处境还算超脱。也正是这种超脱，反倒使习近平在客观上成了此案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如今此案已“击鼓传花”到了习近平手上，他若欲既要继续保持这个因超脱而受益的地位，又要将此案尽快地平稳地处理掉，既不致引发政治风波，又不遗留下严重隐患，那么，这就确实需要有一番精心考究的操作选择了。 为习近平的长远利益计，为中国共产党的长远利益计，在此我建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总体上应当选择一种不为残酷的左右派争斗所累，不为前任遗下的包袱所累这样一种处理该案的思路。如此便将为习近平走出一条超越左右、凌驾左右，也制约左右的全新路子奠定基础。 为此，处理薄案，必须如履薄冰，慎之又慎。 在台面上，建议习近平仅须批示寥寥数语即可，以进退自如为度，譬如“请严格依法办案，办案中不得违法乱纪。”之类。 而在实际上，他则必须选择一种四两拨千斤的举措，来举重若轻地为这个众所瞩目的案件解套。这个解套，既让在此案上反复拉锯角力的左右派均各得其所，发不出 呛声，又能将一直牵动着全党全民神经的这一页，尽快而平和地翻过去。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决不能因薄案的处理而将习也搭进去，导致习近平丧失其迄今为止的超 脱地位。 此方案可简称为“法制解决为表、政治解决为里”。其具体操作为：公审薄熙来，直播庭审辩论，最后以证据不足，当庭宣告薄熙来无罪，当庭释放薄熙来。 无疑，这是政治解决而非法制解决。但它却又是一场实打实的“依法治国”的实战演习。如此过程，如此结局，将没有输家，习仍是最大的赢家——因其超脱地位保持住了。这一戏剧性结局，可让习近平做到：既了结薄案，又没有敌人。 如此解决，让右派赢了面子，左派赢了里子。薄熙来获得自由，习近平恩威并取，全党舒一口气，全民皆大欢喜。 为何我要建议选取这样的解决方案呢？为何就不径直地取当年的“邓小平模式”、或“赵紫阳模式”、或“陈希同、陈良宇模式”呢？ 原因如次： 第一，《红楼梦》有联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鉴于中国目前实际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如此便导致薄案中的任何——注意这“任何”二 字——罪证，即使100%的成立，此案也难逃“政治迫害”的历史定位——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残酷。有鉴于此，便决定了此案无论如何都将被视为、也只能被视 为某种政治解决的结果。可见，目前摆在习近平案头的，绝不是在“司法解决”与“政治解决”中的二择一，而只可能是在“不是这种政治解决”，就一定会是“那 种政治解决”中的二择一。既然如此，那么在方案A（有可能导致习背黑锅、并导致左派强烈反弹）与方案B（能最大限度地摆平各方、而习仍可保持超脱）二者之 间，应当选何？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即使是政治解决，今天也无法选当年邓被解放的“邓小平模式”，即不能直接凭习近平的一个命令就解放薄。因为习近平今天并无毛泽东当年那一言九鼎的权 威。此模式固然最简捷，也是左派的最爱，但其势必将引发党内外右派的强烈反弹。而此反弹，尽管实际也丝毫不是以薄之是否真正犯罪、罪证是否确凿为据，但右 派却一定会将那“法制”、“法治”叫得震天价响，从而致习于被动。因为今天毕竟已不是毛泽东时代了，故不宜在明规则上去犯忌。更有甚者，如此一来，右派们 将会把原来对薄的刻骨仇恨，统统转移到习近平身上，从而使他有可能处于某种阴谋诡计的旋涡中心，就如同当年的薄，甚至还会成为下一个被搞掉的对象。由此， 便决定了今天即使实质上的政治解决，也必须走庭审实战演习、并现场直播的法治路子。基于同理，故其他任何司法选择，譬如由检察院来宣布“证据不足，不予起 诉”，……之类，由于没有实况转播的庭审辩论来满足倒薄右派，故皆有变相的“邓小平模式”（直接政治解放）之嫌，故均不可取。 第三，且不说薄一旦被判有罪，习的超脱地位便会顷刻丧失，即使其他任何隐含薄有罪的政治解决或司法解决，诸如“赵紫阳模式”、“身体不适，延期起诉”、 “保外就医”、“退回侦查”、……等等，均不仅将使此案成为一个慢性政治溃疡而将长期折磨着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将对习近平的个人人格造成莫大的伤害。这是 因为，一旦习近平被视为不具备超脱性，那么薄的任何负罪，便均会被历史演绎为薄不过是一位“争皇位”的落败者。如此一来，这便意味着：习的“上位”是以薄 的下狱为代价的。要知道，即使薄案有着千真万确的“篡党夺权”罪证，但这“篡党夺权”今天在人们心目中的罪恶感，早已大大地“贬值”，早已大有逊于毛泽东 时代了。何况，由此而来的对习之人格伤害的社会心理认知，社会心理定势，也完全不以薄之是否真正有罪——哪怕是其它任何刑事罪——为转移，不以薄之任何罪 证之是否成立为转移。更有甚者，这种对习近平来说完全属子虚乌有的负面认知，将完全有可能会被潜在的政敌捏在手中，备用于日后恶意煽动的杀着棋。 第四，久拖不决也不是办法。只要薄被继续囚禁，挺薄风潮将会持续发酵。尽管薄实际并非左派，但只要薄被继续囚禁一天，左派就一天也不会放过要树薄为精神领 袖。如果说，左派拥毛，尚属某种执着理念的久远精神寄托，那么左派的挺薄，则是对现实落难中的悲剧英雄之强烈政治移情。而这两者相加，其政治能量会陡然放 大，并完全有可能不期然地触动社会的某一根敏感神经，引发共振效应，从而具有极大的政治爆发力。况且，现已有多重明显迹象显示，薄的被定罪或被长期囚禁， 将在左派中催生一支以薄为主席（无须薄本人认可）的“共产党”。无论这个“共产党”是公开还是地下，它的出现，都将意味着中共的事实分裂——这恰是中国共 产党应尽全力避免的。 第五，让法院经实况转播的庭审后再“无罪释放”薄，这不仅是现有条件下摆平各方的最佳解决方案，而且习近平也因其恩威并举，还可望收获一员辅佐他中兴事业 的猛将。有道是：既生平，何生来？但目前既然大局已定，习近平的地位已无人可撼动，那么，习的中兴大业就亟需将才辅佐了。更何况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故此 时此刻，就该是习向薄采取主动的时候了。当年李世民重用曾力主诛杀自己的敌臣魏征为相，终成盛唐霸业的千古佳话，如今犹可镜鉴。更何况，薄之“峣峣者易 折”的个性，经历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磨难，自会引以为训。这对他本人而言，于己于人于党于国，恐都是会大有裨益的。 第六，薄的获释，也自然而然使得极“左”派欲精神绑架薄起事的图谋彻底落空。而基于薄的身份和处境，他也完全有可能协助当局化解或减弱来自左派的某些挑 战，化消极因素为无害或积极因素。更何况，倘中国共产党真有心将竞争、制衡机制引入党内，来创设一种崭新的党内民主机制，那么，薄将自然是代表党去与挺薄 左派沟通，并将左派引入党内、引入体制的最佳人选。 第七，当然，此方案的成功，取决于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1）薄的密切配合，即在庭审中全力以赴为自己作无罪辩护；2）一切准备均在绝密条件下操作。 总而言之，对薄案作何种处理，已经构成对习近平处理复杂、棘手、敏感问题之综合能力的一个挑战和考验了。当然，它也成了习近平可向全党、全军、全民、乃至 全世界，展示自己化解前任包袱和历史难题之操作艺术的一个天赐良机。因为种种原因，薄熙来案牵一发而动全身，万众瞩目、全球聚焦。习近平只要能妥帖地处理 此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各方都能接受——即使有些勉强也不要紧——从而避免了任何一方的强烈反弹，让中国共产党尽早地走出薄案之阴影，那么，习近平 的治国能力，习近平炉火纯青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功夫，将自然获得确立并举世公认。这个结果，将是任何人也休想动摇的。 因此，无论从告别传统的党内斗争手段，还是从探索崭新的治党治国体制；无论从超越左右争斗，还是从摆平党内派系；无论从无愧于红二代群体，还是从无愧于薄熙来本人之多重角度出发，习近平都应当勇敢而审慎地面对这一次挑战，并全力以赴地交出自己漂亮的答卷。 诚然，这还不是真正的法制建设，但它却可能是中国真正法制建设的起点。因为任何真正的改革，是需要强人来推动的。 简短的结语 如果说列宁和毛泽东，以他们各自在共产党夺权前后的不同实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中的上篇和下篇，分别给出了证实和证否、经验和教训两种答案 的话，那么，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就到了在老一辈共产党人那丰富多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这篇大文章中尚未完成的下篇，写出新的续篇、给出新的答案的 时候了。 如果说，毛泽东当年，是在他的前任们屡屡败北，最后在全党全军左冲右突的生死存亡关头，才最终脱颖而出，为全党所承认所接受的话，那么，习近平今天就也正站在这同样一个关头面前了。 习近平能否带领中国共产党突破腐败吏治之重围，带给中国人民一个在世界上有竞争力、也抬得起头来的社会制度，这取决于他对全局态势的透彻了解。这个全局， 既指实践的全局，亦指理论的全局；既指现实的全局，亦指历史的全局。同时，还更指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全局。常言道，没有全局在胸，是下不出一 步好棋子的。一个好医师即使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治标，但那也凝聚着他对治本的清澈认知，以及对相关标本联系的明晰洞察。 应当说，自中国最高权力任期制开启后，尽管仍不乏传统阴影，但习近平的前任们在履新之际，还是多少有所抱负、有所憧憬、有所筹划和有所期许的。应仔细考察和研究前任们所走过的轨迹，找出他们终于壮志未酬、身心皆疲而无奈地退守“击鼓传花”的体制原因，并引以为训。 常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工。为了起跑，常须后退几步。为了远行有后劲，一些基础的准备还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要有自己的班底，一个优化组合的助理班子，包括功力深厚的理论班底。这将是习近平能否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关键。 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要把因种种原因他们那一辈人无法解决的问题，留待后人去处理。或许，习近平前任们的最大失败，就正在于他们不敢去碰那些前人留 下的棘手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去突破理论和实践中的任何禁区，尤其是不敢去碰那个有关共产党掌权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如何最终走出“历史周期率” 的敏感问题。 毛泽东当年突破左倾机会主义的禁区是艰难的、也是伟大的；邓小平当年突破新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禁区，同样是艰难的、也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分别有着这两个时代的伟大突破，才迎来两个三十年翻天覆地的旧貌换新颜。 然而，旧的突破又会产生新的禁区，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务。那么在今天，习近平能不能带领他的团队、带领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有新的突破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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