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毛主席始终注意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发展，在农村干部中滋长了懒、馋、贪、占、变思想，他们多吃多占、贪污腐败，脱离群众问越来越突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在工厂企业领导阶层中也出现了脱离劳动、脱离工人群众，而又对工人关卡压的官僚主义者。在老干部中许多人官当大了，住大院子，有汽车，有服务员服务，生活特殊，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引起了工农群众不满。凡此种种，说明党的中高级干部中有些人已经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了人民的老爷。在国际上，赫鲁晓夫与美国搞“和平竞赛” 、 “和平共处” ，反对武装夺取政权，鼓吹“和平过渡” ，在苏联内部又搞“全民党”，“全民国家” 。与赫鲁晓夫在思想上相呼应，我国党内出现了“三和一少” 说法。 1962年党内高层不少人主张“包产到户” ，向私有化倒退。毛主席总结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经验，指出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会使党内产生一批批的修正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它们会腐蚀党，夺取领导权，利用党达到资产阶级要达到而又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因此，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对我党的侵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发动了三反、五反，以后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并于1965年1月提出，农村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建国后，刘少奇先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强调依靠资产阶级发挥其作用。接着反对农业合作化（主张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1956年在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后，与邓小平一起对毛主席封锁消息，另搞一套，以至于毛主席拿着党章和宪法，对他们进行批评；他们还一起否认资无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刘邓都主张包产到户。1964年刘少奇在农村四清中形“左”而实右，抛开95%的干部和群众，搞扎根串联，秘密联络群众，在运动中抓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矛盾、党内外交叉的矛盾，因而掩盖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实际上充当了资本主义势力的保护伞。1963年1月，毛主席在“二十三”中提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事实证明，刘少奇、邓小平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赫鲁晓夫。不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党，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 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鉴于以前的运动都没有解决问题，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接依靠亿万人民起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起来之后，刘少奇、邓小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把革命群众打成野心家、反革命 ，予以镇压。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在五十年多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教育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后，毛主席又多次说，文化大革命既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一些老同志思想上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中有一些人满足于由过去的人下人变成了现在的人上人的现状，不许触动现在的利益；另一些虽无做人上人的思想，但不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消灭一切阶级的思想准备，同样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关。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革命的账”，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王震将军就属于后一种人。多年以后，王震忏悔说，过去我们对毛主席的话不理解，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1993年去世前又多次感叹：“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了，私有化了，两极分化了，到了人民受罪的时候了。”可见，王震将军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于毛主席的好战士称号。 1974年12月26日，毛主席与周总理彻夜畅谈，并作《诉衷情》词向老战友表达心迹：“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杀头？如今天下红透，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任付东流？”毛主席用词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和坚持继续革命的决心。邓小平“韬光养晦”，多次向毛主席检讨，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和罪恶，表示坚决改正。然而，一旦握有实权，就大刮右倾翻案风，以为有了某种把握。在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后，毛主席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于1976年元旦前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作于1965年5月）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作于1965年秋）。毛主席填词时的1965年，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泛滥，赫鲁晓夫搞苏美主宰世界，搞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面对修正主义的猖獗，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羊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并预见，试看环球必将“天地翻覆” 。毛主席公开发表这两首词，旨在教育和鼓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继续革命。周恩来总理在病床上听了这两首词广播，反复吟诵、体会其深刻寓意；朱德委员长听了广播，极为兴奋，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苦心孤诣，反复构思，反复推敲，写下了《喜读主席词二首》。并作小序说：“毛主席词二首发表，聆、读再三，欣然不寐。吟咏有感，草成二首。《诗刊》索句，因以付之。”朱德委员长回忆往事后高呼：“风雷兴未艾，快马再加鞭，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毛主席发表两首词，周、朱反复玩味和唱和，表明了他们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思想上是一致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将一如既往，誓为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而革命到底。 发生1976年 “四五”严重右倾翻案事件后，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让叶剑英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休息。虽为防止右派复辟资本主义做了切实安排，但毛主席还是放心不下。1976年6月15日，他在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时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一是发动文化革命，对文化革命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笔遗产得交代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风腥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老人家谆谆教导革命左派，要提高警惕，充分认识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切实做好继续革命工作，堵塞复辟资本主义的路。 前三十年是毛泽东时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时代，是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奋勇前进和我们国家取得伟大成就的时代。第一，我国告别了一百多年来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剥削、奴役的屈辱的历史，成了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与美国、苏联构成了世界三极之一。世界上的事务离不开中国，中国在国际上有很大发言权。以至于美国总统前来中国“朝圣”，主动缓和两国关系。第二，我国在国际上有很高威望，朋友遍天下，亚、非、拉国家人民，甚至第二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都向往中国。毛主席受到世界人民爱戴，也使敌人敬畏，毛主席被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拥戴为领袖。第三，把我国建成了有一定繁荣富强程度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工人农民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由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他们获得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权利，可以借“四大”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监督国家工作人员，还可以参与国家高层管理。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李素文等普通农民、工人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次，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树立了“西方资产阶级能做到的，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做到”的雄心壮志，极大的发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让我国经济来了个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总产值以年平均7﹒4%的速度增长，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 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农业国。汽车、火车、各种机床、轮船、拖拉机、飞机、大炮、潜艇等都能独立自主的进行制造。科学技术得到了大发展，科学人才辈出，科学水平大为提高，大大缩小了在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卫星的上天，洲际导弹发射，我国成了世界上少数拥有先进武器和卫星国家之一。再次，我国文化教育卫生事有大发展。工农群众及其子弟获得了受教育权，他们进了不同级别学校接受教育。三十年中，不存在上不起学和看不起病问题。第四，社会安定，社会风气好。社会上没有卖淫、嫖娼、贩毒，打家劫舍等黑暗现象，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为人民服务思想深入人心，先人后己，彼此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雷锋、焦裕禄、王铁人（进喜）辈层出不穷，他们倍受人们赞扬，成了大众学习的榜样。 前三十年，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政治稳定，社会清明，市场繁荣，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地位空前高，人人心情舒畅，个个都扬眉吐气的时代，值得大庆特庆。 后三十年，是走资派时代。尽管他“垂帘听政”只到1993年底，但他指定的总书记们继承他的衣钵，忠于他的改革开放路线和他的特色社会主义。卖国，（投）降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甘当美国附庸，是贯穿于走资派时代的一条黑线，它使中国历史向后转了180度，倒行逆施，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1·卖国。据吕加平2008年1月21日网上揭发，1978年12月15日，邓小平在与美国谈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进行最后磋商时，公然同意美国在正式建交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并要求美方替他保密。美国当时的住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信守诺言，直到1999年和2007年，才分别把邓小平同意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罪勾当给捅出来。在邓小平同伍德科克交易的第二天，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分别发布建交公报，声明从199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邓小平答应美国向台湾继续卖武器，是背着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完全属于他的个人卖国行为，损害了我国领土主权的独立、统一和完整的。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美；2月17至3月18日中越战争结束；美国于3月28日制定《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吉米﹒卡特总统公布《与台湾关系法》。 此时，邓小平已握有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却对美国公然侵犯我国主权的台湾法予以容忍，实际上他成了台独、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鼻祖和后台。1979年2月，邓小平访日时，又在我国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向日方表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还说什么“我们的后代比我们聪明，会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来的”。这种被亲历人称为轻松地解决了日本严重关注难题的表态，实际上是轻易地出卖了我国领土主权，同意了日本占领我岛屿。他以后又在我国南海诸岛主权上表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凡此种种，都是损害我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前不久，有一个海军少将信口开河说，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前面还有“主权归我”四个字，竟不顾起码的逻辑，公然为卖国行径进行无耻辩护。这个人主张通过国际法来解决所谓“领土争议” 。靠国际法来解决所谓领土争议，要少将作猪饲料呀？此人脑残，由此可见。三十多年来，当权派在一系列领土主权上犯有错误，如把不平等条约规定之外的黑瞎子岛的一半签约送给俄国，对若干周边国家侵占我国东海、南海褚多海岛，印度占领我国9万多平方公里领土，过去没有防范和斗争，现在又不作为，甚至打算让步，通过条约和谐地赠送给他人。凡此种种，能够说是爱国行为而不是卖国行为？ 2·降帝。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一再教导的，也是一再被历史和现实证明了的。然而，邓小平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自己的朋友和导师，追随美帝甘当附庸。1979年1月27日他在访美飞机上，回答随团助理李慎之问时，说开放就是向美国开放，因为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到美国后，面对超乎身份的23响礼炮，竟泰然处之。更为可恶的是，在国内、党内不讲，却跑去告诉美国人要教训越南。领土既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什么又要动武？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缔造的中越“同志加兄弟”关系，经过了抗美战争考验，支援越南我国又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敌人面前谈论教训越南，就是卖友投靠。1987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台湾来访教授魏萼时，表示从宪法中撤销“四项基本原则”，取消天安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以后，在1989年4月26日，果然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了四位革命导师画像，不惜卖祖宗投靠帝国主义。后来，他喊出不结盟、不打头口号，并断绝了对兄弟党的支持，取缔了兄弟党的在华广播电台，这是丧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叛变社会主义，干投降美帝国主义勾当。1999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撞毁我国飞机，修正主义当权派不敢针锋相对予以反击，能说不是屈膝降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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