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 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 话说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发生了内讧，少壮主战派军官枪杀了主和派军长王以哲。 2月4日，毛泽东和朱德等人致电王以哲的家属，对王以哲将军因“力主和平，力求团结统一”而遭杀害表示痛惜和哀悼。 2月6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的陪同下，离开西安，乘车前往延安。车上装载着军鞋、军衣等物，还有《左派幼稚病》等小册子。范长江在路上和博古谈起红军长征的经过，他细心地倾听着，一一写进了《陕北之行》的通讯中。 早在1935年，范长江在川北、甘南一带采访，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如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西北的近况，分析了红军的动向及未来的前景。这一系列报道，轰动了全国。 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被震惊得不知所措，他很快从傅作义那里获悉，中国共产党已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已到达西安。他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就只身前往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说： “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范长江提出要求，希望到延安采访，向毛泽东请教。周恩来当即表示向延安请示。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他的请求。这样，范长江就成为第1个进入陕北苏区的国内记者。 2月9日，范长江等人经过3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范长江在进入延安的途中和在他落脚的抗日军政大学门上，看到有很多欢迎他的标语，他想不到中共中央对他访问竟然如此重视。 范长江在抗日军政大学见到了吴亮平、刘伯承、廖承志、林彪、林伯渠、朱德、张闻天等人，范长江将他们的音容笑貌、仪表风采，一一写进了通讯之中。 中共中央为欢迎范长江举行了宴会。 晚上10点，范长江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是：“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象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和范长江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 “走上宪政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革运动。”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见到过一些小册子，那里边强调说，反对日本侵略必须首先武装保卫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他对这种主张疑惑不解，便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 “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停止阶级斗争，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在矛盾大过内在矛盾。所以，先缩小内在矛盾，解决外在矛盾。” 毛泽东的谈话，使范长江明白了中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阶级矛盾应当服从民族矛盾。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 最后，范长江提出要求说，他希望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搜集材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毛泽东说： “为了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宣战，希望你立即回上海，最重要的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范长江这才意识到自身使命之重要，便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当他起身告辞时，东方已经发亮。 范长江回到抗大，稍事休息，便匆匆南返。 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该电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5项要求和4项保证。5项要求是： “1、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 4项保证是： “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领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彻底普选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9日、10日、12日，毛泽东3次致电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其主要内容是： 1、坚持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政治立场。“勿要再让”。2、关于军事问题：可提出红军改编为12个师4个军，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按中央军待遇领受。我党参加国防委员会、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规定我军防地。南方各省游击队可改为民团，但不能调到陕北。拒绝政训员、联络员的设置。3、关于党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我党参加各党派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求得我党不被逮捕不受破坏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就在2月15日这一天，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蒋介石闻之大怒，他严厉申斥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范长江的文章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大公报》不应当发表。 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决议案要求中共：1、彻底取消红军。2、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3、“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4、“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2月，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丁玲走马上任。她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不吃小灶，与战士们一起吃小米杂粮，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喜欢。在此期间，她写下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一文。 这一段时间，丁玲和毛泽东的交往比较多。毛泽东每周到红军大学讲哲学，警卫员都通知丁玲去听课。丁玲也时常到毛泽东的窑洞和毛泽东聊天，他们都爱好中国古典文学，话题除了工作、学习外，常常从李白、李商隐谈到韩愈、柳宗元，谈到苏轼与宋词，谈到曹雪芹与《红楼梦》。毛泽东学识渊博，妙语惊人，丁玲自愧弗如。毛泽东与丁玲谈话，也能引发他的的文学情思，他常常谈着谈着就诗情逸飞，朗声背诵他喜爱的诗词，挥笔抄写自己以前的诗词。 后来丁玲离开了警卫团，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毛泽东认为她不深入实际了，批评她的住处“有点象文化人的俱乐部”，说她是“名士气派”。丁玲认真总结了她在警卫团的那一段工作，后悔地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条件啊！我实在应该从这里开步走，好好当红军。毛主席教导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个地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 2月26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又陷入马步青、马步芳的重兵包围。 2月27日，中革军委为了接应西路军，将红4、红31、红28、红32军及骑兵第1团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援西军自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 毛泽东同时电告周恩来说：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此时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从2月中旬重新开始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谈判的。 周恩来等人重申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5项要求和4项保证。 国民党代表则根据2月21日五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强硬地宣称：“中共武装必须解除”，“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要把中共军队缩编3000人，继之增加为5000人，后来又提出编为两个师8个团1.5万人，“不能再多”。而所编“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关于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代表提出要划归相关各省。后来又允许成立一行政区，由国民党派任正职长官。还提出要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元，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此数。27、28、29、30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5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费内开支。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 毛泽东电报中还针对西安及全国反蒋派的活动指示说： “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一方面向蒋建议，去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的政策，改为实际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的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除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 3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同史沫特莱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西安事变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西安发生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作了评述。 3月5日，毛泽东就谈判中的军事、政党和边区问题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1、总部直属队可编为两个特务团，每团1500人。2、在我党发表合作宣言的同时，国民党也发表宣言，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3、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制为宜；经费每个月30万。4、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不参加。林伯渠为特区主席。”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题了词，他写的是：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 毛泽东” 3月10日，国共双方在西安的谈判中，中共的意见遭到国民党的拒绝。周恩来把谈判情况报告给中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说： 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做起”，要求与蒋介石面谈。 西安谈判遂告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仍留西安进行联络。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由西安回到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及红军领导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一行归来。 3月10日，毛泽东在写给斯诺的信中，附上了3月1日他与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他在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3月10日于延安 3月间，彭雪枫将他在太原的工作情况电告毛泽东： 经彭雪枫与阎锡山多次协商，在太原新满城街30号设立电台，彭雪枫以上海某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活动，对外称“彭公馆”，从此正式沟通了太原与陕北的空中联系。阎锡山暗示说：“鉴于眼下情况，与贵党的关系尚不能公开化。” 毛泽东看了彭雪枫的报告，十分高兴地对周恩来说： “可以答复彭雪枫，应当尊重阎百川先生。” 3月11日，西路军在突围撤退中遭受重大损失。此时由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各部已经抵达镇原、固原地区，得悉西路军失败，按照中革军委指示，停止西进，就地待命，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3月12日凌晨1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告急说： 西路军人员已经“不满3000……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全军决死战斗待援，希望适时反攻。” 3月13日，西路军在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将剩余的2000多人编为两个支队，分散到祁连山打游击： 以红30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领。以红9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率领。 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为书记，王树声、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黄火青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支队的行动。 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 到1937年3月下旬，西路军由1936年10月的21800余人，已经有1万多人战死，有8000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或失散，幸存下来的仅仅只有700余人了。 大病缠身的王树声在踏上西征之路时，他率领的是千军万马，回来时仅剩下8个人。王树声是只身一人，一路乞讨才跑回延安。 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原名王宏信，1923年春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加入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王树声10多岁时，就结识了董必武，受到不少新思想的启蒙教育。王树声闹革命是首先从自家亲人身上开刀，与家族中的恶霸地主毫不留情地作斗争。1927年黄麻起义，新生的人民政权仅存在21天，起义失败后，只剩下9名党员，和9个绿林似的人物，枪口对着枪口，王树声好不容易脱险。王树声打游击、反围剿，5次负伤，雪山翻了两次，草地过了3次。 西路军中沦为乞丐的领导人不止是王树声一人，李聚奎、朱良才、方强、杜义德、郑维山、陈明义等人，无不沦落为乞丐、谁人能够想到，他们这一批未来共和国的将军们，是一路沿途乞讨，历经了一次次的惊险，方才回到了延安。西路军的领导人尚且如此，而那些千千万万的战士们，特别是女战士们，又是遭到了何等残酷的杀戮，何等不堪的蹂躏。 在红4方面军西路军彻底失败的消息传来后的一天晚上，一阵哨声，把抗大学员集合在操场上，校长林彪走上讲台，面色严肃，声音低沉，他传达了西路军失败的情况。林彪还未说完，整个会场已经是一片哭声，许世友和红4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一般。林彪用手敲击着桌子，要求大家安静，可是无论如何，会场里还是无法安静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草草结束。 西路军的失败太惨了，2万多人几乎是全军覆没。那些死难者大多是红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红1方面军的干部战士。 许仕有被搀扶到宿舍里，他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一场大哭。王建安、陈赓红着眼睛苦苦相劝，许仕有还是绝食了一天。 毛泽东感觉到，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口头上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3月下旬，周恩来应邀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张冲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提出：国共合作必须有一明确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要周恩来起草这一纲领。 周恩来说到红军及边区问题。蒋介石故作轻松地说： “这是小节，容易解决的。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确定，我也决不再打共产党了。” 蒋介石还说，只要中共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在合作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 周恩来见蒋介石如此坦诚，心情宽松地离开了杭州。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延安看了范长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非常高兴，他给范长江写了一封信：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仅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字，匡我不逮。 致颂 撰祺！ 弟 毛泽东 3月29日24时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谈话”和祭黄陵文，是指同史沫特莱谈“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记录和毛泽东撰写的清明节祭黄帝陵的祭文。 原来，国民政府在3月份决定在清明节派员祭扫黄帝陵，并通知共产党派边区政府人员参加。毛泽东感觉这是一个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挥笔写下了一篇极其精彩的四言古体祭文。其全文待后详录，以飨诸君。 3月底的一天，抗大师生列队在广场召开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大会，毛泽东和张国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 会议在8点开始，毛泽东先讲了话，他提出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会议一开始秩序井然，当发言人说到西路军的惨败时，突然有两个学员闯上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着他的头要他认罪。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制止。会议又恢复了平静。 许仕有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毛泽东允许后，钱钧清了清嗓子，说出了张国焘一段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钱钧说： “我们军中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搞了十几次腐化……” “不许你污蔑我！”钱钧尚未说完，张国焘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大声喊道：“同志们啊，我张国焘是搞马列主义的，怎能搞这个呢……” 此时，会场上已经是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振臂高呼： “打倒假马列主义者张国焘！”“张国焘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剥去画皮，还其真面目！”“让他讲清楚！”…… 口号声淹没了张国焘的辩驳，他摇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妈拉个屁，你还赖账！” 钱钧见张国焘不认账，立时火了，冲上去，随手脱下一只鞋子，对准张国焘的长脸，“啪”地就是一击。张国焘的眼镜立时落地，他慌忙伏地摸眼镜，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毛泽东，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抗议！我抗议！” 张国焘以手捂着脸，大声叫喊。此时，毛泽东正在点烟，一支烟还没点上。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身手敏捷的钱钧已经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打，高声问道： “谁打的？” 钱钧嚯地站了起来，朗声答道：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毛泽东说着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 钱钧又一次立正：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中止的批判会又继续进行了。许仕有再也难以平静下去了，他的心里好像开了锅。他是了解钱钧的，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没想到张国焘的生活竟是这样的腐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又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的政治错误，想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弟弟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害的战友，这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可是，错误归错误，也不能墙倒众人推啊！他更接受不了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 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3月3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对他暂时不做组织结论。 欲知张国焘能否改过自新，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与其说红4方面军西路军2万多名红军战士、优秀的中华儿女，是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杀戮，倒不如说是葬送于张国焘的罪恶之手。西路军指战员们英勇悲壮、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革命斗争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难怪他们的引路人张国焘这个以肃反名义屠杀了无数革命先烈的叛徒，后来在叛党投敌之后，身无立锥之地，最终流落在异国它乡，落得个冻死加拿大的可悲下场，这才真正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快哉！快哉！ 网上赠书启事 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400万字辉煌历史长卷《毛泽东大传》再版稿倾情大赠送 作者QQ群号：327239730有下载，也可在留言处留下您的邮箱。笔者承诺：凡能做到对本传内容不删、不改者，均可以随意转赠、转发给您的同志及国内外亲友，多多益善。 联系电话：13937776295 东方直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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