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审势，则宽严皆误 ——从维稳治本战略求中国长治久安 （上） 高 寒 内容提要 中国今天的维稳（维护国家-社会综合稳定）困局，不在战术层面，而在战略层面。只有在宏观上把握了 权力的制衡，并以此为纲，才有可能釜底抽薪地将由于官权腐恶而引发、汇集于民间那大大小小的潜革命、潜造反、潜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给“不战而屈人之兵”地 自然消解掉，也才使得你的霹雳手段也罢，菩萨心肠也罢，方有其正义性和必要性，而不至于“宽严皆误”了。如此方能做到全局维稳上的标本兼治。 面对吏治腐败的攻城略地，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吃过前三十年左倾路线的苦头，也开始尝够后三十年右倾路线的苦头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腐败更不 是社会主义。大面积的、病入膏肓的干部腐败之严酷现实，已经并正在动摇党本国本。从一定意义上，这是当年的“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在新时期 的重演。今天党内谁能拿出治国安邦良策，谁能从制度上、从根本上保证共产党政权的长治久安，谁就能代表今天新时期的正确路线。 吏治的要害是共产党如何对待国家这个“祸害”（恩格斯语）。这里已来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国家与法的理论之前沿，来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沿。一 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其在一个落后的国度成功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夺得了全国政权以后，它就真可挟革命之雄风，直接凭 靠一纸法令、直接凭靠国家强制力，便可取缔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而径直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吗？今天，所有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所面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必 然性的理论瓶颈，正在于此。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都只成功地完成了答卷的一半，即只交出了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这一篇大文章中的上篇；而对另一半， 即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中的下篇，他们留给我们的，则是丰富而悲壮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今天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螺旋上升点，重新续上那曾使自己赢得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并启动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资本主义。乍一看来，这仿佛是向历史原点的回复，但实际上它却是历史在几经曲折盘旋后，于一个更高、全新视野上的大飞跃。今天，中国共产党须从无到有“制度创新”出这样一种体制：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又是权力制衡的，权利平等的。它将借鉴地将宪政机制引入共产党内， 靠着内部的竞争机制来治党治国、从而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一个既能正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又能驾驭这种必然性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种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社会制度，之所以还只能被视为资本主义、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因为它必须为市场经济提供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保障，即必须是一种权利平等、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 中国的宪政由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自由主义右派来领导，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结局、后果、趋势、……等等、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大地不一样的。中共若拒绝宪政，不管其动机如何，它的后果都只能是一个，拱手交出宪政的领导权，拱手将宪政主导权让与自由主义右派。因此，今天中国的前途，要么是共产党领导的、且可自主创新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要么是受国际大财团实际控制的、由中国自由主义右派所领导的旧民主主 义宪政，二者必居其一。 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已经不是去争论毛泽东或邓小平，左倾或右倾，毛路线或邓路线，谁个正确、谁个高明这一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了；而是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用历史必然性的视角，去检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后两个三十年所走过的轨迹，让毛路线与邓路线能从过去那种有你无他、你死我活之内耗恶斗版本，尽快地更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是站在毛与邓那均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 则是制度的超越。 本人与同样主张“重返新民主主义”的张木生先生见解的最大差异，即他用“历史之不可逆”来论证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而我则强调变共产党天然领导权为竞争性领导权，变党内路线斗争为路线竞争，他强调现实性，我则强调必然性。 如果说，今天要吸取过去党内路线斗争之惨痛教训，再不能走那种将不同治国理念、不同政治路线当作敌对势力、甚至借用反贪反腐去借刀杀人的老路，那就从眼前的薄熙来案开始吧。
引 言 一般来说，一国之最高领导人的体制内更替，总会给早已对旧领导人产生厌倦的人民带去某种新的期待。但这个人民与新领导人的蜜月期，大约在半年左右。这对奥巴马是如此，对马英九是如此，对习近平也是如此。 今天，中国终于翻过了最高领导人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的一页。这是习近平的幸运，也是习近平的挑战。十年，对于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而言，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如果说前任领导人还可以有某种“实际是一个大管家”的托词，那么十年之后的习近平，则不可能会再有这类托词了。 十年后，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建立小康社会的硬指标，那么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呢？ 维稳在今天中国的困局，与其说是发生在战术、技术层面，不如说是发生在战略、体制层面。就维稳（维护国家-社会综合稳定）而言，中国现在可说是不缺资金、不缺技术、不缺一切必备的硬件；但却没有化解社会矛盾的内在机制，没有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和没有更上一层楼的宏观视线。 要对维稳困局作深度解析，就务必跳出“维稳”看“维稳”，务必对整个系统的发生、发展、优劣、趋势，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此，才可令人信服地引出战略维稳的治本思路，并在这种思路的总体框架下，化解那个在当下极有可能给全局稳定带来巨大冲击的敏感个案。 （一）维稳困局，非技术原因 这里，先提一个假设性问题，不知作为体制内的朋友们想过没有： 倘若毛泽东、邓小平、或红二代的父辈们，今天就是农民工中的一员；或是国企改制下岗工人中的一员；或是苦于告状无门的上访族中的一员；或是土地被强卖、房 屋被强拆的农民、市民中的一员；或是耳闻目睹那一个个护地农民被碾死惨状之书生中的一员；或是面对校舍要么破烂、要么如豆腐渣，而政府大楼却金碧辉煌之学 子中的一员；……，那么，在他们心中，会萌发难抑的革命冲动、会躁动强压的造反怒火来吗？换言之，一旦时机来临，他们会拍案而起、会揭竿而起吗？ 是的，今天人民还没有造反，中国也还没有爆发革命。但那是因为老百姓还没有遇上适当的机会，或者说，社会危机还未降临而已。质言之，在中国当下，革命的大 众心理因素已大体具备，所缺的，就仅仅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了。而真正的维稳——不，真正的社会稳定——则应当是：即使危机降临，老百姓打心底却并无要造反的 念头。有了这样的基本盘，任何人要来煽动造反，便只能是：搬梯子登天（没门儿）了！ 至于危机是什么，是天灾、是人祸、还是外敌，……；造反理论是什么，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是马列毛格瓦拉，还是宗教邪教乱力怪神……；偶发事件是什么，是 官方的错，民间的错，还是纯粹的技术性事故……，这些统统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百姓本无心造反之心——这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才是一个国家治 理的最优机制和最佳境界。 是的，没有最好，但有更好！ 譬如，今年4、5月间，雅安地震中凸显出的红十字会信誉危机，那种万人唾骂、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往浅处说，是哀莫大于心死；往深处说，是红十字会在代执政 党受过。今天，人们要肆无忌惮地“骂”共产党，大都还不能完全无所顾忌，于是就盯准机会，拿一个官办红十字会来出气。换言之，这红十字会所暴露出的腐败， 不过是当下共产党官场腐败的一个缩影。固然，你可以用技术手段来屏蔽老百姓们出的这些“气”，也可以将其解释为“虚拟民意”，不足为虑；但你却不能否认， 红十字会这一次几乎捐不到钱（注：不含摊派类强“捐”），则是无意中做了一次真正的民意测验。其范围还囊括了海外华人社区。须知，正是这种在千百万人民心 目中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失望和愤懑，才是一个国家最为可怕的“动乱因素”。 所以，如今中国的当权者，尤其是那些不甘于父辈们打下的江山竟在自己手中完蛋的“红二代”们，若能掉换一把椅子坐坐，即把自己摆到今天广大工人农民、底层 民众的位置上，去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是摆回到你们老爸老妈年轻时，要革命要造反的那种平民地位上去思考问题，或许你们才能真正看清今天中国是何等的危机 四伏，才会真正体会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所在了。如此或许也才能找出一种当自己居于云端时，是无论如何也悟不出的另类维稳和顶层设计思路来的。 古人有云：“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则宽严皆误。”真正的社会稳定，是民心的稳定，是执政者在老百姓心灵深处建立起来的信赖和信心。今天，官方理论家固然可以投其所好给献上一个“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但这一切归根结底还要问老百姓究竟是信还是不信。 诚然，不能说，今天的执政者没有在“攻心”上下过功夫。从一定意义上，体制内的维稳朋友，甚至已使出浑身解数、绞尽脑汁地在为党和国家排解那个“反”字 了。但许多年过去了，社会的不满却不减反增，动乱的压力更暗潮汹涌。右派不满，左派也不满，体制外不满，体制内也不满，……，那其症结点究竟何在呢？ 二十年前，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曾一度在中国精英中大行其道，迷倒一批学子。但两年前，连改良派中最坚守体制底线的法制派，譬如萧瀚，也憋不住喊出了“要消除革命恐惧症，最要者是尽可能地让革命话题进入公共领域。”（萧瀚：《社会变革与改良》http://qing.blog.sina.com.cn/1733985994/675a86ca330019ty.html）。不仅如此，向以中国新保守主义大师自居、在“六四”节点上更力挺政府的萧功勤，也以转述他人的方式，开始谈论起“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这一类敏感话题来了（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99）。 而那位一直受到公知们呵护、被誉为“中国当代青年人现代版独立和自由偶像”的韩寒，则仅仅因试图为当时在公共话语中，已渐成显学的“革命”热灭一灭火，便 顿时捅了马蜂窝，顷刻即受到网络舆论的围剿，其明星地位也一落千丈，且永远恐都无望恢复元气了。而那“倒韩”最力者，则恰恰多半是来自其原来捧他的公知和 粉丝。 如果说，这是两年前发生在右派营垒中的事，那么，去年倒薄事件发生后，一向是共产党体制捍卫者的左派，也开始分化出一个以“反伪共”为大旗的革命派了。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和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论”为思想武器，其中有的更以“血债血偿”为标志性口号（http://youbetu.info）。而且，随着薄案的胶着和囚薄的长期化，一个以薄熙来为思想旗帜、为精神领袖，以薄熙来为中国的曼德拉的重建共产党活动，亦正在左派各个山头中酝酿发酵（http://hqw32.p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84）。如今，即使是左派营垒中的温和者即从不反体制的那一派，也开始鼓吹起共产党分裂论、“两个共产党”论，倡导起“毛共”与“邓共”的公开竞争这种较为前卫的思想来了（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47）。 于是问题便自然是：为什么这许多年来，官方的维稳战略竟然收效甚微？为什么花了天价的维稳，却至多是只治标而不治本？为什么主旋律的舆论引导即“攻心战”，竟完全失效？为什么体制内外的离心离德倾向，竟愈演愈烈？ 依我看，这维稳失败的原因，并不在战术、技术层面上，而在于战略层面，在于“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上。诚如毛泽东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 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毛泽东：《实践论》）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方面，在反思掌权后的两个30年之失误方 面，至今尚未清楚地理出个头绪，从而在历史必然性面前，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应该如何建设国家这个历史大势面前，至今还处于某类感性认识的阶 段，还存在着某种盲目性，故才使得你的霹雳手段也罢、菩萨心肠也罢，全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急就章。如此也就难免左右摇摆、进退失据、宽严皆误了。 （二）大势与维稳
毫无疑问，任何有关历史大势的判断，均无不与一定的价值观和宇宙观相连。然而，即使如此，仍不妨碍我们可以从各方都承认的若干事实出发，来探讨长治久安的历史演化大势，来选择震荡最小、代价最小的制度解决方案。 今天，无论中国的左右派如何势不两立，但就政治层面而言，最起码如下两个简单事实，却是左中右各派均具有最起码共识的： 第一、毛泽东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毛时代那种挑选接班人机制和最高权力转移机制，是失败的。 第二、今天的舆论开放度，是毛时代所无可比拟的。 先看第一点：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的最高权力，经历了名符其实的终身制（毛泽东），到名不符实的终身制（邓小平），到羞羞答答的终身制（江泽民），再到 两届十年之任期制的最终确立（胡锦涛）。这期间，不管走过多少弯路，经历过多少波折，但废除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终身制这个大趋势，已无人能阻挡，以至于历史 终于走到了今天，任何人要在中国复辟国家最高权力终身制，已没有了可能。环顾今日中国政坛，从左派到右派，还有人主张恢复这个终身制吗？没有了。这就是 说，在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国家最高权力的终身制，及其依附于这种终身制的最高权力继任者挑选机制和最高权力转移机制，已一去不复返了。 再看第二点：尽管今天的中国仍有着封网、屏蔽词之类舆论控制，尽管今天的中国还远谈不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但与毛时代的“舆论一律”相比，如今中国的言 论自由度，真可说是恍若隔世了。生活在今天的70后、80后和90后们，可真难以想象：在文革个人崇拜高峰期，若有人无意中将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用来垫了 座、或用来垫着打牌而无意识地在上面画了个叉，或一不小心打碎了、玷污了领袖像，……，那你就很可能要遭到飞来横祸、甚至是杀身之祸了：不少犯“恶毒攻 击”罪的“现行反革命犯”，就是这样给定下、甚至给毙掉的。可在今天，有人即使在网上调侃一下、甚至“骂”一下最高领导人，大家已是见惯不惊了。 对于历史的进步，有时还真就有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般。常言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什么是大势？这就是大势：历史 从昨天到今天所走过的那一步一步演进的轨迹，以及从这种看似蜗步龟移的轨迹中，所清晰展示出的历史那不可逆转的大方向和大趋势。 废除国家最高权力的终身制，是从权力延续的时间性上，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一种制约。而制约国家权力，当然不仅仅是任期制，它还包括对国家权力来源之自下而上 的制约，对国家权力的开放性舆论制约，对国家各类权力的横向相互制约、包括对它们的司法制约，……如此等等。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正是在国家最高权力终身 制废除之不可逆转上，体现出了权力制衡这个历史大趋势的话，那么也可进而认为，过去三十年，也恰恰是在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上本该做更多却不作为，才导致了今 天的吏治失序、官场腐败、贫富悬殊、公义荡然、……等积重难返的维稳困局，才导致了今天之异常严峻的维稳态势。 于是，我们就可以这么来总结一下了：在今天的中国，凡是有助于制衡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即通常说的“将权力关进笼子”，就都是在顺应历史大势， 都是在将民间的不满消弭于无形，亦即所谓的“反侧自消”；而凡是反其道而行之，导致特权泛滥，无法无天，官场糜烂、贪腐猖獗，……的体制或行为，就都是在 通过制造出一桩桩、一件件个案，而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地在煽动着民间不满，召唤着民间怒火，并使之蓄势待发而汇集着未来烈焰升腾的复仇火种。 基于此，就完全可以这么说了：国家在今天的维稳战略，只有在宏观上把握了权力的制衡，并以此为纲，纲举目张，才使得你的霹雳手段也罢，菩萨心肠也罢，方带 有其正义性和必要性，从而不至于“宽严皆误”了。也只有“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战略维稳——即使你还不能一蹴而就，但却已向人民展示其方向和轨迹——才可能 釜底抽薪地将由于官权腐恶而引发、汇集于民间那大大小小的潜革命、潜造反、潜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给“不战而屈人之兵”地自然消解掉，从而做到全局维稳上的 标本兼治。同理，也只有以此宏观把握为前提，才谈得上在维稳中输入其他相关综合变量的合理性，诸如：国际霸权因素、社会承受力因素、步骤轻重缓急因素、改 革的进度和效用因素、……以及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牵牛要牵牛鼻子，这也是毛泽东倡导的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的矛盾方面（毛泽东：《矛盾论》）。简言之，只有顺应历史大势的维稳，才是积极治本的维稳，高瞻远瞩的维稳和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维稳。 （三）从毛、邓共同失败处看大势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老干部们普遍都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感：终于不会再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搞经 济建设了，终于可以按照另一种思路来干“社会主义”了。毋庸讳言，当时人们这种彻底摆脱了多年来左倾路线压抑、束缚和羁绊的心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也 的确有它的积极意义。其最直接的成果，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几乎持续十年的思想大解放。 然而，一种倾向也掩盖着另一种倾向。随着老干部们的解放而来的，则是过去在毛时代一直受到某种程度压抑和约束的干部特权，又开始逐渐抬头、回潮了。所有过 去有关“平等”、“公平”的创党理想，所有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追求，均被作为“极左”的糟粕，给轻蔑地抛弃了。尤其是经过“六四”事变，一些 红二代、官二代们，更是有了某种肆无忌惮的放纵感：过去那还一直藏着掖着的红色贵族特权、官僚新贵特权，便犹如脱缰之马，尽情地驰骋于中华大地，从而将老 一代共产党人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的满腔赤诚，将他们“荡尽世间不平”的朦胧理想，给践踏个粉碎，弃之如敝屣。魔鬼一旦从瓶中放出，就再难收回了。自此便一 发不可收拾：权力寻租，家族王国，亿万富豪，党不党、国不国了。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下光天化日地进行的。 不过，与权贵中国运转的那一套逻辑相对应，民间中国也自有它的一套运转逻辑。自那以后，底层民众的“怀毛”热，便从大江南北悄然兴起，不胫而走，愈演愈 烈，席卷全国且蔚为壮观。而中国的左派，则借助此大背景，终于在经历了77-78年的铁血镇压之后，又重新汇集成军，并逐渐开始与右派相抗衡了。尤其不容 忽视的是，现实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不公与腐败，都愈来愈将大量的70、80、乃至90后，推向了以毛泽东为旗号的左派营垒。 我们知道，文革的发端，是以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主轴的。如果说，当年刘少奇的治国理念因其一直受到压抑，而 未能充分地以某种完整形态呈现出来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治国路线，则在这后三十年的中国，有着它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于是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便终于 已可以同时摆放着毛路线和邓路线，摆放着这样两个比较完备的不同治国理念，这样一左一右的治国参照系了：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它们分别的发生、发展、鼎盛与 衰退；它们各自的成功、徘徊、经验和教训：毛路线以反右见长，邓路线以反左起步；毛路线重理想、邓路线重实际；毛路线重公平，邓路线重效率；毛路线重工 农，邓路线重菁英，……，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惩罚、又互相补充。 仔细比较一下毛路线与邓路线，便不难发现，其实双方均各自含有部分的真理。然而，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方，却都有着一 种将自己手中的那部分真理无限放大，且推向极致的内在冲动。当年，“反右运动”撤掉了右派制动阀，毛路线便开始了那一路狂奔的全国全面大跃进，直到持续三 年的大饥荒和大面积的饿死人，才被迫停车，被迫调整；而如今，“粉碎‘四人帮’”后，打掉了左派的制约，邓路线更畅通无阻地走向特权飙升、公费奢靡、官民 对立、天价维稳、……，直到眼下已动摇党本国本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通体腐败，才被迫重提“历史周期率”，被迫承认“亡党亡国”之现实危险。 事实上，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左一右两条路线，不仅丝毫谈不上互补，也从来没有过互补。相反，二者却总是在互斗、互惩、互损和互践中，把对方当着 敌人来打，且迄今亦然。中国民间今天正在彼此恶斗着的左右两派，不过是其外在的缩影：“一个个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曹雪芹：《红楼 梦》）如此一来，两条路线的恶性互动，其结果便是无可挽回地分别都走向了登峰造极的极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而也为对方的东山再起和取而代之，行了一个 恰到好处的奠基礼。如此互为因果，两个三十年，算是走了一个轮回。如果说，当年好高骛远的毛路线一路反右下来，恰好为低调务实的邓路线奠定了党内外民意基 础，那么同样，今天实用主义的邓路线发展到极致，难道不也正在为持平民主义的毛路线卷土重来，创造着党心民心前提？ 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解放”之初的毛路线，还是“第二次解放”后的邓路线，在它们分别登台之初，又都的的确确在相当程度上是凝聚起国人共识，激发起了国 人希望的。至于曾经生气勃勃的毛体制后来竟走向了民生凋敝；当年痛定思痛的邓体制如今竟走向了官权腐恶，应当承认，这些却并非毛、邓之初衷，亦并非中共体 制之初衷。 如今需要深入探讨的则是，究竟是一只怎样的看不见的手，使得中国共产党这左、右两条路线、两种本可互补、互惠的治国理念，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两位政治 强人良好愿望的反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共性，使得毛、邓两种体制均殊途同归，竟然都徘徊在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边沿？三十年只是短 暂的一瞬，三十年即走向当初良好愿望的反面，这说明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以及他们分别所带领的两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治党治国的制度设计、制 度安排上，一定还存有某种内在的缺陷。 不妨试想一下吧：假如当年庐山上，以彭德怀为首，包括张闻天、周小川、黄克诚、李锐、田家英、……等一大批名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实为真话务实派，能 组阁替代毛泽东为首的一帮浪漫乌托邦左派，但同时又对下台的左派们不搞任何残酷的政治清算，那中国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图景呢？至少，刚开始蔓延于中华大地 的“人祸”饥荒会嘎然而止，其后林彪的“个人崇拜”之风也吹不起来，当然就更无后来的文革风暴了。尤其是，如此一来，中共干部之对人民负责高于对党负责的 政治伦理将得以确立；更为根本的是，无论何人，干砸了，就下台，就靠边，就当配角这一类崭新的、健康的竞争机制，将会在中国显露其雏形，……。 同理，如果后来以邓为首的党内右派当政后，对党内外的左派们，能超越个人恩仇、超越左右恩仇、超越路线恩仇，不将党内路线斗争，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当作 反革命来对待；能做到网开一面，不赶尽杀绝，从而让党内一直有个“毛左派”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再怎么腐败， 也不至于腐败到如今这种病入膏肓、天怒人怨、难以收拾的地步，不至于腐败到如今这种全然抛开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抛开共产主义理想的地步，不至于 腐败到如今这种将中共与人民的关系，倒退到了几乎水要覆舟、呼唤陈胜吴广的地步，……。 这就是在党内保留对立面的益处，这就是在体制上容忍异端的好处。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他们一派独大时，就都往往是非理性的、疯狂的、甚 至是穷凶极恶的。只有当两派势均力敌、且相互制约时，双方才可能是理性的、通融的、和审时度势的。所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只看到异端思 潮、异端派别对于政令之碍手碍脚、效率不彰的消极面，却从未体认到异端制约还有着促使体制自我纠偏、自我止损、从而让系统获得自我更新之整体优势的积极 面。由此便完全可以这么说，两个三十年代的历史均不无残酷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前后两位政治强人，都因噫废食了。 所以，不是别的，正是由于没有制约、尤其是从未建立起一种体制的制约或制约的体制，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内的毛、邓两条路线、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即使其各自 毫无偏差地按照最初所确定的同一方向运转下去，其体制运转的惯性和惰性，也会毫无阻碍地将其带向极端、带向反面。历史也确实证明了毛、邓两条路线，及其 左、右两种治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均最终走向其初衷的反面，给人民带来了苦难。这可说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最大的失败。 不错，在文革后期，人民怀周（恩来）、怀彭（德怀）、更怀邓（小平）。至今还有人不时提起当年在树上挂上一个小瓶，来表达“树小平”的意思。1976年的 “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当年“怀邓”的最高潮。乍一看来，这中国老百姓一忽儿怀右倾的邓、一忽儿又怀左倾的毛，还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其实，对发生 在中国人民中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社会心理现象，只要稍微抽象一下就不难看出，无论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还是今天的怀毛也罢，其整个社会心理的运行逻辑和运 行方向则完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不过是中国老百姓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无论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均在殷殷期盼着体制内有着另一种健康力量，能站出来 对当今或当时的苛政有所制约罢了。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民昔日的怀邓与今日的怀毛，在逻辑上是并不矛盾的。换言之，这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几乎是带 有某种周期性的社会现象，岂不正好反映出权力制衡之历史必然性，正通过人们对体制内的这种或那种非主流派寄予着希望之某种历史偶然性，而一再顽强地、生动 地表现出来吗？ 是的，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却有教训。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已经不是去争论毛泽东或邓小平，左倾或右倾，毛路线或邓路线，谁个正确、谁 个高明这一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了；也不是要对中共党史、乃至国际共运史，就一定得采取或虚无、或掩饰的选边站态度了；更不是要追究任何领导者的个人历史责任 ——就像如今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中国的右派们都正热衷于干的那样。而是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用历史必然性的视觉，去检视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之前、后两 个三十年所走过的轨迹，让毛路线与邓路线能从过去那种有你无他、你死我活之内耗恶斗的低级版本，尽快地更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是站 在毛与邓那均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 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 （四）吏治要害是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国家” 毋庸讳言，如今中国共产党执行的邓小平路线，正同时面临着来自右派和左派越来越大的压力。近来已成为中共口头禅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实就正是应对这一压力的一种反映。 不错，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苦苦探寻着一条既有别于自由派、又有别于毛路线的道路。三十多年来，它左冲右突，理论一个又一个地翻新，提法一个接一个地变换，但却因其统统囿于为现行政策作短视的诠释，故很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很难跳出庐山观庐山了。 面对右派“普世价值”的正面挑战，中共一直是以不变应万变地喃喃念叨着“社会主义是善、资本主义是恶”的教条，作为其理论防线，全然不顾在今天中国原始、 变态、腐恶的资本主义已是洪水滔天，全然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直面严酷现实的自信力。而面对左派之“反修正主义”的义正词严，它却只能抛出“不争论”、“不 走老路”、“不改旗易帜”这一类乏力的口号作遁词，宁可退守孔孟老庄，也高扬不起唯物史观大旗去回应如此严肃的正统性挑战，同样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直面理 论挑战的自信力。 目前，摆在习近平面前最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千头万绪，最终都落脚到一个“吏治”上，即那已威胁到共产党政权生死存亡的体制性干部腐败问题。这个问题，从 一般意义上讲，它是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国家政权的问题；从特殊意义上讲，则是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胜利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如何对待 国家政权的问题。 当年，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曾不无远见地说过“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恩格斯：《法兰 西内战》导言）。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被这个“祸害”给害得几乎要改变颜色了，已经走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悬崖边上了！ 左派将导致这一危局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上，似乎只要回到毛路线，这一切就本不会发生。他们压根儿就想不到，正是毛当年满怀理想豪情、兴 无灭资、拔苗助长地跑步奔向社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前现代文明的吏治（干部）制度，已经为今天的吏治腐败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是的，与无产阶级平等观是“事实平等”相比，资产阶级所强调的“权利平等”有其虚伪性，因为这种权利平等往往会导致、往往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然而，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因此，人类要从特权文明过渡到事实平等文明，其 间由此及彼的桥梁，就是、也只能是权利平等文明，舍此别无它途。另辟蹊径不行，拔苗助长也不行。这才是唯物史观，这才是历史必然性，这才是科学社会主义和 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这才是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必然性。 当年，在一个人畜动力型自然经济，还如汪洋大海般地存在着的生产力基础上，毛泽东“兴无灭资”的结果，即试图用已经到手的国家政权和先锋队的觉悟，去跨越 或绕过资本主义的权利平等文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文明的结果，其不仅没有接近理想中的“事实平等”，反而滋生了各级干部的隐性特权，反而让宗法专制特权文 明，借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虚伪性”，而不知不觉地复活了、发展了和固化了。如今中共体制那病入膏肓的制度性腐败，不过是当初毛时代政治体制中那种或明 或暗的干部特权，遇上市场经济环境而恶性膨胀的一个苦果而已。因此，不从干部制度、吏治机制上找特权泛滥的原因，不在国家的政权建设上，借鉴资本主义文明 的宪政机制，摸索出一套由共产党主导的、旨在建立有着某种权力制衡机制的制度创新，仅靠内部整风、内部肃贪，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就只可能是一场扬汤止沸的 笑谈而已。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将“科学”冠之于“社会主义”之上，用以区别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因为这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之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只可能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已承载不了的巨大生产力及其财富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任何良好道德或善意愿望的基础上。“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 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 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 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像中国这样一个在人均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上，硬要靠“主观能动性”、“先锋队的觉悟”或“斗私批修”去搞社会主义，其效果只可能是画虎不成反 类犬：一方面大大地压抑了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其超低的劳动生产率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 长，也实际上大大推迟了真正事实平等社会文明的到来；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远未达到社会可以消灭分工、从而消灭阶级的程度，因此，此时此刻的国 家政权，以及为保证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而依附于其中的庞大的管理者阶层，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干部队伍，也就必须还得以存在。鉴于中共的各级干 部实际管理着社会并不充分、甚至往往还匮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故其便自然而然地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分配先机。尽管这种管理者的“事实先 机”有的已通过中共的干部等级制，进行了貌似合法的级差分配，这包括其级差名义工资和级差内部“特供”：从不同级差的小灶、特价商店、交通工具，子弟学 校，到阅看灰（白、黄、蓝）皮书、进口录像带和电影，……等等。尽管当时这一类合法性级差干部待遇，还有着中共党内的某种道德约束和纪律约束，被限制在极 狭小的范围内，但是，由于中共的政权建设，一直以来，均以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制度”的那一套制度性权力制衡和开放性舆论制衡机制为荣，故中共吏治 中的这种对社会财富管理的“事实先机”，便随着执掌政权的时间推移，而渐渐地由干部级差待遇，演变为干部特殊化，再进一步演变为某种或隐或显的干部特权 了。而且事实上，这种因管理者地位而带来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实际上还具有家族的和血缘的潜合法继承性。如此一来，特权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便往往模糊了 起来。这就是从毛时代继承下来的这种中共干部体制，一旦碰上了邓时代的市场经济，便是想要它不腐败都不行之局面的制度性根源。 记得毛泽东晚年，这位“打天下、坐天下”的旷世英雄，这位总想通过自己手中的权柄，给广大工农大众造就一个大同世界的平民领袖，还在为当时据说的那点“资 产阶级法权”，与从苏版马列教科书中搬来的那种无产阶级事实平等理想的冲突，而忧心忡忡。这甚至是他老人家不满于、不服于刘（少奇）、周（恩来）、陈 （云）、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后的大力纠“左”，以及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心结之一。请看被左派视为毛遗嘱的这段话：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 换”，“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转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让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还不可能消除分工，还不可能消除管理者，不可能消 亡阶级，从而不可能消亡国家的时候，大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平等文明，就不仅丝毫接近不了作为共产党理想的“事实平等”文明，反而会在客观上导 致了特权文明的大复辟。当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还顶着一个“农民工”之歧视性头衔的时候；当让全国都市旧貌换新颜的整整一个建设者群体，还因一纸农村 户口而遭遇着各种各样歧视的时候；当“拼爹”、“拼爷”已成为中国官场、商场、乃至各行各业之潜规则的时候；当花样百出的“特供”与躲不胜躲的毒食品竞相 比肩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在今天的中国，什么叫“特权文明”，以及当今中国首当其冲需要的，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了。 诚然，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什么天赋人权、神赋人权，认为任何人权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但与此同时又坚持承认：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革命时代喊出的“人人生而平 等”的口号，则代表着该时代，受到封建专制特权阶级压迫之所有被压迫阶级的共同利益，并曾经激励过整整好几代平民阶级的革命激情。资产阶级的这种“平 等”，尽管还仅仅停留在权利上、法律上，这种“平等”，尽管对处于不同经济地位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还不可能导致事实上的平等，但即使如此，它与人类存在 了数千年的特权文明相较，却是历史文明的一个巨大飞跃。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即使是资产阶级法权那种“虚伪”的平等，也比封建宗法专制特权阶级那种公 然的基于血统的贵族特权等级制，不知要进步和先进多少倍。 当年的巴黎公社，即使是在短兵相接的战争非常时期，巴黎人也还是自发地实行着多元（布朗基派、普鲁东派、自由共和派、……）共存、民选官员这样的政治文 明。这是因为，这种权利平等的资产阶级文明，已经成了巴黎人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早已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成了他们的思维和文化惯性，也成为巴黎工人阶级可 以从资产阶级——当时正与之血战的阶级敌人——文明中，可立即拿来就用的现现成成的文明遗产，尽管这个遗产的硬件即现存的国家机器应当被立即打碎。与此同 时，巴黎工人阶级，也正是在继承资产阶级权利平等文明的基础上，还将其对“平等”的追求和向往，向着“事实平等”这个更高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文明理想—— 普通工人工资制——大大地推进和提升了一步。 而当年中国共产党拿下政权时，构成中国人如同空气、阳光一般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和文化惯性是什么呢？这只要从毛泽东带领他的战友们去北京“赶考”时的参照 系——李自成、洪秀全——即可窥见一斑了。如此也就难怪，诸如“打天下、坐天下”、“青天大老爷”、“父母官”、“任命制”、……这些文明积淀，在国人心 目中可说是天经地义了。再加上从苏联老大哥送来的斯大林模式参照系，以及冷战中不得不选边站的国际大气候，如此便使得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将那个曾经引导 自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自家法宝新民主主义束之高阁，就都很难很难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毛泽东与刘少奇那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分歧与争论，应该说，对于争论的双方，其分歧点也仅仅是在激进或缓进的策略上。他们那 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抛弃资本主义的权利平等文明，不仅不会将国家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反而会导致低于资本主义文明整整一个时代的封建宗法专制特权 文明的大复辟，反而会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不过这也不奇怪，实践的广狭深浅，制约着理论的广狭深浅：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 “十月革命”至今，全世界均仍处于试错与探索之中。 （五）靠什么把权力关进笼子 当年，让中共终于夺得天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所向披靡，绝不是否定当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反而是明确肯定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结果。是战争残 酷的即刻生死存亡，逼迫着中国共产党，逼迫着这个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得不最终选择了实事求是的生存之道、革命之 道和制胜之道的结果。这就是：与其让你国民党搞民主革命，不如让我共产党来搞民主革命；与其听任形“左”实右路线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不如旗帜鲜明 地与国民党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 那时在中共党内，主张“100%的布尔什维克化”之意识形态纯洁性，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直奔主题干社会主义的，是大有人在，并数度把持了中共中央的领导 权。然而，干这种“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不仅没有保住无产阶级的利益，反而让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正是全党全军的生存危机，正 是面临全军覆没这种灭顶之灾的战略大失败，才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痛定思痛，毅然放弃了“左倾”盲动路线，放弃了第三国际洋顾问的瞎指挥，而去找回了已坐 了几年冷板凳、被戴上“富农路线”、“消极右倾”、“游击习气”几顶大帽子的毛泽东。 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尖锐问题，首当其冲，与其说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价值符号问题，不如说是究竟怎样才能保住共产党政权的问题。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面对吏治腐败的攻城略地，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吃过前三十年左倾路线的苦头，也开始尝够后三十年右倾路线的苦头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腐败当然 更不是社会主义。大面积的、病入膏肓的干部腐败之严酷现实，已经并正在动摇党本国本。从一定意义上，几乎可以说这是当年的“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 100%”在新时期的重演。所以，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党内谁能从制度上拿出治国安邦良策，谁就将代表今天新时期的正确路线；谁能从根本上保证共产党政权的 长治久安，谁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 现在总有人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似乎不搞权力相互制衡也可以反腐，也可以把权力关进笼子。要说用“整党”反腐，有谁搞得过毛泽东？毛当时可是真心地反。建国 之初，他就提出要砍干部子弟校；“困难时期”，连李敏、李纳也只准吃学校食堂；晚年更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叫姚文元、张春桥写文章。毛的后半生，是一 心一意地在反资本主义，一心一意要搞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他搞了无数次运动，无数次整风，也整了不少人。到了晚年，他终于承认“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 就是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1967年2月3日）于是，他下决 心搞了那场暴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把当年毛时代的“黑暗面”与今天邓时代的“黑暗面”，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诸如：当年的“脱离群众”与今天的“你们屁民”； 当年的“多吃多占”与今天的“公款嫖娼”+“公款赌博”；当年的“走后门”与今天的“拼爹、拼爷”； ……等等、等等，就别说什么“小巫见大巫”了，你甚至还会惊呼：毛时代的那所谓“黑暗”，那导致刮了一场文革暴风骤雨的“我们的黑暗面”，若放到今天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它们还能算得上是“黑暗”吗？！ 如果说，连毛泽东那样的强势、连文革那样的风暴，都把权力关不进笼子，如果说，从邓时期提倡的高薪养廉，到江时期的“三讲”，再到胡时期的“保先”，都一 个个最终化为了泡影，那么离开了用权力制衡权力，离开了权力间的相互制衡，你还真就有任何其他灵丹妙药，能将权力关进笼子吗？ 既然中国共产党今天终于不仅从名义上、而且从实际上废除了国家最高权力的终身制，既然中国共产党终于体认到废除国家最高权力终身制，将大大有助于国家的长 治久安，那么，中共只要朝着这个从制衡权力中去探寻长治久安良策的大方向，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就自然而然地是在顺乎历史大势，顺乎历史潮流吗？ 当然，这里确有一个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既得利益问题，但同时也有一个意识形态禁忌或意识形态障碍的问题。但不管是哪个问题，严峻的吏治现实，都迫使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尽早做出自己的抉择了。 我们知道，当代权力制衡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宪政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政的实质，不过是以特定的政体形式来巩固资产阶 级革命的成果而已，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凝结为特定的国家政权形式而已。宪政，既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追求、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防止封建 专制特权侵蚀和复辟之最有力之制度保证。除此之外，在封建专制复辟的危险已基本消除后的整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宪政更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摆平内部 各派纷争，以防止统治阶级内部的无序恶性权争，而导致政权崩解的一种自调整、自更新、自修复的治理系统。 因此今天，对于当下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么当仁不让，毅然决然地挑起中国宪政建设的领导权，并将这个领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将人民群众 和各阶层进步势力，吸引在自己周围；要么则是拒绝宪政，从而也就不期然地将中国宪政建设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自由主义右派，让自由主义右派来充当中国宪政的 领袖，而中国自由主义右派背后，则站着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二者必居其一。 这就正像当年，同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由大资产阶级去领导，或由无产阶级去领导，其过程和结果均会大不相同一样，今天，中国的宪政改革，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 领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右派来领导，其过程和结局也将是迥然不同的。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今天在中国宣称“五不搞”，就正像当年宣称“为中共100%布 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一样，乍看上去，意识形态正统得很，政治也正确得很。但实际上，形“左”而实右，因为它的实际结果只能导致：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 弃共产党的领导权。 （六）理论瓶颈 质言之，这里说的领导权，就是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一个处于前资本主义文明国度的共产党，在胜利地领导 了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成功地夺得政权之后，还有一个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乃至领导“资产阶级共和国”建设的问题。 列宁曾提到过无产阶级将建设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而这里提到的则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甚至还要去建设一个包含 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说的是后资本主义时代，即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时代；而后者说的则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即封建的或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毫无疑问，这里已来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理论的前沿，来到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沿。它所面临的，仍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个既老又新的课题、 那个困扰了好几代东方共产党人的课题：即处于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的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该如何对待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问 题。 我们知道，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欧洲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时曾说过：“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但却并没有明确提出过无产阶级革命党，应当在这种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去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我们还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列宁针对东方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而提出来的。而毛泽东则将这一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为在一个更加落 后的封建/殖民地、或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度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历史证明，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毛泽东的理论无疑是成功的，他们都交出了漂亮的答 卷。 现在回过头去看，尽管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在夺得政权以后均曾有过相当的谨慎，都曾有过发展一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 主义的设想。但也无庸否认，他们的这些资本主义政策，均无一不是用来衔接历史向社会主义制度迈进的一种临时性的短暂的过渡措施而已。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论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多半还属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如果说，列宁于1907年提出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其着眼点均还在于夺取政权上的话，那么，当1917年11月和1949年 10月，分别摆在俄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就具有全新的意义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必然性，会因为共产党人胜利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 掌握政权，便可以跨越、绕过、或省略吗？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国际共运史，均在在地证明：靠着武装革命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无论其时挟革命雄风多么强势，但它对于那在本国还处于 萌芽、成长、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是绝不可能直接凭靠一纸法令，直接凭靠国家强制力便能予以废除的。同样，一个崭新的、高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也是绝不会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在资本主义文明胎胞里孕育成熟之前而问世的。若硬要用国家政权去挑战历史必然性，那是不可能 不碰的头破血流、不可能不受到必然性的惩罚的。 对于这个问题，当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争论过，第二国际内各国社会党人之间争论过，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内也争论过。自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与实践， 它所走过的弯弯曲曲的探索道路，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路线斗争，归根结底，均无不受到这个争论的影响，并历经数代，绵延至今。事实上，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乃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失败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甚至还有斯大林模式和波尔布特模式的失败，以及今天邓小平模式的踯躅不 前，……等等、等等，均无不与这个争论有关。 是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可以而且必须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在共产党内已经没有争论了。并且，在共产党夺权后，还有着一个短暂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过 渡衔接时期，对此也已经没有争论了。而真正的争议之点则在于：是否承认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将领导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新 型的）资本主义，甚至领导建设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才是迄今为止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本本”中，均从未有过的。 然而，在列宁之前，有过“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吗？在毛泽东之前，有过“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吗？更何况，如果说，世界各国 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落后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还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场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基于这同一个历史 发展的不平衡性，难道就不可以让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后，去继续领导这同一个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并完成防止封建宗法专制特权复辟 的历史使命吗？换言之，那同一个国度内的历史发展之不平衡性，难道就因为共产党人打赢了内战、夺得了政权，便突然不翼而飞了吗？既然由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 级革命，是一种区别于旧式民主革命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由共产党所领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由共产党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否也可以是、应该 是、或必然是一种区别于旧式资本主义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旧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式资产阶级共和国呢？ 中国共产党当年打天下时，毛泽东曾反复教育全党，中国革命不能跨越阶段，共产党现在进行的革命，还只可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顺 乎了历史潮流，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夺得了全国政权。同样一个道理，毛泽东难道不也正因为在手握国家政权之后，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 必然性上陷入了某种盲目性，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陷入了某种空想，即企图超越、绕过、或省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才致使建国后的前三十 年走过一段很大的弯路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经过前三十年的折腾，让邓小平看到了市场经济之不能跨越、不能绕过和不能省略；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 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看到了落后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290页），等 等。诚然，邓小平的认识还未走到这一步，即提出“共产党不仅可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还可以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故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理论，就 还只能在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类意识形态禁忌圈中踯躅徘徊。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自然而然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终于突破重重障碍而承认了市场经济为今日中国之必需的中国共产党，也 会突破重重障碍而承认民主宪政为今日中国之必需吗？已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经济之市场转型的中国共产党，还会成功地领导中国政治的民主宪政转型吗？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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