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1、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一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2、医大顾瑞华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信，作用是不好的。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各算各的账么！我的话讲得不完整。所有的资产阶级东西都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不能怀疑！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怀疑！十六条不能怀疑！共产主义不能怀疑！共产党也不能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怀疑的。对资产阶级就是要怀疑。当你不知道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时候，多怀疑一点是可以的。弄清楚了是无产阶级就不怀疑了，弄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就更要怀疑，要打倒。医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鼓掌）不过另一方面的同学不要气馁，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很不够，领导对他们帮助得也不够。他们革命差一些。《红旗》要团结他们。我参加党几十年了，犯错误还少吗？现在还继续犯，要不然今天作检查干么？……一个人不犯错误不可能，不要犯大错误，不要坚持错误。（鼓掌）北医的同学来了吗？（答：来了！）我想讲一个问题，材料问题，北医同学到卫生部拿材料，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要拿走。这是允许的，是可以理解的。你领导不解决问题吗？……不要叫“抢”么！叫他们自己拿出来，你调查清楚了，去问他，拿不拿出来？你不拿出来我就自己动手了，……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他们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当然，决不是提倡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他说： 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混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线，不能拿赵秀山、肖克杰同志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成为转移对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 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至于卢正义同志历史上有些问题，不要拿到运动中搞。如果有新材料，将来由组织上审查解决。为什么早不审查，迟不审查，偏偏人家贴了大字报就来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呢？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因为当时不知道彭真是大黑帮，而是把彭真当做党的领导人。当然，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如果立场坚定就应当保留个人意见，不要去迎合彭真。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不要不许人家革命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作出决定。 根据我所接触的省份来看，湖南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省份之一，你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有理的。张平化这次从湖南回北京，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６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呼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广播车并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在同时广播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中，将“王任重必须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作为第三条；其前二条就是强烈要求王光美和薄一波回清华检查、交代。 也就是在这一天，经中央和中南局同意，王任重被二司、三司红卫兵从广州揪回武汉。
(六)中央开生活会批评陶铸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自己家里宴请文革小组成员，对开展文革运动的意义和下面做法进行重要交底，也谈到“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批判陶铸。 早在十一月初，陶铸写报告给毛主席，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首先应该让他治病。 毛泽东批复：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这个会当时没有开，王任重于十一月初离开北京去海南养病。 康生曾经面见陶铸，给他“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也不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自己吧……”看来，康生已经清楚陶铸下面是要挨批了；不过陶铸不愿退让，说出“咎由自取”的话。 十二月工交座谈以后，毛泽东就定了要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 不久，陈伯达又面见陶铸对他进行劝说：“陶铸同志，正因为我和你是知己才来劝你，你应该悬崖勒马，赶快和刘少奇、邓小平划清界限才行，这场斗争的性质你也该清楚了。” 陶铸说：“我先想弄清一点，你今天来是我们私人间的朋友聚会，还是奉他人之命来和我谈话？” 陈伯达笑笑：“也许两者都有吧。” “那我就把我的态度彻底亮明。”陶铸说：“首先，少奇和小平同志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俩还是中央常委嘛，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我不能未经中央讨论和批准而像红卫兵那样喊打倒他们么，关于《长征红卫兵》的宣传，是我首先发现的，大串连是我极力支持的。不过也没什么。红卫兵那有什么了不起！到街上拿八分钱就可以买一红箍箍戴着。我认为把自己划入红卫兵，水平那就太低了，我和刘、邓无界限可划。” “我认为你这种态度极其有害，你知道吗？北京和中南地区已经有你的大字报了。” 陶铸说：“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去，如果美国人愿意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我觉得没多大意思，有一次我在文艺系统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进来一批红卫兵，把我当成肖望东。抢了我的话筒，夺了我的讲稿，拿了我的眼镜，我表现很顽强，毫不屈服。我说：我很高兴，如果我是赫鲁晓夫，就会被搞下台。你们这批红卫兵真行，杀！杀！不过，我对他们说，我陶铸是一贯革命的，说我陶铸不革命就要和他们辩论。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你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应该尊重一下小组内大多数人的意见。” 陶铸说：“是我不尊重还是个别人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王任重同志有多大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够背着他和中央常委支持反对他的群众组织？要知道他还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呢，还有刘志坚，你们都不去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这个顾问更是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对此，我只能提出抗议。” 陈伯达叹了口气：“既然你听不进去，我也只得如此了。” 陶铸说：“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我不承认，你们有批评的权力，我有不接受批评的权力。” 陈伯达怔了一下，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把这个问题估计得太简单了，竟想通过自己的谈话来减少常委中的反对派，达到集中力量打击刘少奇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多么的可笑啊。 陶铸说：“这几天休息不好，有什么讲的不妥之处，请你不必介意，全当我没说！” “言为心声嘛。”陈伯达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走出房门，连头都没再回一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个会由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明明白白地说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大家都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陈伯达的讲话与６７年元月的大致一样。 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出马，批判陶“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陶表示愿离开岗位到下面去参加运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联动’组织调来二三百人，第二次冲进公安部，强占了８个办公室，大砸大抢，一时间弹弓齐发，石块乱飞，并围攻、殴打、捆绑公安人员，高呼‘高干于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打倒中央文革’并撕下的毛主席语录，涂上‘刘少奇万岁！誓死保卫刘主席’等口号。又在第二天，第三次冲击了公安部。 对此，陶铸得意地说：‘这些红卫兵终于清醒了，谁镇压他们谁就是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陶铸在中宣部讲话时说：“刘少奇、邓小平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江青随便批判政治局常委陶铸，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将陶铸留下单独谈话：“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并问他“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并让他赶快下去，代表中央到各地去保护一批领导干部。 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宣布：“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当晚，深知内情的林彪召见陶铸，询问他情况，依然是叫他“现在就（要）被动……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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