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话说1935年12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召开。 田家院内共有砖窑5孔，坐北朝南，左起第2孔是张闻天的住室。会议就在中间的窑洞内召开，会场里有2张并列的八仙桌，有6条木条凳，炕上还有1张小桌。 参加瓦窑堡会议的有：毛泽东 张闻天 周恩来 博古 王稼祥 刘少奇 邓发 凯丰 列席会议的有李维汉 林育英 杨尚昆 吴亮平 郭洪涛 李德等 张闻天主持会议，林育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及军事战略。 与会者在张国焘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会议很顺利就在12月22日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说： “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关于在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上出现了多种意见。 此时，中共中央、红1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北根据地，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1方面军的兵力只有万余人。根据地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而且根据地周围的敌情也仍然比较严重：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有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84、第86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的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有的主张，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北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找蒋系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 12月23日，毛泽东做军事问题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哈尔滨、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工作。 关于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地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实行战役的内线作战和战略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行动方针是分3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过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5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000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入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 毛泽东在报告中表扬了胡耀邦。这个时期，毛泽东和胡耀邦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毛泽东见了胡耀邦，总是热情地叫他“小胡”，询问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不断地给予鼓励和指点。据红3军团的报告说：胡耀邦在长征到达贵州某地，向一位彝族部落首领筹粮，那位首领坚持说没有粮食。胡耀邦发现那位首领和他谈话时，眼睛不时的盯住一个地方，胡耀邦心中有了数。经过耐心说服，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毛泽东说要像胡耀邦一样善于筹粮。 毛泽东在详细说明了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及好处后，最后说： “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说： “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 林育英说： “泽东同志将9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 毛泽东作结论时，建议在决议中将周恩来所主张的“主动”两字加上去。 这一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他所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地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宣传和实际行动上，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1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确保下一步东征时的后方安全，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黄河东征的准备。第二步，实行东征，进入山西作战，求得击破同日军勾结的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5县以上地区成为初期的苏区，扩大部队和筹措给养，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的渡河船只。第三步，依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 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 接下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在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他说： “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的新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他引经据典地说： “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们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对博古的理论进行了反驳，进一步展开自己的论点。他说： “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确实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间势力’是危险的。但这只能说明它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他们的软弱性，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1924年至1927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我们已经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这又恰恰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 自然，问题的另一面，我们也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在会议讨论中，也反映出党内有这样一种论点：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即国民党的营垒是不会发生破裂的。 毛泽东对此论点也予以反驳，他说：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19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这没有错吧？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这也没有错吧？可是大家不会忘记，他们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 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就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当然，这种例子不止于蔡廷锴他们，还有冯玉祥、马占山等的抗日行为。” 毛泽东不无幽默地批评持这种论点的人说： “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1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计划中规定： 第一，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红1方面军主力向南进击，给鄜县、洛川进犯之东北军以打击，制止敌人的北犯。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以刘志丹为军长的红28军和以萧劲光为军长的红29军。由新组建的红28军刘志丹部等部队，在北线给进犯之敌第86师以打击。第二，扩大红军，充实东征部队的实力。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5000人扩红计划。第三，中央调集300名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的工作。第四，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加强技术训练。第五，各部队指挥员实地勘察渡河地点，拟订渡河作战计划。第六，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 是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2城，赤化宜川、洛川2县。 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担任白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负责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中说：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 决议规定：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决议还强调说： “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命令他为东渡黄河开辟新根据地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彭德怀接电后，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二是怕不能保证撤回陕北根据地。他复电毛泽东说，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保证同陕北的联系。毛泽东看了电报很不高兴，回电说： “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彭德怀只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带着电台到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在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12月27日，毛泽东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彻底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注意防止右倾错误的出现，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说：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抗日的，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他们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当中的左翼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帝国主义的不同，他们的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毛泽东还说： “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聚积雄厚的力量。敌人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及由此规定的革命的长期性，就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比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策略路线，对“左”倾关门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说： “关门主义策略同统一战线策略是根本对立的。统一战线策略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关门主义策略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于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只有统一战线策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毛泽东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注意担负起争取领导权的责任。他告诫全党必须记取1927年革命由于缺乏革命中心力量而招致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警惕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为了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扩大红军和巩固根据地，他说： “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 毛泽东还始终牵挂着跟着张国焘南下的数万红军指战员，他和张闻天、周恩来商请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做张国焘的工作。林育英按照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致电张国焘，告知他已经从共产国际归国，又通报了瓦窑堡会议的情况及会议决议内容。 1936年元旦，毛泽东复电朱德，通报说： “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1月2日，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报，也不敢再托大了，就复电林育英、张闻天说：“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但他心有不甘，又生一计，在电文中提议说：“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 1月4日，林育英奉中央之命电告张国焘说：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林育英在电报中，要求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可即成立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关于张国焘和中央之间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的电报在南下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东征山西问题。周恩来报告了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分析对比。 此时，红1、红15军团兵力已经增至12700余人。 会议决定：东征从2月开始，到7月结束，时间为半年。 1936年初，周恩来带着邓小平拜访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在谈话中突然问道： “你们这些人在法国学了些什么？” 邓小平说，他在法国工厂做工。毛泽东说： “据说法国女人很漂亮，是不是？” 周恩来闻言目瞪口呆。邓小平从容答道： “不怎么漂亮。女人都一样——特别是在暗处。” 毛泽东听邓小平如此一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 1月初，国共双方的接触更加频繁了。中共方面周小舟、吕振羽同国民党方面的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多次接触。周小舟带去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名义写给曾养甫、谌小岑的信。双方就避免军事冲突、停止攻击对方的宣传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正在做争取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样，都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他们是受蒋介石的驱使，不得已而“围剿”红军的。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张学良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同样，杨虎城的部队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也损失了3个旅之众。蒋介石对他们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削弱他们。东北军一些部队的番号被撤销，军饷停发，张学良大受奚落。杨虎城也备受申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的张学良，这才认识到，红军深得人民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围剿不了的。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联共抗日，他们个人和部队才会有新的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们就分别积极寻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说： “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 前边已经讲过，在直罗镇战役后，红军释放了东北军的全部俘虏。此时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15军团俘虏的。他原是北平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和张学良关系好。有强烈的抗日要求，红军待之如宾。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高福源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 彭德怀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红军包围在甘泉的东北军110师看看，彭德怀同意让他去。 数天后，高福原从110师回来了，他对彭德怀说： “抗日救亡大事只能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的爱国爱民。” 一天晚上，高福原在彭德怀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说他们都要求抗日，东北军将士们普遍要求打回东北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够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怀说： “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 高福原闻言，高兴极了，问： “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彭德怀说：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高福原迫不及待地说： “明早可以吗？” 彭德怀说： “好吧！欢送你。”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送给高福源200元钱，派骑兵把他送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防线以外。高福源首先见到了王以哲，随后，高福源回到西安，向张学良痛哭陈词，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大概过了1个星期，高福原乘坐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附近上空，掷下大批报纸刊物。 高福源受张学良之命再赴陕北，请红军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 欲知红军和张学良如何谈判，请看后边详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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