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一问中央文革小组》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在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出现了一片空前未有的大好的革命形势，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但对运动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最近以来发生的一些现象，我们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明白，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麽，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符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因此本着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我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以下一些问题： 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时时事事处处都要牢记心间。许多中央首长，像林副主席、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陈毅副主席等在接见革命师生时，总是讲主席英明、伟大、正确，讲主席怎样教导，讲自己跟不上主席思想，每次开会都不忘学习主席语录，而中央文革小组一些同志也经常接见革命师生，也经常讲话，但他们中的一些讲话很少引用主席语录，很少说主席的英明领导，很少提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经常听到是：我说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支持你们；不然的话，我就怎样怎样；我要你们做甚麽甚麽……为什麽处处突出这个“我”字呢？ 二、前一阶段由于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造成了白色恐怖。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及时扭转了这一局面。而最近又有一些人采取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些人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保皇”，“修正主义份子”……并且全国通牒，四处捉拿，封街道，查火车，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其名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质难道不是更大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吗？更大的对立情绪不是正在形成吗？这一切究竟是由何方引起的呢？是谁在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 三、毛主席教导我们“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为什麽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不深入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而是偏听偏信呢？就拿我们北航来说，为什麽中央文革小组有些同志就只听“红旗”战斗队一方面的意见，根本不听红卫兵一方的意见呢？为什麽有些情况《红旗》反映得根本不符合事实，而中央文革小组也完全相信，根本不下来调查一下呢？例如：十月中旬，我院红卫兵赤卫队及林学院等其他一些院校的红卫兵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反映情况，等了十一天十一夜，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接见，最後还是总理出来接见的。而我院《红旗》反映情况确为什麽很快到达中央文革小组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群众之上，而是深入於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於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即使我们的红卫兵有些地方不对，难道就应该采取不理不睬冷淡的态度吗？ 四、中学革命小将在文化革命中，遵循主席教导，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他们最先掀起了社会上的扫四旧，是他们最先成立了红卫兵，是他们首先批判揭发工作组；是他们首先打破了校与校之间的界限，搞起了大串联；是他们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很多好的倡议……在中学小将们大干特干，大闯特闯之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你们支持了没有？你们鼓励了没有？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一个承认红卫兵，支持红卫兵，赞成红卫兵（那时的红卫兵绝大多数都是中学小将）当运动中中学小将在一些具体作法上出现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时，有些人藉此大骂小将们是“保皇派”，“镇压革命的工具”，“刽子手”“等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为什麽不出来支持革命小将，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更高地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励他们更好地干革命？甚至还听说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某些同志也骂中学小将是“大棒子”“宪兵队”，并建议在运动中做出巨大贡献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解散，这是甚麽原因呢？ 五、十一月八日有一些军事院校的学生及北航红旗部份战士冲入国防部一事引起了军委的重视，於是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军委召开在京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当时周总理，陶铸同志，军委四位副主席及许多军队首长都出席了大会，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为什麽没有一个人参加？还有些人冲进国务院，中南海，直接威胁到主席安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为什麽对此事不表示态度？而是由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等副总理出面表态？ 可能有些人读了我们的文章後，会大骂我们是炮轰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说，绝不是这个目的，我们的确有许多问题不明白不理解，心里有话，不能不讲，说出来总比闷在肚里强。讲对了很好，讲错了。我们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的！只要是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们是在所不惜的！ 最後，让我们一起学习一段主席语录：“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编者按：有些人骂他们是“保皇派”，“镇压革命的工具”，“刽子手”，“反革命”，“右派”，“修正主义份子”……并且全国通牒，四处捉拿，封街道，查火车，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错误也认识不够，难道说仅仅是在一些具体作法上出现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吗？尤其不妥地是，他们还为这时已经干了许多坏事的西城纠察队辩护。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牢牢地把握斗争的大方向；批判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少奇、邓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二问中央文革小组》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们贴出了《一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在这个大字报中，我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几个问题。现在我们再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几个我们所不理解不明白的问题，不对之处，热情地欢迎中央文革小组和广大革命群众批评指正。 一、十月六日第三司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大会。十月八日第二司令部和第一司令部的部份院校在北京也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却没有一个同志参加。同样都是红卫兵，为什麽中央文革小组对第三司令部特别重视呢？而对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如此冷淡呢？难道只有第三司令部才有资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林付主席说过：”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么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为什麽不支持第一司令部还第二司令部的红卫兵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呢？为什麽不相信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的几万红卫兵也是要革命的，也是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为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呢？ 二、中央曾一再指示，对所有的革命组织都要一视同仁，那么为什麽中央文革的某些同志对红卫兵却不一视同仁呢？为什麽对航院《红旗》更是特别宠爱，多次单独接见他们呢？如十一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就单独接见《红旗》，有些其他战斗队的人要求进场时却被拒之门外，而且会议一律不许作记录，一律不准外传，如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方针政策，为什麽不敢拿出来交给群众，为什麽害怕与群众见面呢？在我院《红旗》战斗队也没有联络员，有问题随时都可以找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有指示随时召见《红旗》战斗队，而其他一些战斗队尤其被人称为多数派的战斗队却往往等好几天也见不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难道就只有《红旗》是革命组织是左派吗？而我院其他战斗对和其他院校的许多战斗队就不是革命组织，就没有左派吗？ 三、大连海运学院打响了红卫兵长征的头一炮。这是红卫兵熟悉社会了解群众进行艰苦锻炼的伟大创举，中央文革的某些同志，当你们听到大连海运学院长征队的消息後。你们的态度是怎样呢？你们支持了吗？你们鼓励了吗？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首先发现了这种新生事物，支持红卫兵去长征，首先鼓励红卫兵到社会实践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四、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後，有一些人不相信毛主席会支持长征，甚至於认为鼓励长征是阴谋。於是就到陶铸那里去讯问，陶铸同志告诉他们主席是很支持长征，周总理也认为这篇社论讲的不错，他们仍不相信，却指名要求戚本禹同志接见。为什麽这些人不相信陶铸同志而相信戚本禹同志？为什麽呢？ 五、由于前一段实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实行白色恐怖，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领导下很快认清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然而有一些人现在还揪着工作组不放，不断叫他们写检查，还有叫他们劳改……难道广大工作组的同志就不愿意革命吗？难道这部分同志就不愿意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为什麽不把他们解放出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那么对於目前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表示了甚麽态度？难道还允许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吗？ 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时时处处都是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要认真地相信群众，真正的依靠群众，真正的放手发动群众，相信95％以上的群众是要革命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错误的！ 最後让我们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 “共产党员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 （这篇大字报主要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对两派不是一视同仁。这当然是不对的。中央文革在政治上只能支持紧跟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造反派，不可能同样支持违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保守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陈伯达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志的谈话 因为工厂发生几件事情，都说是这些学校的学生搞的，搞来搞去就搞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因为这些少数派是我们保护过的。现在你们的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指挥过，可是有人就说我们是幕后指挥者。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幕后指挥。 你们到工厂去，和工人一起劳动、学习、革命，我们都赞成，但是当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拒绝你们，你们也不要勉强，你们看我这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大毒草吧？ 听说上海工人贴我大字报，说我的电报是大毒草，我根本不辩护，可能明天大街上贴了很多大字报，说陈伯达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如果你认为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那完全可以贴大字报。电报主要是说，让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交通，有问题就地解决，必要时可以派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来那么多。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子就没有理由了，社会上就不同情我们了。我们说工厂革命有根本两条是：一条是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保持，搞三个钟头或四个钟头的文化革命，总之是在业余时间，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业余时间由群众自己支配，这是第一条。还有一条是，组织一个领导的班子，由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好的老工人和优秀的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抓好生产，这样我们就能搞好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午，原北京林学院红卫兵群众参谋部负责人李洪山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在林院职工食堂门前的大字报栏上贴了一张“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认为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非找中央文革小组不可。对中央首长的讲话大量翻印，有时搞得出入很大。许多人光中央首长讲话就有好几册，整天看中央首长讲话，这样就不能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文化大革命。对群众自己的独立思考，自己解放自己是很不利的。我们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革命青年，培养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以就必须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发挥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再次，首长讲话是根据某一部分人，某一具体情况讲的。但有人不问当时情况如何，不管是否符合自己的情况，就大量翻印，按此照办，有时出入较大。结果在群众当中影响很大，起了包办代替的作用。 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为此，我们认为： 1. 中央文革小组变成一个联络站的形式，应深入基层了解运动的情况，听取人家的反映，不要下框框，定调子，让群众在大革命运动中自己辨别是非，分清敌我，提高认识。 2. 要及时出社论，指导群众深入学习毛著，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认为，这样做符合十六条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我们的意见，提供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考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外地革命师生同李洪山辩论整理的会议纪录 11月30日中午，原北京林学院红卫兵群众参谋部负责人李洪山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在林院职工食堂门前的大字报栏上贴了一张“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我们将与李洪山辩论的会议纪录整理如下：请同志们耐心地阅读，并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批判李洪山的言论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李洪山的“讲话”与谭力夫的发言同样是株大毒草。对於谭力夫的“讲话” 时间： 1966年12月1日 上午九点 地址： 杭大楼414室 参加者： 除李洪山外，有福建师范学院、浙江绍兴一初“五湖四海红色造反总部”、黑龙江双城县杏山中学、 黑龙江省佳木斯手工（业）中等学校、林院林业系捍批队等单位的部份师生、林院部份工人参加了辩论会。 问：“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这一口号提出的理由是甚麽？ 李反问：“你们的看法如何？” 众：“我们的观点是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 问：“写这幅标语的经过怎样？思想的指导是甚麽？” 李反问：“你们为甚麽说这幅标语反动呢？” 众：“我们要你说。” 李：“那我就说：先读几条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凡事要动脑筋想一想……’我为什麽要写这幅标语其理由有三： （1）（先念十六条中的第九条，念到桥梁时说）中央文革小组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起桥梁作用的。虽然是权力机关但是不能领导，不管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都是经过群众全面选举的，像巴黎公社那样。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条中，并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不要经过群众选举。中央文革小组也是一样，说它是合法，没有理由，说它不合法，它还存在。所以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管是谁指定的，这是原则问题，必须踢开。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可以包办代替。 （2）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都是蹲在北京，不到外地。陈伯达讲话‘林院我现在还没有去过，以后有时间去”。到现在还没来一次。北大、清华倒是去过。小组的人不少，正组长、副组长从来不来蹲点，即是中央文革小组为什麽完全在北京。新疆、哈尔滨、广州也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一个人。都是群众自己搞。毛主席说：“谁不到群众中来，就不能当领导。”毛主席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夸跨其谈，乱发议论。见到中央首长讲话就抢得要命，视为珍宝。现在已有八册不学十六条，不看最高指示，连十六条中指出的六篇文章谁学到了？有几个人看？恐怕有人现在还没学过。若看首长讲话，没有时间看最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不行，他还得当小学生，不能当领导。他只能当小学生，不能当先生。副统帅林彪同志讲，要好好听听最高统帅的话。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的讲话都要用最高指示去分析。甚麽东西都要怀疑。现在一事一物划框框，特别最近北大辩论会一开始就定调子，这就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辩论一天聂元梓就烦了，群众不干又辩论一周。变来辩去，终归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现在北大聂元梓搞得四分五裂，有新北大红卫兵、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战斗队等等。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是谁我就不说了。总之，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智谋。 （3）10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十三期社论以后，北京掀起了高潮，两派是比较和睦的。如林院东方红找我们，我们也找东方红商量。但时间不长，只有三次。十月六日第三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从此两派就分开了。到今天有两个月了，仍然是分裂。追根追到中央文革小组，到11月27日有些人还是坚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用阶级观点分析一个月以后，还是这样。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这样的传单满天飞。北京这样，全国也是这样。为什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有那么多的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是大民主，所以我才写这幅革命的标语。有甚麽不合法的？！法律上也没有规定，我们有自由言论的权力。要在前三年，我写了就不在这里呆了。我写的都是革命的大字报、革命的标语。即使是右派，也要放在运动後期酌情处理呢。 另外，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谭力夫。谭力夫的讲话，陈伯达讲是一株大毒草。我说是革命的演说，基本精神符合毛泽东思想。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说：‘毛主席批示大量印发’（众追问）是听联络站说的，你去调查。谭力夫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是革干子弟，中共预备党员，北工大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一个（复）杂的文革小组。《红旗》十三期社论後，哪个组织，哪个学校，如果不太广播批判谭力夫的，就不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学校都一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把矛头指向革命的群众。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说：‘现在还没有把谭力夫打成反革命。’现在没有，将来没有。批判谭力夫讲话，是群众斗群众。发动了95％以上的学生来批一个普通学生，这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向群众斗群众。即使是右派现在也不能批判，要放到後期去处理。根据这三点已完全可以踢开。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全都下来。这样的文革小组不踢开行吗？！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要下来，他没有全面调查，他没有去过哈尔滨、新疆、广州（念毛主席语录）到群众中去调查……” 众问：“毛主席能不能到全国各地去呢？” 李答：“这个问题於那三点无关，我不回答。谭力夫的讲话我认为是革命的演说，不能批判。” 众问：“为什麽？” 李答：“因为（A）用阶级观点分析，（B）矛头指向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C）激起了群众敢想敢干的精神，基本上是符合毛主席阶级观点的。” 众问：“错在那里？” 李答：“讲阶级路线有些偏激。” 众问：“谭力夫讲主席廿年代讲的，你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怎麽行？这话对吗？” 李答：“这话是对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反对硬套。谭力夫主张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念林彪讲活学活用，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 有人问：“那么你认为谭力夫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的模范了？” 李答：“基本上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箸作的模范。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更是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永向东战斗队等《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甚麽路线？》 毛主席亲自提出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但是从今年六月以来，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却是曲折地发展的。 六月一日，我们伟大的统帅批准广播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後，似如一颗特大的原子弹，在北京，在全国立刻爆炸，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由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中央，北京新市委某些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许许多多的革命闯将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等等。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被熄灭了。 在这个时期，即从六月二日以来到七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来扭转方向。直到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到北京，才把运动的方向纠正了。从此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说一不二。他们到处参加斗争、批判、辩论会。还给做些指示。在人们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的讲话比最高指示还重要似的，视如珍宝，到处传抄。指导运动。有些同志给群众定框框，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如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在北大广大师生员工批判张承先的工作组的大会上就给定下了调子，说张承先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扼杀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由此，目前北大师生员工四分五裂。若问一个同学：你们北大有多少红卫兵组织？他会说，“多极了！”“数不过来！”在北大至今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学生运动的领头人。 从十月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後，北京市立刻又出现了一派沸腾的新气象，群众运动的高潮又来临了。可是时间不长。在十月六日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讲了话。从这天後，在北京市，在全国又搞起了群众斗群众的新形式。“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等等口号满天飞。从此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并非全体同志）打着“掌握原则，掌握策略，懂得策略”的旗号搞关门主义，执行“左”倾路线，把运动又引向了邪路。 从十月三日至今已两个月。这两个月仍然是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却至今不觉悟。在十一月廿八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还讲：“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甚麽‘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混淆了矛盾性质，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左”倾路线最严重的事例：把一个青年学生提出的基本上是革命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的血统论，是地主阶级的哲学，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阶级分析相对抗的，而却忘记了目前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某个问题，在一定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只看表面，不看本质，抓其一点，不及其馀。对“谭力夫的发言”这一革命的发言，视为“大毒草”，“修正主义的”，“形左实右得很”等。有组织、有目的挑动一大部份群众（几乎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去批判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发言（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红卫兵）还说甚麽“批判得好！”“应该批判！”“批判他的讲话又不是批判他这个人，又不让他弯腰带高帽子。”等等。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掀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的高潮给打了下去。 敬爱的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敬请您对此调查，尽快地拨正航向吧！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沿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前进！我们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保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管它是以右倾出现，还是以两面派出现，还是以“左”倾形式冒出来，我们坚决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它批倒、批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坚决认真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发扬干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积极响应您的：“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鲜红鲜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赤化世界而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於生命！ （它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左”倾路线。具体的事例有：从六月二日以来到七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来扭转方向。江青等在北大定下了调子，说张承先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扼杀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十月六日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并非全体同志）打着“掌握原则，掌握策略，懂得策略”的旗号搞关门主义，执行“左”倾路线，把运动又引向了邪路，在全国又搞起了群众斗群众的新形式。“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等等口号满天飞。最严重的事例：把一个青年学生提出的基本上是革命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的血统论，是地主阶级的哲学，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阶级分析相对抗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