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薄案

  是啊，中国的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只要你为他们做点好事，他们就会记住你一辈子，就会感谢你一辈子。当然，薄熙来所做的好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社会改良，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群众目前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但他所做的一些社会改良和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对缓解底层群众的贫困状况，还是带来一定的好处，所以，他也从老百姓那里得到感激心情的回报。

四、薄熙来是“左派领袖”和“民族英雄”吗？

     近来，有的左派网站发表评论认为，薄熙来是“左派一个重要的政治能量”， 是“全国左派的政治代表”，是“当代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家”，“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政治领袖”，他“鲜明的举出了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大旗。”“他的路线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不法资本家，买办官僚，黑社会的仇恨，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还有的网站刊文将薄熙来奉为“高举共同富裕大旗的民族英雄”。

     那么，薄熙来到底是不是“左派领袖”和“民族英雄”呢？应该怎样评价薄熙来这个有争议的人物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笔者认为，对于薄熙来的评价，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全面地、客观地、历史地分析，既不能隔断历史就事论事，也不能瞎子摸象以偏概全。

     第一，薄熙来的确与改革开放以来其它走资派有所不同，在他身上有亲民的思想，也的确推出了一些有利于民生、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这对重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日益贫困化、日益窘迫的生活状况确实带来了某些有限的改善；唱红打黑也受到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重庆广大群众的欢迎，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这些做法还是属于社会改良的范畴；其思想基础还是改良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从目前的情况看，薄熙来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具备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条件和资格，也够不上什么民族英雄，至多也就是统治集团中比较开明和进步的左翼人士。因此，对他不能言过其实，不能评价过高。

     第二，所谓“薄熙来的路线”的提法也不妥，此说缺乏阶级分析和路线分析。

     在我们党的路线斗争中，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只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左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再没有第三条路线。显然，从薄熙来的思想基础、革命经历和政治地位上看，并不具备也未形成他自己独立的一条路线。至于薄熙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从属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从属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那要由事实说话，不能凭想当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薄熙来的“升迁”史和其所作所为，本质上还是从属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而不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然，他也不会走到政治局委员的高位。

     第三，他在大连市、辽宁省、商业部和重庆市工作期间，对于全国性的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是执行了还是抵制了？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看到他抵制和反对的资料，而事实是，在他“为官一任”的这些地方，同全国一样，已经是私有经济为主体了。例如，他身为一把手的重庆市，在他被罢官前，通过改革开放占主体地位的是私有制而非公有制，是按资分配而非按劳分配，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当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更何况重庆的私有化在他之前的几任一把手就已经完成了。也有报道反映，薄熙来到重庆后，加大了引进外资的力度，在这方面，重庆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第四，由于修正主义集团大搞私有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倒行逆施，而引起阶级矛盾激化、党群关系紧张、人民群众仇官仇富仇外情绪不断积聚和蔓延，薄熙来或许看到了这种人心向背和亡党亡国的危险，所以他试图挽救这个危局，在他从政的地方做了些缓解矛盾的具体工作，但他并未触动私有制的根基，也未停止进一步私有化的改革开放，依靠这种局部的小打小闹的改良，怎么可能挽救得了这么严重的危局呢？然而，即使如此，薄熙来的改良举措，也被这个利令智昏的政权核心，视为“文革余毒”而被阻止和否定。

     第五，按照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对照，薄熙来并非是合格的更不是优秀的。一是在家庭、婚姻问题上，他缺少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二是他的家庭应该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妻子办私营性质的律师事务所，没少赚钱，据庭审公布，仅现金，谷开来就有4000多万人民币、300多万美元、50多万欧元、20多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加起来近7000万之巨；三是党和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作为担任党中央领导成员5年之久的薄熙来也应负有一份责任的。

     第六，有人也可能会说，薄熙来现在不是革命领袖，也许以后他会成为革命领袖呢。这话没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看问题，人是可以变化的。毛主席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或者民族英雄，都不是自封的，而是在群众的斗争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产生的，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时势造英雄”。现今薄熙来身陷囹圄，如果薄熙来通过这次打击和教训，能够幡然醒悟，彻底脱离修正主义路线，勇敢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向无产阶级投降”（朱德语）参加到反修反帝重建社会主义的大革命洪流中来，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不排除他今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或民族英雄的可能，但这要看他自己的努力和历史条件了。

五、“重庆模式”与社会主义道路

     在薄案没有发生之前，某些“左派”人士就高度赞扬所谓的“重庆模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样板”，是“中国和世界革命的方向”等，显然，这样的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

     何谓社会主义？列宁曾经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没有这两条主要特征，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更谈不上所谓的“复兴”。按这个标准来衡量，“重庆模式”显然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复兴”的根据。我国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全局的社会制度变了，重庆作为省级直辖市的局部，也不可能不变。事实上“重庆模式”尽管喊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但其所依托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依然和全国一样，还是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为主体，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重庆模式”的众多举措，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

     “重庆模式”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唱红打黑，它体现了意识形态和专政两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两个方面是否就是决定重庆社会主义性质的主要体现呢？也不是。美国《博讯网》在《怎样看“重庆模式”》的评论中，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评论说：“仔细分析其施政实践，尤其是具有高度争议的‘唱红打黑’等内容，就会发现，所谓‘重庆模式’，其实仍是邓小平一手开创的‘中国模式’，依旧坚持所谓的两手抓、两手硬。在一手发展经济、一手维持稳定上面，重庆与全国任何地方并无本质区别，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恶劣之举。重庆模式最多也就是维稳体制的一个另类版本，而并未超出其范围。”

     笔者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重庆模式”的分析、认识和评价，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不否定其积极因素和进步作用，又不夸大其实、无限拔高。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它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在统治阶级仍然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为争取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坚决反对直接间接地把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局限于改良范围内的改良主义者。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因为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2页）根据列宁的教导，对于“重庆模式”的某些改良，不应否定，而应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但是，把“重庆模式”标榜为“复兴社会主义的样板”、“中国和世界革命的方向”，就是列宁所批判的对“工人欺骗”的改良主义，而改良主义的本质就是消解革命、反对革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重庆模式”的问题上，不应盲目跟风，而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前不久，一位号称“毛派”的年轻学者在《关于济南公审薄熙来的几点看法》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重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之路，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缩小两极分化、避免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唯一出路。”“十八大将走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誓言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力倡俭朴作风，努力反腐，警惕西化分化倾向，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桩桩件件都与重庆模式息息相通。”笔者认为，这位可爱的年轻学者的这个可笑的论述，是立足于改良主义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的，因此，他把“重庆模式”定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定格在十八大的路线上，这个评价本身，就否定了“重庆模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因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别称。不过，笔者不同意这位学者所谓“唯一出路”的说法。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改良主义和“特色道路”都救不了中国，只有马列毛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六、反腐——老虎与苍蝇

     新的最高领导人提出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媒体就把薄熙来视为“大老虎”，如果从数量上看，显然这是高看了薄熙来。从检方指证薄熙来的贪污受贿2000多万的数额看，他与被美国《纽约时报》揭露的前总理家族积聚的27亿美元（合170亿人民币）的财富相比那就差远了，只是这位前总理90岁老母受贿（1.2亿美元）的零头还不够。此外，早有媒体反映，当今中国的几十个高官“大家族”的财产，哪个不是几亿几十亿？当年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的财富与这些家族比起来，大概会相形见绌了。若说大老虎，这些人才是大老虎呢！与他们相比，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应该属于苍蝇了。

     反腐搞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越反越腐？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反到根子上，而这个根子就私有制。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在反腐，哪个不是越反越腐？因为它们搞的都是私有制。人类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才使延续几千年的政权腐败问题得到根本遏制。那么，本来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私有制又是谁搞起来的？又是怎样搞起来的？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答案就是，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和总代表的修正主义的篡权上台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这些修正主义者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用列宁的说法，他们是“工人贵族”，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是“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破坏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用毛主席的话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他们是当今中国包括腐败和私有制的罪魁祸首。

     毛主席为什么说，修正主义上台，是“最坏的资本主义”？笔者分析，毛主席说这个话时大概会考虑到，修正主义搞的资本主义与老牌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是，老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修正主义复辟的资本主义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就更具欺骗性、贪婪性、残酷性和反动性。

     回顾30多年前的毛泽东时代，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最自由、最公正、最廉洁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时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没有剥削和压迫，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仆。陈永贵、吴桂贤等一批工农出身的国家领导人还拿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工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与全国人民一样同甘共苦，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抽烟、喝茶都要付费，那时的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工人的工资只是几十元与几百元的差别，全国的老百姓都能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那时全国没有一个百万富翁。而如今，在短短的30多年改革开放，就冒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一个庞大的贵族群体，产生了众多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邓小平说：“搞一段资本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的财富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他们自己固有的吗？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他们祖传的吗？是股票赚来的吗？是外国人给予的吗？不是，都不是，他们的财富是从前30年全国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巨大的财富中掠夺和占有的。所谓“做蛋糕”，是劳动人民做的，所谓“分蛋糕”，却没有劳动人民的份儿，即使分到一点，也是只能维持生命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台湾那位有良心的学者李敖先生说得好：“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都带有典型的掠夺式的强盗行径，最后移民国外变作外国公民。这跟八国联军掠夺中国洗劫中国的财富时如出一辙。他们侵吞的国有资产是什么，是中国集体农民在解放后所创造的财富。是从1949以来人民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中国的富人跟八国联军一个吊样的富豪们。”（2013.9.22《华岳论坛》）

      大量事实告诉人们，只是打老虎和打苍蝇，而不清算修正主义，不消灭私有制，就如同割韭菜不刨根一样，割去一茬，还会再长出一茬。

七、反腐——狼与狗

     笔者的家乡有这样一句俗语：狼吃了不见，狗吃了撵出屎来。那是比喻，家里的食物被狼叼走了，主人怕狼，没有办法去追讨，而若被家狗偷吃了，那要满院子追打的。

     这个比喻如果用在时下的反腐与私有化改革的关系上倒是很恰当。新中国建国后前30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十分巨大的，究竟价值几何，没见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从官方公布的改革开放后公有制所占的比例已经减少到28%就可以推断出，其中的72%已经被外国资本的狼和国内“先富起来”的狼们给吃掉或占有了，这与家里养的狗吃掉（官员贪腐）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比拟的。然而那些狼们的掠夺和占有是被“当家人”允许的，是打着“合理合法”旗号的；而家狗们的多吃多占（贪污受贿）是被从西方引进的“文明制度”的法律法规所禁止的，所以要被打击和镇压——尽管被打击和镇压的是少数。这种对狼和狗实行双重标准和不同政策，就造成了同样是掠夺“家里”财物，后果就截然不一样了——狼成了“座上客”，狗成了“阶下囚”。

     比如，铁道部撤销后的私有化改革，要被狼们吃掉多少呢？有资料显示，2008年前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共7.9万公里，其中复线里程达22640.3公里，复线率34.8%，电气化里程达16867.6公里，电气化率32.6％。全国拥有各种机车14955台，铁路客车37214辆，货车449921辆，承担着全国54.6%的货物运输量和36.3%的旅客运输量。全国国家铁路建有车站5500多个。还有铁路所无偿征用的数额不小的专用土地。此外，近几年新建了高速铁路和高速列车，仅投资就达上万亿。这是有形资产，如果算上无形资产，这笔资产该是多么庞大啊。有专家估计，全国铁路系统的总价值少说也有几十万亿，而铁道部改制时公布是“财务报告”，铁道部总资产才4.3万亿，总负债为2.6万亿，其中固定资产为2.8万亿。从2008年到2012年共计投入26331亿元，其中2011年为4698亿，2012年5160亿，这意味着2008年前铁路所有资产价值仅仅只有16713亿元。根据国务院批复，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注册资金为10360亿元人民币。这就是说，卖给铁道总公司等于才1万多忆。那多出来的几十万亿的价值，就成为外国资本的狼和国内“先富起来”资本的狼们的“红利”了，而这种掠夺和占有不仅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和制裁，而且还受到鼓励和保护。

     还比如，作为国有企业的平安保险公司，其董事长马明哲的一年的年薪就达7000万元，是给薄熙来定“贪污受贿罪”的2000万元的3倍多，马明哲就属于“狼吃了不见”的范围，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坐享其成，还能享有“有贡献的企业家”的殊荣，而薄熙来们就被列为“家狗”一类，就要受到镇压，就要享受坐牢的待遇。这或许就是前总理所标榜的“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光辉”吧！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唐朝诗人李商隐诗中的名句，然而，当今一些改革精英们却造出了与此相反的理论，即“腐败无害论”，他们认为，腐败是人的“普遍本性”，腐败有助于刺激消费、增进感情，有利于经济增长。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者茅于轼就持这种论调。他是不赞同反腐的。他还算了一笔账。他说：“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他还污蔑说：“过去我们把富人打倒了，全世界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可是把富人打倒了，一小部分穷人变成了富人，世界上还是分穷人和富人，然后历史重新再来一遍。”茅于轼是从反面论证“一部分人先富”和“腐败无害论”的。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明是非。在一定意义上讲，最大的腐败是私有制，最大的危害和危险也是私有制，只反腐不反私有制，如同只打狗不打狼，是假打而非真打。

八、关注反腐背后的彻底私有化

     就在庭审薄熙来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于十一月召开；研究部署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等工作。政治局会议还听取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备工作汇报。

     值得关注的是，全会突出全面深化改革，认为“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有学者认为，这将预示，三中全会在深入改革上将有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在紧锣密鼓地推出一系列加快私有化步伐的改革措施和举措，并且提出，用扩大开放来倒逼改革。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国务院所有这些举措的脚本就是世界银行给中国当局设计的彻底私有化的“6000天计划”。

     显而易见，当局是把反腐败的落脚点放在对仅有的国有大型企业私有化的“攻坚克难”上。由此，人们不能不怀疑，反腐是为进一步私有化寻找借口，所以才有选择性的寻找“打击”目标。

     有网友在《华岳论坛》上写道：抓了一个刘志军，紧接着铁道部就改制，进行私有化，在瓜分完铁路后，现在又抓中石油的腐败案件，接下来进行的就是石油系统的改制。石化卖完了，就该轮到军工企业、电信、银行和土地私有化了。

     美国《彭博社》在一篇评论中分析：“眼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为中国经济描画新的蓝图，xxx与xxx似乎是在拿强大的国企及其支持者动刀，而这些正是掣肘政府改革的阻力，因为国企的垄断、土地和低息贷款已经对支撑经济增速的市场化改革造成了阻力。”（2013.9.2美国《多维新闻》：《西方关注中共反腐指向xxx》）。《多维新闻》还在9月22日的另一篇《……痛击改革对手》的评论中认为，薄案的完结意味着中国当局发出了有效的警告，即“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不会容忍异议。”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5日的一篇评论也指出：准备在11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这些措施可能带来阵痛。据消息人士透露，改革方案包括，开放银行准入制度，进行利率改革；对国家掌控的关键行业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例如能源，电信等行业。”

有国外媒体分析：中国当局一边抓反腐大案，一边在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简政放权、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销毁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大量文件和法律法规，这一抓一放，目的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清障。

     几十年来，一些善良的人们对修正主义“打左灯向右转”的那一套充满幻想，以致到盲信和麻木的程度。一次次地幻想，一次次地被骗。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是对这种现象最为深刻的讽刺和写照。好好的一个人，好好的一个社会，没有病的可以给你忽悠出病来，肢体健全的人可以给你忽悠成瘸子，瘸子可以忽悠成坐轮椅，坐轮椅的可以忽悠成卧床不起，最后则一命呜呼。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该到觉醒的时候了！

九、薄案背后的美帝黑手

     薄案，既是国内的一个政治事件，也是国际上一个政治事件，因为它牵涉到美、英、法、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更为紧密。从美国智囊基辛格2011年11月，也就是18大前，专程访问重庆和薄熙来，到王立军2012年2月叛逃美国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从18大后中美的新型“夫妻”关系，到美国媒体对中国当局审判薄熙来的大力配合与呼应，都说明，薄案背后有美帝的黑手在操纵，在兴风作浪、推波助澜。

     美国与西方国家为什么那么重视“重庆模式”和薄案的审判？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与中国当局保持如此莫名其妙的一致？说到底是与美国担心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走回头路”有关，美国最怕中国重新回到毛泽东的路线上，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就会使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计划前功尽弃、鸡飞蛋打，就会使美国多了一个对美国来说可怕的强大的对手，美国的霸主地位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