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的认识论价值

 对于“特资派”来说，上述与“科社派”的对立和斗争是“外部”的对立和斗争。而一个时期以来，“特资派”当局与薄熙来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却改变了性质，不再是与“科社派”之间的“外部”对立和斗争，而是他们“内部”的分歧和斗争。这种情况，是在“资改”持续进行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新现象，它在“资改”之初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时，“特资派”们利用所掌控的舆论等种种大权，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为抓手，不遗余力地向全国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特资”改革的理论是在纠正毛泽东的所谓“错误”中形成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新运用、新发展、新贡献；而从实践上来说，“特资”改革是唯一正确的“强国之路”——要想强国，要想过好日子，便只有走这条路，舍此别无他路可走。那时，对于“特资派”们的上述种种宣传，虽然在“外部”从一开始便遭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质疑和抵制，但是在“特资派”的“内部”，意见却是相当一致的，他们显示出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用当时某外媒的话说，随着“特资改革”“短暂蜜月期”的过去，其在理论上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在实践中的种种弊端与祸害都越来越充分地显现了出来，越来越被全国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体验，所看清，因而他们日渐觉醒，反抗的声势日渐加大，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特资”当局对“特资”改革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认真的深刻的反思，并本着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一分为二”和“有错必纠”的教导和传统，坚决地将错误和荒谬加以抛弃，把党和国家重新引导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而这种反思，由于其正确性、正义性、广泛性特别是人民性，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特资派”集团的内部，便在其内部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和举措。这是一种“特资派”们所不曾预料和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对于这一来自“内部”的分裂，“特资派”的代表人物是有察觉的。这从近年来最高当局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在这里只引用温家宝的一段话以作证明。为纪念“总设计师”最大的政绩工程（也是空前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工程）——深圳、珠海等几个沿海经济特区创办30周年，同时也是为了表达他对“特资”的积极、坚定与忠诚，温家宝于2010年8月20至21日专程对深圳进行了考察（经查，温家宝自当总理后，每年都要到深圳去朝拜几次，这只是他多次朝拜中的一次），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道：“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上面这段文字是此次“重要讲话”最核心的内容，因之当局控制下的媒体都以“内容提要”的方式，在显要位置作了突出报导。在这里，温家宝首先重复了“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这种30年来被“资改派”们重复了千百万十遍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听得耳朵都长了老茧的陈词滥调。接着他就大讲“我们要……”如何如何。他的“我们要”之后的那些话，明确地告诉世人，当时温家宝们就已经痛切地感受到了，即使是在“我们”的内部，在对于“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这样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已经出现了有人头脑不清醒、是非不明辨、信念不坚定、信心严重动摇的情况。因而，他要借此机会（其实是一切机会他们都要充分利用）来进行提醒和警告。他还耸人听闻地说道：“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调门之高、火药味之浓是温家宝那次讲话的突出特点。可见他当时对“特资派”“内部”这些人和事已经是十分地恼火的。现在看得更清楚，温家宝这些话是明确地有所指的，首先是指向薄熙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薄“现任”的“重庆市委市政府”是头脑不清醒、是非不明辨、信念不坚定、信心严重动摇表现得最突出地方。常言道“枪打出头鸟”。于是，薄熙来的所作所为，至少从那时起温家宝们就如坐针毡、夜不能寐，时时刻刻都在盘算着怎样地来将他搞掉。

      以上讲的是“特资派”内部的分裂。现在再说薄熙来的“特资派”属性。对此，我们只要弄清以下两点就足够了：

      一是从其家庭出身上看，薄熙来不可能对“特资”理论和路线有二心。

      薄熙来的父亲是谁，大概没有人不清楚。进城后特别是在“三大改造”中，他是党内著名的老右倾，曾经因此而受到过毛主席的点名批评。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了政治观点的相同或者相近，他与邓的个人关系极好，如果说邓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司令员话，那么薄父就是那个司令部里的重要组成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冲击，关系于是更加非同寻常。这些在党内都是人所共知的。以这样的历史渊源作基础，毛主席逝世后，在“总设计师”策划并实施的反对“两个‘凡是’”，并以为借口废黜华国锋从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利的过程中；在策划并实施的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以便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拉下“神坛”，用自己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取而代之的过程中；在策划并实施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便为全面推行他的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特资”改革开放扫清障碍、开辟道路的过程中，等等，等等，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其父都是热烈的拥护者和积极的支持者，“总设计师”能够做成这一系列的大事，其父是“功不可没”的。到了“总设计师”魂归西天时，其父仍然不放过表达亲密和忠心的机会，送了一幅比邓的任亲信都更要肉麻的挽联——“千古一人，一人千古”。其中，“千古一人”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否定了，显然，在他心中，中国有史以来，只有邓小平伟大，其他的人都不配；“一人千古”，则把往后的人物也都否定了，根据此说，今后的中国，不会再有邓小平那样可以获得“千古”美誉的人物。虽然不能说个人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就一定决定于其出身和家庭环境。但是，像薄熙来这样的情况，他会逆了他父亲的影响而对“总设计师”的理论和路线长“反骨”、生二心吗？当然不会。还有，据说在“千刀万剐”的文化大革命中薄家也住过“牛棚”，吃过“苦头”。因而，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对毛泽东不会有什么好感，而对“邓青天”则是感恩戴德的。实际上，他也正是因了这样的家庭出身，才被“特资”当局信用而平步青云，把官一直当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位。

      二是从薄熙来从政的经历看，他坚持走的是“特资”道路而非“科社”道路。

在“科社派”和“特资派”的对立和斗争中，二者的根本对立是什么？在所有制问题上，前者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后者则通过所谓农村和城镇的改革，全面地实行分田单干和公企私有化；在社会运行机制上，前者坚持在发挥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后者则不遗余力地将计划经济搞臭，实行全面而深透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在分配方面，前者实行的是分配标准高度公开透明、分配过程充分发扬民主的按劳分配，因之从根本上杜绝了极少数人利用分配环节无偿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行为，后者通过所谓“分配制度”改革，恰恰是要全面地建立起分配标准（如果说有标准的话）高度保密、分配过程暗箱操作，从而不仅使极少数人利用分配环节无偿攫取他人劳动成果成为可能，而且还正是其根本目的的“按资加按权分配”；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前者坚持实行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农民是土地的主人为核心和基础的人民当家作主，后者实行的是雇佣劳动制度，广大工人（包括农民工）因之重新沦为了受资本家和企业老板剥削、压榨、欺凌的奴隶；在政治方面，前者实行的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因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可靠同盟军，每个劳动者都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后者则实行“能人政治”、“精英政治”、“好猫政治”，以能否“逮住老鼠”为看人用人的根本标准，社会因之变成了极少数“好猫”、“能人”和“精英”的天下，工、农大众和中下层知识分子都沦为了被“好猫”、“能人”和“精英”奴役的弱势群体……。而薄熙来在重庆市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要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特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意思，只不过是想对某些“特资”政策进行部分调整，以图缓和“特资”当局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使30年“特资”改革成果得以维护，使“特资”改革中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其他既得利益群体（这是“特资”改革的真正目的）的利益不至于受到侵犯，一句话，好使名为“特色社会主义”实为特色资本主义的局面得以更好地坚持和巩固。这是薄熙来头脑“清醒”的表现，是他的良苦用心，绝非是他政治立场的转变。请凡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仔细地想一想，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近些年某些所谓“左派”人士，把薄熙来在重庆市的那些作为看成是要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重新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那实在是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能看到实质，是看走眼了。

 四、在与薄熙来的“战斗”中，温家宝为什么当了急先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简要地说说而今中国共产党内围绕着如何深入进行“特资”改革所形成的两个战场，或曰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两个战场或曰两条战线，一是前面已经说到的“特资派”在外部与“科社派”之间的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两大派别之间的斗争。二是在“特资派”内部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和斗争。“特资派”内部这两个派别，根据他们对“特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态度，即：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从实际情况出发，对“特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必要的反思，对其中遭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造成并不断地加剧着社会危机的部分的某些进行调整，以便减少弊端，缓和矛盾，从而更好地将“特资”进行到底，还是在坚决地大规模长时间地批判了华国锋的“凡是”论、并以此为据将他撵下台之后，却又重新并更加决绝地搞新的“凡是”论（邓小平的原话是：“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对既定的“特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搞“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搞“一个字都不能动”，从而拒绝任何的反思，拒绝对理论、方针、政策和路线进行任何的调整，并且将要求反思和调整的声音以“搞倒退”、“搞折腾”等罪名坚决地打下去，甚至不惜进行组织的“清洗”，以便“硬着头皮”将“特资”坚持到底。这是两种区别分明的态度，据此可将而今的“特资派”区分为“顽固‘特资派’”和“灵活‘特资派’”这样两个部分。显然，温家宝们都属于“顽固‘特资派’”，而薄熙来则属于“灵活‘特资派’”的范围。这是“特资派”内部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以上就是今日中国共产党内派别分歧和斗争的主要态势。如前所述，这个态势将要长期地持续下去，直到“特资”的理论和道路在中国被彻底地否定、中国重新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为止。

      在分析了今日中国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的态势后，再言归正传，来回答温家宝在围剿薄熙来战斗中的冲锋陷阵问题。在“特资派”的内部，围绕着清剿薄熙来及其相关的人和事的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但是，“顽固‘特资派’”们的“胜利”却是大局已定的。而获“胜”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是他们大权在握，因之在斗争中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相比之下，薄熙来显得势单力薄，也陷入到了“弱势群体”的境地，除了束手就擒，他别无选择。这些就不用多说了。至于在围剿薄熙来的斗争中为什么温家宝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确实做到了“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分析起来其原由主要有三条：

      一是出于他仕宦兼地主家庭的反动阶级立场。

      经查，温家宝出身于一个仕宦兼地主家庭，是天津历史上著名家庭，该市北辰区有地名叫“温家房子”，就是温家当年的地。其伯父温世珍曾经深得大卖国贼李鸿章赏识，日寇侵华期间长期担任伪天津市市长，死心塌地地投靠日寇，肆意祸害天津人民，于1951年7月10日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依法镇压。出身于这样一个仕宦兼地主家庭和大汉奸侄儿的温家宝，其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其对真正的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仇视态度都是可想而知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现在看得很清楚，温家宝就是这样一个混进党里、政府里并通过阴谋手段逐步爬上高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今日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以欧美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忠实代办和走狗，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凶恶敌人。他从其反动的阶级立场出发，自然容不得任何一个“红二代”在政治高层的存在，哪怕那个“红二代”用事实证明是他们的同伙，也容不得任何的离经叛道（注：这里的“经”，是名为“特色社会主义”实为特色资本主义的理论，这里的“道”，是名为“特色社会主义”实为特色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思想和行为，一有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出现，他便会立即挺身而出，凶神恶煞般地冲了上去，如同一条忠实的看门狗，当它发现有人接近主人家的场院时，便会要毫不犹豫的冲上去汪汪大叫和奋力撕咬一样。

      二是出于他“在我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的强烈愿望。

     这也是一种强烈的虚荣心。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虚荣心，自担任总理以后，他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频频作秀，他因此而获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秀才’”的“美名”。这个强烈的虚荣心，他2008年9月下旬在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和第63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番言论，更是和盘托出。在那次访美过程中，他于23日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发表了《继往开来，共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演讲。之后，在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他引用古罗马皇帝哲学家马尔库斯·奥勒留·安托尼努斯《深思录》中的话说道：“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显然，对于温家宝来说，过去“那些所谓的大人物”很快就“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的政治结局，他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是“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的。

      那么，他温家宝能不能实现这个“希望”呢？对此，他很自信，因为他认定他与过去的“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根本不同，其不同点就在于，他给后人留下了“两点精神遗产：第一，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廉洁以外，不应该有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他坚信，依靠这样“两点精神遗产”，他温家宝决不会重蹈前人“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的覆辙，历史和人民定将会永远地“记住这位总理”。温家宝的那“两点精神遗产”（一指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二指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廉洁）的真实性（这是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特别怀疑的）和价值究竟若何，他企图倚靠这“两点精神遗产”而让历史和人民永远记住他的愿望究竟能否够实现，对于这些，本人曾经在《温家宝：怎样才能让人民记住你》一文中（该文至少在我的新浪博客中可以看到）有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这里就不打算多说了。

      古人有言曰：“既生瑜，何生亮？”正当温家宝因自己的“两点精神遗产”而洋洋得意的时候，谁知“祸”从天降，竟突然冒出个薄熙来来了。虽然薄的职位没有温家宝高，但是他自大连市一路走来，却颇有影响。特别是“现任重庆市委”才不过三年多，却在那里搞得风生水起，出现一派新气象（这个事实也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因之哪怕只向毛泽东思想方向有所回归，很快就会面目一新）。不但本市干部群众颇多赞誉，在全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到那里采访的新闻媒体和记者真可谓络绎不绝，且普遍给予了好评；专家学者前往调查研究的也纷至踏来，且同样都给予肯定。一时间竟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全国都在大谈重庆，到处都在热议薄熙来。不仅如此，其影响甚至还远播国外，以至于许多外国的媒体、企业家、政界要人（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刚刚到任100天的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等等），也不远千里万里纷纷造访交通状况远远没有北京和深圳（这才是“顽固‘特资派’”们最希望人们去朝拜和夸奖的地方）发达的重庆，频频访问薄氏……。那影响，那声势，竟然盖过了高高在上且自以为是的温家宝一大截。再加上薄的所作所为都与温家宝的“顽固‘特资派’”立场格格不入。是可忍，孰不忍？因之，温家宝不需要任何人动员打气鼓劲做工作，也不需要给予爱吃的食物的奖励，就主动地积极地充当了围剿薄熙来的急先锋。曾经有一幅漫画，其标题是“武大郞开店，比我高的都不要”。毫无疑问，温家宝就是这样心胸极端狭窄之人。“我是全国的总理，我高高在上、流芳百世是天经地义的。你薄熙来凭什么高过我？你影响竟高过了我，我何以能够容你？常言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当然还有我的同党）现在有这个权力把你搞臭、搞垮，你就非臭、非垮不可；不把你薄熙来搞臭、搞垮，我就有愧我的祖上，我将誓不为人”——这些就是温家宝的内心独白。

      三是出于他抢头功以邀赏的可耻心态。

      上面已经多次说到，温家宝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内一个极右派别的骨干成员。要在派别内部排除异己，把薄熙来搞下去，以便杀一儆百，或曰杀鸡给猴看，是他那个派别和集团的“集体智慧”，是维护和发展他们既得利益的需要。因此，温家宝立志要在斗争中打头阵，当先锋，抢头功。因为温家宝经过盘算，这样做是有大利可图的：既有利于他向派别和集团内部成员显示其坚定和勇敢，以便赢得同伙的信赖和尊敬，而被人信赖和尊敬是温家宝梦寐以求的；又有利于向他这个派别和集团所代表的势力——国内的新生资产阶级和30年“特资”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亦即那些倚靠“特资”改革而“先富”和暴富并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真正主人，不仅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还能够任意地鱼肉工农大众的人们显示其勇敢和忠心，向他们证明温家宝是他们可以依赖的“自己人”；也有利于他向欧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中国30年的“特资”改革，就是秉承国际资本的意志，照欧美资本主义的葫芦画瓢的）表达他的勇敢和坚定，以取悦于欧美洋大人们；同时还有利于他所立誓要实现的“在我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的强烈愿望。真是一举多得的事，他温家宝怎么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呢？

这里的认识论价值，就是通过这场虽然算不得惊心动魄却也令全党内外和全国上下都为之震动的斗争，使全国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全面而透彻地看清了温家宝的面目：他地位极高而人格却极其低下，他官极大而心胸却极其狭小，他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却丝毫没有真正共产党人的气味，他满口仁义道德，内心却充满着小商小贩式的专打个人小算盘的极端的自私自利，充满着资产阶级政客的虚伪、欺骗、狡诈、肮脏和卑鄙无耻，是一个典型的市侩，他公开宣称的那“两点精神遗产”全是假的，是精心琢磨出来用以欺骗党和人民的，他的实际行动与此恰好相反。从温家宝的身上，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在“特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长期污染和教唆下，而今官员队伍的腐败和堕落确实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中央政治局常委加国务院总理尚且如此，其他的官员更可想而知。这个认识论价值绝不算小。

 五，切实吸取教训，“科社派”人士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现实生活常常是最好的教员。而教员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他们各有其用处。毛主席从来都十分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他说，仅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没有党内的陈独秀和王明，没有党外的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许多人就教育不过来。“顽固‘特资派’”所控制的执政当局对薄熙来的处置过程，就给人们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它让几乎所有的国人都为之震惊，也给坚持“科社派”观点和立场的人们上了生动而具体的一课。它表明，温家宝之类的“顽固‘特资派’”们是一伙顽固地代表国内新生资产阶级和其他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对外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党阀、党棍，他们搞的是寡头政治，容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不要说对于“科社派”的正确意见，就是在“特资派”内部，也容不得像薄熙来这样与他们意见稍有不合的人，是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对于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来说，这是一堂不要钱的政治课，在全面而深透的商品化市场化的而今中国，这样不要钱的课很难得。而今它却通过“特资”当局所控制的舆论渠道主动地送上门来。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个受教育的机会，切不可错过，更不可拒绝。

      认真地听取这一课，我们从中所应获得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教益，是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的那句名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首先是“丢掉幻想”。可以说，自打名为“特色社会主义”实为特色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启动以来，在持“科社派”观点和立场的人们中，幻想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近年来，围绕着薄熙来在重庆的某些作为，更是加重了许多人的幻想。其突出的表现有两个，一是把薄熙来当作“自己人”，对他寄予了无限的希望，甚至于还闭眼不看党的“十七大”已经对“十八大”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人选作了明确安排的事实，竟自不量力地向中央上书，推荐薄当下届国务院总理；二是竟然断定上述推荐能够被“特资”当局所采纳。于是欣欣然地沉浸在党的“十八大”将会在选举某某人当总书记的同时，选举薄熙来进入常委以接替国务院总理职务，从而出现由两个“红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