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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薄熙来主义：“先治官后建制”的好政府建设道路
宪政民主未能帮助“正常国家”躲过血腥大战，靠了战后缓慢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才压迫出了“好政府”；宪政民主也没有帮助俄罗斯躲过内战与倒退，靠了“普京+打黑”，才逐渐建立起了帮助其恢复自信的“好政府”。而眼下的中国，黑帮乱政，民主难行，百姓麻木，人们似乎已看不到政府何时才能“好”起来。胡温“以人为本”看似“好”实则无用，其要害是荒唐地要求坏政府去做“好”事，四万亿投资把资本过剩率从23%提高到43%，就是一个明示。
而“薄熙来主义”的出现，突然打破了这种僵局。
“五个重庆”、“廉租房”、“渝新欧大通道”之类，一些高官也许会想得出来，但都无法像重庆那样得到群众交口赞同，其原因只有一个：重庆已开始有了一个“好政府”，而其他地方没有。薄熙来比其他人高明的是，虽然他相信制度，但他更看出：在官员全面腐败的现实面前，要打破“改革悖论”，必须走一条“先治官后建制”的好政府建设道路。他做了三件看似简单实则奥妙无穷的事：
第一，脱黑。重庆从打黑入手，先消除坏政府中最坏的一批人，进而消除了黑规则，这使多数官员不敢再“黑”。
第二，入白。薄提出了一个简单直白的“三种事”：以“不做坏事”祛邪，即以脱黑为官员做事底线；以“多做好事”扶正，薄明白官员日夜身处黑恶，终会因恐惧而生厌，所以要他们把官往好里做；以“少做错事”为方向：不仅要减少决策错误，更是告诉那些曾腐败过者，即便有错也有希望，这就解脱了无官不腐中的多数。其实“不雅视频”雷振富，本来就是一位脱黑入白的典型，可惜被昏官孙正才弄去做了有害无益的政治秀。
第三，学好。有好办法甚至好制度，也未必就真做得好。过度的制度依赖，往往会选出庸官；而在制度创新中，人往往比制度更重要。薄靠自己的出色才干和人格魅力，带头干，把手教，迅速提高了重庆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变“将熊熊一窝”为“将雄雄一群”。薄唱红不倒退，打黑不伤资，坚持改革开放（随便怎么抹黑，薄主政是重庆外资大举进入的时期，政府负债在全国也是较轻的），合理调节利益关系，劳不受害，资不受损，公开透明。不仅左派叫好，连右派萧功秦、张鸣等都曾去捧场。兼之他善于结合共产党曾经建立过好政府的经验，搞诸如“三进三同”之类，老百姓满意度大大增强。为中共执政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官员由坏变不坏（脱黑）再变好（以薄为榜样学着把好事干好），薄熙来在条件一点也不优越的重庆，建立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个被群众真心叫好的政府；进而，基层民主选举有了选好官而难以搞贿选的基础，干部财产公示没有了“黑记录”；好政府的制度建立，也就可以顺势而为：重庆已在准备做这些事。到了2011年前后，从中央到各地，领导们多要去重庆，普遍感到重庆的路子各地都可以学，上海、广东甚至都要打黑。——如此使中国走出“血腥时代”的改革大手笔，堪称“薄熙来主义”！
就在一条新改革道路眼看就要遍及中国之时，“黑打”指向了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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