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简单的说，民主与独裁，是对立的统一，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并且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从概念上说，无所谓好坏。因此，“一党独裁”这种称谓是中性的，其好坏取决于现实社会中这个政党的实质和是谁，从什么立场去评价。” 老汉网友回复，“你引用的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话，正好回答了你的问题，民主和独裁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东西，是有好坏之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给人民民主，给敌人专制，民主和专制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方面，不能说他们是中性的，他们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不是“从概念上说，无所谓好坏”的，也不能互相转换的，转换了其性质就不同了。 毛主席的意思独裁和民主比，独裁是不好的，民主是好的，但民主不给反动派、敌对阶级，只给人民，对反动派而言只能独裁和专政，可见民主和独裁是不同性质的。” 既然老汉网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给人民民主，给敌人专制”，那么民主和专制显然同时存在于新中国的制度中，是人民民主专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是不是对立的统一，是同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呢？ 从字面上说，人民民主专政，或者如毛泽东所说，人民民主独裁，如果去掉了“专政”，或者“独裁”，那么还能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吗？显然，人民，民主，专政（独裁）缺一不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吗？ 至于老汉网友说的“毛主席的意思独裁和民主比，独裁是不好的，民主是好的”，应该是误解，否则毛主席怎么会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在这里，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剥夺反动派发言权的“独裁”好的很，而且是必须的，不是吗？ 就“独裁”和“民主”这两个词来讲，它们只是抽象的概念，当然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只是白马非马，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体的“独裁”和“民主”，如老汉网友所说，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独裁”和“民主”的好与坏，完全取决于其实质上是为什么人服务和从什么立场去评价。对反动派的独裁，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好的，对反动派的民主，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坏的，反之亦然。 关于独裁和民主的讨论，之所以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就是因为现在普世派们为了他们的目的把“独裁”妖魔化了，与此同时，把“民主”神话了。而他们的手段，则是形而上学的绝对化，为了诋毁毛泽东，诋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刻意避开独裁和民主的实质，只是在字面上做文章。同时，因为美国有所谓的两党竞选制度，就把一党制妖魔化成独裁，把美国的竟选当作为民主的唯一形式，欺骗大家。几十年下来，在思想理论方面，造成了非常大的混乱，误导了许多善良的人们。 这种回避问题实质，不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为了卑鄙的目的混淆是非的手段和伎俩司空见惯。举个例子，胖兄所说的“老汉和马列托主义者笔下的“法西斯主义”说来说去，也还是停留在口语化的“法西斯”层面上。只要一天不拿“法西斯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两个概念作出清晰准确的对比分析，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就说不清。这两个问题不能放在一起说清楚，法西斯主义就只能口语化的使用。现实是右派把这两概念放在一起骂。可左派，迄今还真的没人敢触碰这个话题。在陈独秀、李大钊、李立三、王明、毛泽东、陈伯达、康生、李达等等这些理论大家的言论中没有，斯大林也没有。请问马列托主义者，托络斯基有吗？我没读过托络斯基的书，我是不知道。都对“无产阶级专政”有过深入详细的分析和解读。都对“法西斯主义”口语化，当作贬义词来使用。我看诸位还是停止这不敢深入来谈，一谈就陷入困境的话题。否则，非得谈的打起来。兄弟我的办法是按前辈们的法子走，谈“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不提“法西斯主义”。反之，亦然。” 胖兄之所以要绕着走，估计是因为纳粹德国标榜的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纳粹党，全名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又译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是德语Nationalsozialist（国家社会主义者）一词的德文简写Nazi的汉语音译。 如果只从字面上看，纳粹也是要实行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就和新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领导一起等等在字面上联系起来。只是从实质上分析，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资本不参与分配），纳粹德国却是私有制，资本参与分配，性质截然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纳粹德国不过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行资本主义之实（想到特色社会主义了吗？）。 具体一点的例子，比如，纳粹的种族的优劣论，人种净化，屠杀犹太人等等，与新中国的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等民族政策之间的区别，一目了然。 当然，希特勒也关注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健康，确实改善了当时许多德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例如，纳粹党利用垄断资本资助的部分资金，向人们提供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例如，为失业者、复员军人和无家可归者建立“食物施舍所”，“提供住房，发放衣服和食品”。这种行动给小资产者和失业者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行动中确实代表他们的利益，使他们认为应同纳粹党一起为了一种共同的事业同舟共济。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情况，不由得想起胖兄力顶的平西王了。 因此，如果单从字面上去纠缠，玩弄文字游戏，混淆抽象和具体的概念，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再加上几十年的误导，妖魔化所谓的“独裁”，就非常容易得出独裁不好，一党制不好，民主好，多党制好的结论。想想当年毛泽东自豪的宣称“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理直气壮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独裁）的时候，新中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而美国却是最不民主，最独裁的典范。而现在，当体制一再宣称要实行西方所谓的民主，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原则的时候，却被定义为当仁不让的独裁国家，备受谴责。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独裁，专制，权威，和民主，自由，权利等等，从概念上说，都是相辅相成的，无所谓好坏。如果要评价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例子，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下面是恩格斯的论权威，这么长时间过去，结合我们周围的实际，看看是不是似曾相识。 论权威 * 恩格斯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得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纺纱厂作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现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的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 [1] 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与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止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两者必居其一。或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写于1872年10月—1873年3月 *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屡次请求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而写的。比尼亚米向恩格斯提出这个请求最早是在1872年7月。1872年11月3日，比尼亚米通知说，他已收到了恩格斯的文章，但由于比尼亚米被捕，文章丢失了。1873年3月恩格斯寄给比尼亚米的《论权威》一文，比尼亚米在1873年12月予以发表。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1872年期间同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影响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为《人民报》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恩格斯这篇论文和马克思为那本文集而写的论文《政治冷淡主义》，是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 《人民报》（《La Plebe》）是一家意大利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1868年至1875年在洛迪出版；1875年至1883年在米兰出版；七十年代初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的报纸，1872年至1873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支持总委员会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刊登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 [1] 恩格斯套用了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第三歌第三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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