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的认识论价值

薄熙来案的认识论价值

作者：鸟影度寒塘

      闹腾了大半年的薄熙来问题的性质，当局以发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的方式已经作了正式公布（见2012年9月28日媒体）。根据该《审查报告》，当局将薄熙来的问题定性为腐败，其腐败事实主要有：

      “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既然“发现了”薄熙来的“其他涉嫌犯罪问题”，就意味着对他会有一系列的后续处置，对此本文不打算追踪）

      只要稍稍地比较一下，当局这次对薄熙来案情的公布，与过去公布腐败官员的案情，比如同为政治局委员、直辖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和陈良宇的案情，都有着鲜明的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

      一是翻老底。就是不但揭露薄熙来在重庆任职期间所犯的错误，而且连同他“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期间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事情一齐揭露。这是要告诉人们，薄熙来的问题不是后来才有的，是从担任大连市委书记就有的，中间没有间断过，因而薄熙来可算是一个经年历月的老腐败分子。这就把薄熙来从历史到现实全盘地否定了。像这样地揭老底以进行全盘否定的情形，在陈、陈二案中没有过。

      二是连坐家人。从30年的实际情况看，官员搞腐败，其家人，特别是老婆和子女常常是“同案犯”、“好帮手”。这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是百姓们所痛恨的一个方面。然而，像薄熙来这样突出地提到其家人（如：“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在总共210多字的案情公布中，这方面占到了1/3），这在陈、陈二案中是不曾有过的，在30年来其他所有高官腐败案中也都极少见。

      三是突出挑明道德品质问题。虽然正如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早就心知肚明的那样，而今中国的官员，特别是那些手握实权的官员，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是鲜有干净的。但是，当局对此的通常作法都是要么不提及，要么就用“道德败坏”几字一笔带过，包括陈、陈二人也是如此，却从来没有过像对薄熙来这样清楚明白地点出他“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这样突出地把男女关系问题进行揭露确实是极少见的。

      四是大谈“用人失察失误”。在王立军的问题上，薄熙来确有失察之误。但是，从辽宁省调一个干部到重庆市当公安局长，恐怕不是薄熙来一人所能做到的，它至少需要通过公安部和中组部这两个中央部门。特别是任命王当重庆市副市长，更需要得到中组部的同意。怎么一下子就都推到薄熙来一个人的头上了呢？再说了，30年来，“用人失察失误”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绝非重庆一地，亦绝非王立军一人，“带着问题提拔”，“边腐败边提拔”，“越腐败越提拔”，“明知腐败坚持提拔”的现象多的是。也因为如此才有贪官污吏的层出不穷，才有腐败分子的前腐后继。可是过去却从来没有这样公开地追究过。

      经过案情公布上的这些鲜明区别的比较，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最高当局为什么要给予薄熙来以这样的“特殊待遇”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上述的案情公布加舆论宣传，从而把薄熙来彻底搞臭，搞垮，真正叫他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以便把薄案办成铁案，叫他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没有东山再起或者日后翻案的任何余地。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那句口号，“将某某人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比如说，薄熙来在大连市当委书记时，就很出名，当时的新闻媒介，包括中央的新闻媒介，对他都有过大量的突出的报导。在大连市当地，至今仍然有许多百姓和官员在念叨他的好，在称道着他的政绩。有鉴于此，如果不把薄熙来在大连任职期间予以彻底否定，那就等于留有漏洞，就难以办成铁案，难以做到遗臭万年。突出家人利用其职权进行腐败的问题，突出挑明男女方面的问题，突出“用人失察失误”问题，也都是出于这个目的。因为这些也都是人民的痛恨的，是最能把官员彻底搞臭的好由头。总之，经过这样一番与众不同的公开揭露和鞭挞，薄熙来就在他的政治对手们的无数只皮靴底下被践踏得血肉模糊、骨骼粉碎了，还何谈平反昭雪，何谈东山再起？

      当局的以上作为，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是三岁的孩子都能看出其用意来的，因而不必多说。这里重点地想说的是：从近一年来当局对薄熙来的处理过程，再联系他多年以来特别是在当重庆市委书记期间的所作所为，探讨一下这个案件所提供给人们的认识论价值。这样的探讨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来说，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归结起来，薄熙来案的认识论价值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特资”官员队伍的腐败已达“空前”地步。

      先解释“空前”的含义，它体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从量的方面说，是指腐败官员在整个官员队伍中的比例（关于这个比例请见本文后面的分析）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即不仅远远地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甚至于也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其他时代，如国民党时代，军阀混战时代，晚清时代，以及历史上的历朝历代，包括一些朝代灭亡之前的腐败时期（许多朝代在灭亡之前都有过这样的时期，从而才招致灭亡）。从质的方面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官员队伍中的某些腐败行为历史上虽然有过，但其恶劣程度远远逊色于今日；二是指许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腐败行为，现在也与时俱进了，都有了，超越前人了。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量与质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数量决定着质量，当腐败官员的数量达到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整个官员队伍的性质便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辩证法原理，再根据下面将要提供的数据，来判断“特资”官员队伍的整体性质。

       “特资”官员队伍的腐败程度问题，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了。过来人都会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亦即实行“特资”改革开放后不久，曾经出现过一次全国性的学潮。当时全国各地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所高举横幅上写的就是“反对腐败”。当时，社会上还广泛地流传过一个说法：把中国的官员排成一列长队，挨个儿枪毙可能要冤枉好人，隔一个枪毙一个必然会有贪官污吏漏网。这里讲的就是官员队伍的腐败程度，意指腐败官员已经超过了半数以上。

      自那以来时间又过去快30年了，所有的地球人都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亦即随着“特资”改革持续时间的延长，中国官员队伍的腐败程度同样也在与时俱进。虽然现在的国人，对于官员队伍中的种种腐败行为，诸如公款吃喝玩乐，索贿受贿，官商勾结，“包二奶”、养情人、嫖娼妓、专奸处女、诱淫幼女、“在床上培养女干部”，集体腐败（窝案），“前腐后继”，携巨款外逃，裸体做官，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以及吃空饷、玩失踪等等，早已经是“审丑疲劳”了，实在不想再过多地去关注它们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百姓们不想去关注它，可它却总是自动找上门来骚扰百姓，想躲也躲不过。因而，官员队伍的腐败“空前”越来越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感知。这样的事例很多，这里只提到其中的一个：

      湖南省的朱某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诈骗团伙，利用网络搜索方式搜索到黑龙江省国家公职人员、企业老总和学校领导的个人信息，然后通过PS合成色情照片寄给当事人，同时开出10到50万不等的勒索单，有的还追加勒索达100万元以上。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到案情被揭发，罪犯已经交待犯罪事实时，经核实被勒索的有104名官员，承认被勒索的却不足一成，其他九成多的官员拒绝承认受到勒索。究其原因，用媒体的话说是“做贼心虚”，即他们中九成以上的人都有过诈骗分子们所指的腐败行为，因而既不敢抵制犯罪分子的勒索，在犯罪分子落网后也不敢出面作证。考虑到那帮犯罪分子原本不过是些普通公民，他们根本没有远在几千里之外就知道那里哪些官员是腐败分子的可能，因而他们的搜索只能是任意搜索，由此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今官员队伍的腐败率已经超过了90%，真正是普遍化了。这样高的腐败率，是不是史无前例的呢？

      同为湖南省，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名叫姜宗福的人，他曾挂职该省某县级市任副市长。入职后，他很快就察觉到即使是一个挂职的“副县官”，既已加入到所谓“领导干部”的行列，职务所带给他的诱惑（实际上指种种糖衣炮弹的袭击）便立即纷至踏来，防不胜防，即使是有“当清官”的明确目标和决心，也很难做到洁身自好。有鉴于此，为了不至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在当官1738天后，便主动地挂印离场。离开后，他利用住医院做手术的机会，写了一本名为《我的官样年华：一位挂职副市长“卧底”官场的原生态生活纪实》的书，对今日中国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进行了真实的回顾和披露，并庆幸自己能够全身而退。当记者就此采访他时，他深有感触地说道：“说没有诱惑那是假话。就看理智的煎熬（好一个“煎熬”！）能不能够战胜欲望。我从政的时间不长，时间长了，我也很难保住。” 无独有偶，2012年4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登载了一篇《听副县长说“想廉洁很难”》的文章，讲的也是社会大环境使得官员们就是想做清官也很难做到的社会现实。以上两位官员的话，既揭示了“特资”官员队伍“空前”腐败的原因（虽然只是摆出了表面现象，根本没有触及到事物的内里），也确证了今日“特资”官员队伍腐败“空前”的真实状况。

回头再说薄熙来，当局关于他的腐败案情的揭露，更进一步地增强了全社会的对“特资”官员队伍腐败达到“空前”状况的认知。因为，如上所述，薄熙来从当大连市委书记，到当辽宁省委书记，当商务部长，当重庆市委书记，一路走来，一向都是以道貌岸然的的面目出现的，都是以正面乃至英雄形像出现的。然而，现在最高当局却证据确凿地告诉我们，薄熙来在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之类招牌掩盖下，竟干尽了种种腐败勾当，是一个腐败透顶的家伙。面对当局公布的薄熙来的种种腐败“事实”，凡有思维能力的国人都会发问：像薄熙来这样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三刀的官员，在现今的官员队伍中难道就只有他一个？那些仍然在职在位的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在台上以正人君子面貌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他们中有几人会是干净的？是经得起党和人民认认真真的检查的？这是薄熙来案提供给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认识论价值。

                    二，薄熙来案主要是“政治案”而非腐败案。

      对中国官场状况有所了解的人都深知，自从实行“特资”以后，从表面上看，当局几乎每天都在强调官员们要树立什么什么观念，经受住怎样怎样的考验，以做到清正廉洁，云云。但是，那些话都不过是领导人的讲话，是报刊文章，是党课教材里的话，是摆在桌面上用于装璜门面的话，官员们却是并不听的。在实际中，官员们看重的是谁更能用公款大搞吃喝玩乐，有多少个“红颜知己”即“二奶”、情人之类，更能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人、亲友多多地谋取私利即“逮住老鼠”，以便实现“先富”和暴富。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与时俱进的表现。相反，如果有谁在挥霍公款面前缩手缩脚，在女人面前循规蹈矩，在以权谋私面前谨小慎微，那他就会被其他官员看成是另类，被斥责为“思想保守”、“观念陈旧”、“死脑筋”，甚至于被斥责为“思想僵化”、“坚持‘极左’”。官员们思想的这种解放，观念的这种更新，脑筋的这种“开放搞活”，正是导致官员队伍腐败“超前”和“普遍化”的根源。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在官员队伍的内部，像薄熙来这样的高官高官厚禄者们利用工作之便利搞点腐败，比如说，受点贿赂，为家人谋取点私利，搞几个中意的女人，等等，那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甚至于是很应该的事情，是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他们都是“好猫”，既是“好猫”，自然就要得到好待遇，这也正符合“效率优先”、“能人先富”、“共产党员带头先富”等等原则。不过有一条，他们可不能撞到“枪口”上，如果撞到了“枪口”上，那便就要坚决处理，这是维护当局政治面子的需要。从30年来情况看，每个贪官污吏的被处理，包括陈、陈二人，都有他的“枪口”，与以往被处理官员不同的是，薄熙来的“枪口”是他在政治上显示出的另类，他因之才遭受到如此的厄运。就是说，薄熙来的问题主要是政见问题，腐败只不过是找的一个由头，是个借口。

      关于薄熙来的问题主要是政治分歧而不是腐败，有许多证据可资证明，这里只着重地提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相关言行就足够了。凡看过那场招待会电视转播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当回答到“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时，温家宝立即义愤填膺起来，他把一直握在手中的铅笔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扔，而后激动不已地说道：“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诚然，王立军案是突出的腐败案，但他毕竟只是个刚刚提拔的副市长（副省级干部），且其案件的调查还只是“取得进展”，还远远没有水落石出。再说了，众所周知，30多年来，温家宝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全国发生的重特大腐败案件多的去了，经过这样的长期历练，对于官员的腐败他早就见怪不怪了。正因为如此，30年来从来没有谁见过他温家宝因一个官员的腐败而义愤填膺、激动难制过。唯独王立军案使得他那样地失态，那样地难以“包容”（这可是一个近年来由包括温家宝在内的最高当局着力倡导，从而影响遍及全国，比如首都北京就用它作了“城市精神”的时髦处事态度啊）。可见，温家宝那天失态的真实缘由绝非腐败。

      那实际是一个面对全球媒体的场合。在那样的场合，温家宝恶狠狠地训斥道：“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他这实际上等于是点了薄熙来的名。而当时薄不仅是“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而且还是“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面对这样一位人物，一向以道貌岸然面目出现的温家宝，一向喜好用亲和与“包容”姿态笼络人心的温家宝，如果不是因了某种刻骨铭心的原因，是绝对不会公开地这样地撕破面皮去点一个当时还仍然“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兼地方大员的名的。诚然，就一般意义说，一个地方出了重大腐败案，提请那里的党委和政府进行反思，吸取教训，也并不错。问题是，如前所述，自“特色”以来，省、市、自治区这一级官员中的腐败早已经是前腐后继、司空见惯的；有的甚至于一个接一个地落马，正职落马的也不在少数。就在温家宝当总理的国务院，就接连出了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2006年）、郑莜萸（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2007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正部长级腐败官员。然而，有谁看见温家宝像这回对待重庆市这样公开地勒令那里的“现任”党委和政府领导“必须反思，并认真从中吸取教训”过呢？而且，要说“必须反思，并认真从中吸取教训”，也应包括他温家宝自己。可是，不但温家宝从来没有过，其他温家宝级别的官员们也从来没有过。那人们就会要问了：温家宝为什么如此地对重庆市另眼相看，给予重庆以特别的“厚爱”和“关怀”呢？难道这中间仅仅因为一个副省级干部的腐败，而没有别的更重要的缘由么？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温家宝还面对全球记者提起萝卜根也动地讲了这样一大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由一个副市长的腐败（如前所述，这样的腐败案30年来已经屡见不鲜），竟然扯到“建国以来”，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来”，扯到“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未来”，还有诸如“弯路”呀、“抉择”呀、“命运”呀、“教训”呀、“信心”呀等等。他甚至还扯到文化大革命，说什么重庆的事情表明“‘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弄得不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照他所说，如果继续允许唱“红歌”，允许打击黑恶势力，文化大革命就会“重新发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太容易了，因而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也就太不值钱了；既然如此，那他温家宝又何必要对文化大革命那样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呢？可见，他说这些话完全是为了耸人听闻。如果仅仅是因一个副省级官员的腐败而讲这大一通，这不是扯得太远，太文不对题了吗？但是，温家宝的这些话不过是借题发挥，是要借王立军案发泄他对“现任重庆市委市政府”主导的“唱红打黑”、消除两极分化等等举措的严重不满和深切痛恨。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理解，温家宝的这番话就不但不是扯得太远，不是文不对题，而恰恰是切合胸臆，句句都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儿切齿痛恨。

      那么，“现任重庆市委市政府”亦即薄熙来究竟是因了什么而这样深深地得罪了温家宝呢？这就要看看薄熙来在“现任重庆市委市政府”三年多的时间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自“特资”伊始最高当局就特别强调、并严饬全党要切实做到的）的事情。确实，薄熙来到重庆市担任市委书记后，利用重庆市这个平台，提了些与众不同的口号，做了些与众不同的事情。比如，中央的口号是“和谐社会建设”，他突出强调的是“建设‘五个重庆’”；中央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他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和“唱读讲传”（其实，“唱红”和“打黑”都不是薄熙来的发明，但是他在重庆把这两个事联系在一起，而且搞得有声有色）；中央也强调要“关注民生”，但是主要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举措，他在重庆却搞了个“民生32条”，把一句空洞的口号变成了全市干部群众的行动；中央提出要解决因“特资”“分配制度改革”而导致的分配严重不公问题，但也是说得多，做得少，只见打雷，不见下雨，喊喊了八年，也没有拿出一个哪怕是供讨论的方案来，他却别出心裁地制订出具体的政策措施，甚至于还规定出时间表，发誓要在重庆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还有，像在大连市任职一样，他在重庆任职时间虽然不长，却搞得全国乃至在国外都有影响，引得许多外国媒体和政要前往调查访问。在温家宝们看来，这些都违犯了“特资”改革的初衷，都严重地触犯了30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其他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这简直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可忍，孰不可忍？正是上述这些深深地开罪了新生资产阶级和其他既得利益群体的忠实代表温家宝们，也就注定了薄熙来政治生涯的终结。至于王立军案，如同一个人遇到恶狗的袭击，迫切需要一根棍子来抵挡，刚好树上掉下一根棍子来，于是他就如获至宝地立即将棍子拾到手中来挥舞一样，王立军案只不过为温家宝之流搞掉薄熙来这条“恶狗”及时地提供了一根“棍子”罢了。根据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原则，即使没有王立军案发生，薄熙来也是要在党的“十八大”前被搞掉的，只有具体由头上的某些区别而已。

      至于最高当局最终将薄熙来定性为腐败，则是温家宝们所最好找也最可利用的由头。关于“最好找”，在前面谈官员腐败“空前”和普遍化时已经讲到——在“滔滔者比比皆是”的“特资”官场生态下，薄熙来大概也难以“超凡脱俗”，难以做到“长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因而只要动用手中所掌控的些许权力，稍稍地下点功夫，他的腐败证据便能找到。至于“最可利用”，上述薄熙来在重庆的那些另类行为，虽然是温家宝们所最痛恨的，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真正缘由。但是，那些另类行为都有其合理性、正义性，都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而，都不能作为把政治对手搞掉的理由，理由只能另找。打个比方说（仅仅比方而已，没有引申的意思），这同楚怀王不能以爱国为由而放逐屈原，秦桧不能以抗金为由而杀害岳飞，必须另找“理由”是同一个道理。而在所有能够找到的理由中，腐败是最好找（已于上述）也是最能把一个官员搞臭、搞倒的。计策已定，事不宜迟。刚好王立军事件又“恰逢其时”地出现了，真是天赐良机，神助我也。于是，薄熙来就这样被冠冕堂皇地搞下台了。在薄熙来老婆案审判结果公布后，广大网民曾认定该案是“先判后审”，而薄熙来案则更是如此。而且，谷开来案虽然审结在先，但是它的“先判后审”却是源于薄熙来案的“先判后审”的。这是因为，薄熙来得罪温家宝们在先，谷开来案发现并审结在后。像王立案一样，谷开来案也是被温家宝们所充分利用的。这些才是薄熙来案的真实情况。

三、围绕薄熙来的斗争，是“特资派”的“内部”斗争。

      关于这个问题，分两点来说。一是中国的“特资派”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了，而是已经公开地分裂成两派了，而且分裂既已产生，就很难弥合，只有经过组织上的坚决清洗，就像当年“特资”改革启动的初期，坚决地清洗那些坚持要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一样。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说，这很好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使分歧得到暂时的解决；二是对薄熙来要有正确的认识，归根结底，他属于“特资派”而非“科社派”。现在先说第一点。

      自从实行“特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就形成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继承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一方（可简称为“科社”或“科社派”），和以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为一方（可简称为“特资”或“特资派”）的两种理论体系、两条道路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个对立和斗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三大改造”开始以来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其在上层，最初主要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对立和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而是继续在新一代“科社派”和“特资派”之间进行着。直到今天这个对立和斗争仍然还在继续，而且，只要产生分歧和对立的根源仍然存在，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在两派的对立和斗争中，由于“特资派”篡夺最高领导权成功，掌控了党、政、军、警以及宣传舆论等等一切大权，因而30年来一直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科社派”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