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十七、工矿农村文革

十二月四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康生在会议上说：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基础，基础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它是经济基础，工厂也有上层建筑。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业、农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防修、反修问题上认识不够，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谷牧汇报的第一条、第二条理由站不住，对主席思想很不理解，须要认识。

十二月四日，林彪在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林彪在会议上说：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工矿企业的问题不大，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工矿企业，有党的领导是好的，但我们要看到基础是旧的。尤其是开国以来我们没有经验，学了苏联的一套，什么“厂长制”，“物质刺激”等等。现在是上层建筑的革命，经济基础也要革命。工矿企业的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比较轻，而是更严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此后中央开会就不再通知他们参加。）

十二月六日王力在会上说：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20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十二月六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

澄清几点意见。

十二月六日陶铸在会议上讲话：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作总结发言：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如何摆法？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的信说：

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发［66］603号

（这一文件发至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

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一切革命串联，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

    （五）传达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贯彻中央十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在毛泽东处，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研究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周恩来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参加工交座谈会和来京的省市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讲话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涛。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关锋对中央和国务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员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

第三个问题：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十一月十日有《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群众把社论冲破了一些，领导同志和干部也不大懂，运动比设想的更大，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我们看得更远。

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的，被吞没的，观潮的三种。

主导是革命，抓了革命就可促生产，拿生产压革命就错了，不是真革命。有的人口头革命，使革命、生产都未搞好，那就更错了。

这个生产班子是独立的，不受文革领导，属国务院，以后派一个副总理管也行。这样的班子要健全，改选产生，由工作人员选，条件是以革命为主导方面。

主席不赞成动不动就停职检查，应放在后期处理，停了职他休息，不好锻炼，群众也不好监督。如原甘肃省委书记停职后很轻松，而新任省委书记工作也难开展。其实彭真的罪恶大得很。可是他现在最轻松，当然，精神上不轻松，他不可救药，只能靠边站去了。主席一般不主张停职检查，停职了反而不好处理，不好做反面教员。但是我们也不要保，靠自己。以前我们保过，比如说民主人士，年纪很大，快死了，何必一棍子打死？

我不赞成绝食，有的学生搞绝食斗争，只好劝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合理的就答应，不合理的就劝，还是要吃好饭，睡好觉。

今天中层干部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要自觉。参加过一部分领导，有的是所党委书记、所党委委员，是所的当权派。把院里搞完了就到所，所以下就是处，处长在一个处又是当权派。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如科长在一个科里还是领导，也要检查。矛头要对院，也要把自己检查出来，一方面揭发院里，一方面自己解脱，要是都推给院里，以后到自己头上反而苦了。不如既揭院党委，又联系到自己，这样更深刻。

工人有组织权，你们已经实现了宪法。只要接受党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各派组织都允许。在串联中，打破了原来的限制，现在学生可以到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联，只要不妨碍业务。厂矿企业、科研单位一般在本市进行业余串联，必要时可派代表进行上下串联，或者轮流出去。上次我接见六个分院的代表（按：指十二月八日的接见），答应了可以串联。但长期串联不行，业务要保证，必要时派代表轮流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人数要少，时间十多天，他们很赞成。工厂也可以这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刊登王力 贾一学 李鑫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主要特点。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的阶段。

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

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

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六)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就《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中提出：农村除允许成立红卫兵组织外，“其他的革命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的内容请示毛泽东：“其他革命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一句可以考虑不要，因农村中已有贫下中农协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民兵、红卫兵等组织。

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

谭震林在会上就草案说明：这个文件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主起草的；在讨论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分期分批。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