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 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 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很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 江青说： 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一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 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学提出要召开一个40万人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我们提点意见，你们已经搞过游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处去，因为外来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变化一下方法，体育场是不是可以接线，可以搞得广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较冷，队伍挤在一起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冬天又有传染病。已经搞过了，是不是有必要再这样搞？ 康生说： 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勉强强过去了，他不象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一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 周恩来说：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出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属各院校的军队工作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东负责，肖望东不是好人（江青同志插话：是，肖望东，还有煤炭部的张霖之），对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可以批判，对他们的军人标志要尊重，不要随便脱军装、摘帽徽。 江青说： 我们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学，他们居然要把王力、关锋扣下来，我们说不行，回来。但你们也不要围攻他们，他们这样作目的是要我们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他们，不见！必须改正错误，他们什么时候改正错误，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我们是把你们当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得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误的检查归队，第二，如果要挟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是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联 周总理讲话： 陶铸同志管文教方面的事情，陶铸同志满口答应下来。经过调查，转正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没有转正，统统回原来学校这就是一个方向问题，工作的方向问题，革命的方向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和你们谈清楚。去年12月第二次接见了你们的代表，正巧还有六六年的毕业生代表，双方座谈讨论，陶铸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我说不可能这样做，不能所有同学回母校，陶铸同志闯出这个祸，中央就是要重安排，重新讨论，也取得了同志们的同意。不久发现了陶铸同志一些问题，福建、广州革命师生来京揪王任重，在北大接见揪王任重同志代表时，陶铸表现了对党对立情绪。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代表的讲话时揭露了陶铸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陶铸还是继续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连续犯了错误，出现了很多乱子。刚才说的去年年底对于武汉、广州等革命的同学的对立态度是一次最大暴露。在群众的揭发中联系到六五年毕业生问题，不单是这一问题，许多问题是陶铸干的，作了很多坏事，陶铸到中央先是书记处常委，后担任了政治局常委，作很多这样的破坏工作，根据群众要求，党中央的要求，现在正准备作书面检查，今天我在这里揭发陶铸的错误使你们知道了这个来源，我把这问题说明白了，陶铸同志的问题清楚了，问题的性质清楚了，我也好说话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的领导，下面跟着作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讲话： 我在十一中全会选举后，在中南海和国务院门口出了陶铸的大字报，当时我的责任是说明，揪出第四号人物，我说不要这样提，错误是有的，但是要相信他。十一中全会刚选举出，你能不相信“陶铸同志”？那个时候还叫“陶铸同志”，我没根据嘛！ 后来逐渐发现一些问题，感到不对头了，越发现越多嘛！一直到了，特别是到了，我们年底内部批评他，主席还谆谆告诫他，还感到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我们看了。今年一月二日，对武汉赴广州同学还盛气凌人，那些话等于不满，我们是批评了他的。他那个牢骚，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大对头，还没有看到他的（迹象），那时我们在三个附中里等着，也想帮助，如果揪他的话，还要出来解释，即从中南海抓出来总不好嘛！他承认了一个错误才解了围。他开始时抗议，后来他说抗议错误了。对这样的人，我们一步一步地认识嘛！
（七）六七年下半年在报纸上公开批判陶铸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戚本禹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判陶铸的指示 〖按：7月11日下午，《南方日报》接管派（新闻尖兵）在编辑部会议上由罗妙传达了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和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陶的计划和意见。此件是根据记录整理而成，仅供参考。〗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北京请示批陶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1，批陶的问题全国怎样部署？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考虑在全国范围批判。 2，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军区、江青同志请示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毛主席批准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看行不行？ 3，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哪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随行记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都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这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4，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第一书记来批判。但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从广东开始。 5，给陶戴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决定。 6，批陶的文章由哪里调查？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7，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金敬迈同志在场补充说，最好七月中旬开始，越早越好，但先要有个计划。军区写了一批文章送中央文革审查。军区的文章是指路子的，不一定太多。批判要由大报领路，这点很重要，同时也等发动小报一齐配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对“揪陶火线”战士的指示 伯达： 你们这些人是那儿的？这些棚子是你们搭的吗？谁叫你们这样干的？坚决地无条件地撤，……不要上当了，不要被坏人利用，这是中央的地方，不准在这里损坏了中央的威严。无条件撤退这里，不是明天撤，现在就撤……文化革命丑化了，这多难看，连走路也不方便。批判陶铸是中央批准的，你们批判陶铸我们是支持的、但不是这样做法，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做法……我们年轻时干革命也没有这样干过。从来没想出这些花样，年轻人犯错误可以原谅，幼稚。现在就撤，无条件地撤，（鼓掌）欢迎你们这样做，我们走你们就撤…… 谢副总理： 不要上当，小孩也不要上当，中南海四门都封闭了，国际影响很不好。文化大革命丑化了，应该搞大批判。你们这样做是对中央施加压力，很坏，给文化革命没有增加什么光彩，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周总理： 在这个期间，首先应该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指九月五日讲话）。现在大好形势中有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学习。第二个就是姚文元同志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大批判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党中央出现了一个两面派陶铸，他实际上是刘邓的一伙。第三个，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值得学习。这三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学习，就是说对时事的认识，怎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进行大批判。要进行这个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学习这三篇。 陈伯达同志： 谈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系统批判的一篇。当然以后还有二、三篇。主席号召大批判。现在系统批判的文章还比较少。我们要打倒刘邓陶，就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今后要围绕一些文章进行报道，要学习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写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实实，质量要高，我们要用主席思想来报道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榜样。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步骤。重要的会议你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当前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写出来的，特别是根据江青、康生、伯达、总理、春桥同志的讲话写出来的，特别是江青同志接见安徽的形势讲话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大方向，矛头指的谁，指对了就不断胜利。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扎实，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话：文章写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 江青同志： 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要有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同志： 这篇文章能在全国文化革命中起点作用，应归功于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线，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的集体劳动，特别是江青同志的帮助。我是一个小学生，作了些事情完全应该，应宣传主席，不应宣传我，决定广播是中央决定的。 报纸要有革命的战斗的风格，要敢于用主席思想批判错误的东西，即是向主席学习，而且要见于宣传。我们都是主席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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