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挺薄斗争的暂时失败，证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残酷现实，反映了当前国内阶级力量的客观对比。至于项观奇同志所说的其中体现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则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是否是历史的必然性使然？在以往不甚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今的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真的没有一条复兴社会主义的正道可走吗？围绕这个问题，不同的人肯定会继续长期争论下去，实践也必然会最终给出答案。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度搞社会主义，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所以客观上具有极大的难度。在缺乏历史经验的情况下，为了实践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所采取的某些具体做法客观效果不好，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致于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和认同其实都是难以避免的。这也是当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一度在社会上受到广泛拥护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但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如果说，中国当初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确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那么断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同样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则是缺乏说服力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总结中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关键的问题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如何在贯彻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调整生产关系，使之相互适应。其二是如何防止国家机关的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倾向，实现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处理好这两个问题，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保持和换发其内在的生命力，反之就有可能半途而废。 在生产关系的调整方面，主要是要解决好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三大课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由对于这三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决定的。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在经济落后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些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只能以主体和主导的形式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因素将会长期共存于社会生活之中，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这里存在一个量与质的界定问题。一定范围内的调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超出一定的界限，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状况看，生产关系的调整的确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定，这种调整只有突破社会主义原则的底线，才能充分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定，如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不足以支撑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事实上，中国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原则的被颠覆完全是篡夺了国家政权的修正主义集团出于本身的阶级利益，以发展生产力为借口作出的主观选择，而作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则被剥夺了发言权。 政治民主化问题实质上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那么这在政治上就必然要求建立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在以往的实践中，这一点是通过两张皮的形式来表现的。一是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由无产阶级政治代表共产党行使集中统一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但是实际上，执政的共产党才是最高权力机构，人民民主只具有理论上和形式上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倾向始终得不到遏制。在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逝世之后，国家政权被修正主义集团所窃取，缺乏实质性民主制约的国家政治制度，当然抵御不了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 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效果不仅决定着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影响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因为它作为一种制度示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和判断。由于以往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成熟和不成功的记录，使得认为社会主义不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要求和主张抛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意识具有了相当的市场。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然而必须指出，实际情况并非社会主义方向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是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社会主义本身发展与完善的认识与把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失误和偏差。换言之，即没有完全按照历史必然性的要求去建设社会主义，因而使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成为难以制约的制度性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尚没有取得通过自我完善实现事业全面复兴的成功例证，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看，社会主义在现有社会条件下实现复兴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近年来重庆探索中取得的经验。许多人热衷于强调重庆实践的改良主义性质，但却忽视了其中存在的鲜明社会主义因素及其导向意义。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方面，重庆经验明确提出国进民也进，这就从原则上抵制了全面私有化的错误方针，既保证国有经济发挥主体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体现了现阶段保护非公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分配领域，重庆经验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民生为本，这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财富分配原则。重庆经验中发挥和强化政府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统筹兼顾和政策调控作用，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当遵循的原则。重庆实践还通过唱红打黑，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重庆的一系列做法不只是一套理念，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极为显著的社会效果。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按照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重庆经验中的诸多空白也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如果这一过程得以长期贯彻并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何以不能成为现实呢？如今，重庆实践已经被改开修正主义集团扼杀了，但其历史意义是不可扼杀的。在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演变中，重庆的实践将始终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判断现实和决定取舍的历史性参照。 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看，当代无疑是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历史性大决战的时代。尽管早在马克思的年代，资本主义就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本身的失败，但其后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科技革命等等因素，使世界资本主义一再获得回光返照、苟延残喘的机会。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是无情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已经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无论怎样苟延残喘，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当今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只是历史大潮中出现的一个回流。中国和世界的未来，都不会由这个回流所决定。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就挺薄斗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的现状而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无疑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阵营内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买办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相当尖锐。社会矛盾将主要集中于两大焦点，一是经济发展走向，这是未来社会矛盾发展的基轴和主旋律。二是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政治权力的博弈，这是未来社会矛盾发展的重要变数。 在经济上，现中共当局已经推出了一整套进一步导向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买办化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就必将使得中国的经济更加彻底地融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同时也将中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与国际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当代国际资本主义危机深重，气息奄奄，与之共命运除了自取灭亡，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呢！至于国内政治权力领域的博弈，买办自由资产阶级争取的是西式民主宪政，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则是专制独裁，这种争斗短时间不可能结束，其结局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力量的消长。 对于中国在完成资本主义复辟后将会呈现的制度特点，人们的看法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项观奇同志认为，中国将会走上北欧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无疑是一条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所期待，相当一部分左派群众也可以接受的发展道路。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应该说是具有法西斯独裁性质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由这种社会现状通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可否绕过社会革命这道坎？如果绕不过去，社会革命究竟是会导向社会主义，还是导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呢？其次，即使革命的结果不能迅速导向社会主义，是否就具备导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呢？北欧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高福利制度。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期而产生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时至今日，其本身也已经难以为继。以中国的社会条件和未来的国际环境，中国可能复制北欧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吗？也许更大的可能性，是出现长期的社会动荡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总之，今日中国已经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其发展趋势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密不可分。如果各种矛盾冲突相对缓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相对稳定。一旦国际国内再度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亦不可避免地会迅速激化，届时，形势演变与发展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将决定中国的政治走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应当保持历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未来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行动起来做自己命运的主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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