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尹帅军

　　目 录

　　1、转基因大讨论的参与方

　　2、从白热化到转折点

　　3、政府内部的争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4、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漏洞

　　5、转基因作物的立法漏洞

　　6、公众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质询跨国公司

　　7、科普之争

　　8、转基因基本理论遭遇质疑之一

　　9、转基因基本理论遭遇质疑之二

　　10、农业部批准进口3种转基因大豆

　　11、转基因科学家反水

　　12、公众举办转基因与食品安全国际研讨会

　　13、公众代表要求严禁在婴幼儿乳粉中添加转基因成分

　　14、转基因主推方大举反攻

　　15、农业部的谣言

　　16、决定命运的一年

　　2009年11月27日，中国农业部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此事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转基因问题已经是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在此之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大范围关于转基因问题的讨论热潮。海内外人士上书全国人大和国家领导人，主推派和反对派激烈辩论，网络、报刊、电视积极参与。直到今天，辩论还在持续激烈进行。

　　转基因问题大讨论的热潮，一方面表明国家部门的透明度正在增加，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正在成长，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公众积极参政议政的高度热情。在大讨论过程中暴露出的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科研体制安全、国家安全等诸多领域的风险，使我国可以及时应对。另一方面，在大讨论过程中暴露出政府部门与公众沟通交流的诸多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应该如何建立更有效的群众参政议政平台，如何引导社会舆论健康发展。转基因大讨论的整个过程，总的来说是健康积极、热烈而理性，有关部门应该创造更多条件让公众参与讨论。

　　1、转基因大讨论的参与方

　　回顾最近三年多的大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主推派主要是各级农业部门、农业院校、农业科研机构及跨国公司。它们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扶持下，从事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十二五”期间，国家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个亿，常规育种只有1.8个亿，相差167倍。搞常规育种没有活路。为了生计，大多数农业机构和科研人员只能支持转基因。当然，在这类机构中也有少数科学家对转基因主粮推广抱谨慎态度。

　　一些从事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常规育种的专家则对转基因农业、化工农业抱深刻质疑态度。

　　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反对派包括了体制内外很多人。既包括科学家，如农业专家、医学家、环境学家、生物学家，也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律师、政府官员、军人，包括各行各业的社会公众。反对派的观点基本可以概括为，支持国家的转基因科学技术研究，但是反对草率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推广。未经充分安全评价的转基因技术，有可能对全体国民造成危害，甚至灭绝种族。

　　质疑的声音首先发端于报刊，但是生长壮大却是在网络。关注社会问题的网站迅速成为其核心。国内外关于转基因的研究资料、新闻报道、书籍迅速集中起来，既包括老的资料，也包括最新的资料。资料不仅包含转基因研发技术、转基因食品安全、转基因生态安全、转基因的审批问题、转基因非法种植和流通、转基因历史、转基因跨国公司，还包括医学、农业、生态、国家科研机制、法律、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等等。资料汇总筛选的速度不仅迅速，而且极为广泛。每当主推派发出一个声音之后，迅速就会有许多网友回应。一些社会公众成为转基因问题专家。他们虽然不能在实验室中造出转基因，但是其知识面的宽广却超过转基因技术专家。在网络的持续发酵下，报刊、杂志、电视也开始做起关于转基因的话题。一些公众代表抽出大量精力，走上地铁、学校、公园、街头，进行转基因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从舆论力量对比来看，在社会公众占据主导地位的网络上几乎是一片倒的反对声音，在报刊、杂志上反对声音占上风，在官方主导的电视上则是平分秋色。

　　2、从白热化到转折点

　　转基因问题的争论曾一度达到白热化程度，但是自始至终其实都处于和平状态。虽有多次质问抗议主管部门、跨国公司、转基因主推派学者的行为，但是并未出现过激行为。公众的情绪之所以会白热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主管部门缺少回应。每当主推派发出一个声音，公众就会有针锋相对的质疑，但是这些疑问却总是无法得到回应和解答。主管部门沉默的时候居多，致使恐慌情绪一度蔓延。

　　因为得不到主管部门的回应，公众便将目光转向上级单位，全国人大和国家领导人。2010年两会期间，多份海内外人士联名信上递全国人大和国家领导人。在公众的持续推动下，重庆和福建地方政府做出回应，相继发布文件，根据国家法规对转基因进行严格监管，打击转基因的非法种植、流通泛滥行为。

　　一些地方政府发布文件，在幼儿园和大中小学中不再使用转基因油。杭州市禁止中小学、幼儿园食用转基因油，乌鲁木齐禁止学校食用转基因油、西安市禁止学校食用转基因大豆油。一些北京市民积极活动，要求北京各大高校给学生换非转基因油食用。

　　2010年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纪念日，公众代表前往农业部进行抗议。2011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纪念日、2013年1月7日公众代表又两次去农业部进行抗议。

　　2010年9月，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报道，山西、吉林等地出现动物异常现象。此事引起国家相关部门重视。

　　在公众压力下，农业部从2010年5月开始进行转基因检查风暴，2010年底结束，27个玉米品种、6个水稻品种、7个大豆品种被勒令退出市场，其中多个品种为违规转基因。科学家瞒天过海，将转基因品种以常规品种名义申报并通过。事后并未受到什么处罚。我国常规作物品种在审定时，并不对其进行转基因检测，所以无法确知其是否是转基因。这给一些不法科学家留了漏洞。从2000年到2008年，通过国家合法机构审定的玉米品种就达到3150个，仅仅对已审定通过的玉米品种做一次全面检测，很难检测出品种的真实性和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而农业部的转基因检查风暴只是对种子市场做‘抽检’而已。因此很难说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转基因品种在违法种植。

　　2010年11月26日，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张启发院士，在中国农业大学做讲座。提问阶段，一位年轻人向张启发提了三个尖锐问题，张启发院士无法回答。抗议者写了篇文章《三个问题吓走张启发，农大讲座仓皇收场》。张启发院士原定于2010年12月召开一次与公众的沟通会进行科普，后来因故取消。

　　农业部新闻发言人曾指出，“农业部将本着对广大消费者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稳妥地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2010年12月爆出新闻，农业部机关幼儿园不吃转基因，此新闻一度成为社会热点。幼儿园网站的“营养配餐及食品安全”一栏明确指出，幼儿园的“鱼肉类食品统一由为农业部机关食堂供货的优质水产品公司供货，食用油采用非转基因油。”公众质疑，为什么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世博会、农业部机关幼儿园、甚至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的食堂都不吃转基因?

　　2011年2月，新华社高级记者丛亚平上书，温家宝总理做出重要批示。

　　2011年两会期间，一些公众又将转基因安全、种族安全、食品安全三份提案交给任远征等老革命后代，由他们交给人大、政协和国家领导人。九大常委都在第一时间做出批示。几百张转基因视频光碟资料《转基因的前世今生》被带入人大和政协会场，引发震动。光碟综合了国内外几十部转基因纪录片、专题片的视频资料。该视频在网络播放时，毫无推荐和置顶，三个月时间点击量却突破1000万。可谓是公众参与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代表作。

　　在此之后，转基因讨论开始出现转折点。2011年4月，由农业部、环保部、科技部和卫生部组成的四部委联合调查组，调查发现东北地区非法种植转基因。这是官方首度承认国内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

　　2011年5月3日上午，国务院召开一次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问题征求意见座谈会。著名玉米专家、育种界元老佟屏亚院士在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反对转基因主粮的草率商业化。他在会上提问之后，转基因科学家无以回答。

　　3、政府内部的争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2011年4月28日至29日，环保部批准召开“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会议邀请了诸多国内外生物安全专家，孟山都、杜邦、先正达、拜耳、巴斯夫等转基因跨国公司代表，农业部、海关、卫生部、外交部等政府官员，顾秀林、蒋高明、陈一文、柴卫东、金微、牧川等公众代表，还有绿色和平等非政府组织。主推派和反对派在会场上激烈辩论。这次官方性质的会议取得了良好效果。遗憾的是，农业部派出的代表职位太低、知识面太窄，无法回答很多公众和科学家的疑问、质问。牧川、金微、顾秀林、陈一文的文章《11次激烈交锋——生物安全国际论坛上的转基因》记录了会议经过。

　　2011年8月，环保部主管的《环境教育》杂志刊登文章《转基因在中国》。文章指出目前转基因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社会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公众利益等都未有定论，且我国的转基因审批和管理不完善，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未得到充分保障。

　　2011年8月23日，农业部举办“全国科技记者转基因培训班”，对记者进行科普宣传，宣传推广转基因知识。

　　2011年9月9日，公众代表前往农业部抗议。农业部首度承认先玉335玉米含启动子。2011年初，环保部曾检测出先玉335玉米含有启动子。但是农业部认为，是不是含有启动子，就一定说明其是转基因品种，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011年9月底传出消息，未来5至10年中国将不会推行以水稻、小麦为主的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一是因为各界对转基因安全性的质疑，二是中国在转基因主粮的研究、推广、监管乃至后期企业运作等方面都还不成熟。不过转基因玉米商业化将有可能适时推进。

　　2011年10月25日《中国国防报》刊登文章《让生物战争走进国防视野》。文章从转基因的大讨论引出基因战争和生物国防话题：“ 在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现阶段，中国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第一位的头等大事。因此，采取以下措施或是未雨绸缪之策：树立新时期生物国防的战略地位，制定生物国防计划，提高全民生物国防意识;坚持统一集中管理，把水和粮食等关系到人民健康和民族安全的战略产业和命脉领域，牢牢掌握在国家公共部门手中;重视基因技术研究，集中国家力量力争走在世界基因研究前列，切实增强生物国防的科技储备和生物战争的应对能力。

　　2012年1月14日，由国家重大专项办公室组织在海南三亚开会，农业部、科技部有关领导，戴景瑞、武维华、赖锦盛、吴孔明、林敏、万建民、黄大昉、贾士荣、彭于发、陈茹梅在海南三亚开会，研讨如何加快我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进程。

　　2012年2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粮食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这项法规的颁布，是各方博弈的成果，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不过著名玉米专家、育种界元老佟屏亚院士却指出，“中国现有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监管权责不很明确，急需加快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立法进程，加大对转基因作物及相关产品的监管力度。”

　　2013年4月，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劝说转基因科研人员“以对人类社会发展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加强职业操守，规范科研行为，履行社会责任，积极与社会沟通，促进转基因技术良性发展”。

　　4、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漏洞

　　转基因主粮的监管漏洞很多。2012年1月至5月欧盟共19次通报，从中国进口的大米制品涉非法转基因。欧盟发布《决定》，拒绝从中国进口转基因稻米。媒体报道，转基因水稻种子和稻米已经遍布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河南、浙江等地种子市场和食品市场。转基因水稻已形成规模种植，农民将收获的转基因大米混在普通大米中进入流通市场。农业部多次重申“从未批准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据中国农业大学戴景瑞院士称我国转基因玉米已经种植6000万亩。

　　非主粮的转基因作物监管漏洞更多。2010年，转基因小米张杂谷已种植400多万亩。当时新闻报道，计划在未来10至15年推广到1亿亩。张杂谷的审批，有没有做过食品安全试验、环境安全试验不得而知。

　　在蔬菜瓜果中，转基因作物监管漏洞更多。国内已经无法找到非转基因的木瓜种子，原因是国内某些科研机构将转基因木瓜种子外流，转基因木瓜通过花粉传播，污染了非转基因木瓜，导致目前国内再也找不到非转基因的木瓜种子。在既成事实面前，不得不将转基因木瓜合法化。中国已经批准了转基因番茄、甜椒、木瓜等蔬菜瓜果种植，这些作物的审批有没有做过充分的食品安全试验、环境安全试验仍然不得而知。

　　2012年8月，媒体爆出“黄金大米”事件。美国研究机构勾结国内机构，拿中国小学生作实验，试吃先正达公司研发的转基因“黄金大米”。2012年12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的调查结果，对一些人进行了处理。该事件再一次暴露中国转基因监管的漏洞。有网友牧川指出《“黄金大米”事件毫不吃惊，中国转基因监管状如马蜂窝》，他说在2010年已经看到该新闻。他认为不仅转基因的种植和流通领域存在很多非法行为，转基因的法律法规本身也有很多漏洞。

　　2012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发出警告：“要高度重视国家生物安全问题，警惕转基因物种的无序迅速扩散和外国插手中国疫苗生产过程，警惕敌国以转基因物种和特种疫苗等为武器，针对中国人口发动新型战略打击。”

　　5、转基因作物的立法漏洞

　　事实上，不仅转基因的种植和流通领域存在很多非法行为，有关转基因作物的法律法规存在很多漏洞不足。

　　2013年5月27日官方召开了“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五次研讨会”上，一位公众代表指出我国的转基因立法存在很多漏洞，而且还是非常明显、非常大的漏洞。

　　第一，关于常规种子审批的有关规定，并不要求对其进行转基因检测，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其是否是转基因种子。一些知名科学家借此蒙混过关，将转基因作物以常规种子的名义申报通过。这个漏洞早在2010年由新闻报道指出。

　　第二，最近几年，我国每年进口5000多万吨转基因大豆，却不对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因为根本没有有关的检测标准。国标规定国内生产的绝大部分粮食类农作物产品“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低于1 mg/kg。美国环保部的转基因大豆草甘膦残留量标准却是20mg/kg(转基因大豆在美国主要用于动物饲料和燃料)。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残留量高达17 mg/kg。从巴西、阿根廷、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其草甘膦农药残留是中国国内检测标准的20倍左右。这个漏洞早在2010年底被陈一文发现。

　　第三，由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杂交之后产生的新的作物品种，相关规定中，没有要求对其进行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试验和审批，而是把它看做常规品种来审批。此漏洞将转基因作物合法化。许多公司，就是借此漏洞将国内国外的转基因作物通过杂交手段，合法化生产。

　　农业部官员在听取了公众代表的观点之后指出，这位公众代表对转基因问题的研究非常透彻。他说，在过去的工作中他也接触过这些问题，农业部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如果公众代表有什么可行性的报告和措施，可以根据相关渠道递交给农业部和相关部门。

　　公众代表指出，这些都是很明显的立法漏洞，只需要把法规的漏洞改变即可。

　　需要特别指出，该论坛上，就有两位科学家受委托，对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杂交之后生产的新品种，进行相关试验。其中一个品种，就是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专利期快到期的一个品种)与中国国内大豆杂交产生的新品种。该公司本想将新品种在国内推广，后来因为孟山都公司延迟了此转基因大豆的专利期限，需要交纳专利费用，该公司才暂停此品种的开发和推广。

　　另外，杜邦先锋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先玉335。杜邦公司中国区前总裁刘石也曾承认，先玉335玉米的父本PH4CV是转基因。虽然相关机构检测出先玉335含有启动子。但是农业部却否认先玉335是转基因。其基础或许就是中国的转基因法规。中国还有多少以常规种子名义蒙混过关的转基因种子，不得而知。

　　会议临近结束时，会议主办方特别将第三个漏洞向农业部的两位官员强调，希望他们能认真对待此漏洞，及时修改法律法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