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

　　——中国未来社会新展望

　　韩德强

　　今日中国，贪污腐败积弊难清，贫富分化鸿沟加深，恐怖主义活动抬头，经济危机阴云逼近。

　　关心个人前途命运的有产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大问题：个人向何处去?

　　关心物价就业看病的无产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大问题：共产党在哪里?

　　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个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有产之士在移民海外，以备中国内乱;

　　无产之士在多购粮油，以备隔夜断饮;

　　有识之士怎么办?

　　能不能讨论出一个社会改造方案?此方案能让所有诚实正直的中国人，所有勤劳致富的中国人，所有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能够恢复对社会的期待和信心，反思弱肉强食的竞争信条，形成共渡危机的强烈意愿，从而化危为机，甚至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真正的和谐社会。

　　为此，本文不揣冒昧，略作设想，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公众的争议、讨论，由此形成新的社会共识。

　　这个新社会可以用五个关键词去描述：强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

　　一、强大

　　强大是个百年中国梦。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仁人志士都在做这个中国梦，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也为这个中国梦而激动，而努力工作，甚至奋斗牺牲。可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强大了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独立了，但还不强大。

　　1978年，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中国初步强大，但还不富裕。

　　2008年，中国初步富裕，但失去了一个自主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强大梦化作了肥大症。

　　当今世界，强国拥有摧毁世界的军事能力，制定政治和经济的游戏规则，垄断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迫使中国接受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成为世界最大的打工国。中国的过度开放战略则迎合世界列强的要求，一味地与国际接轨，放弃贸易保护，放弃战略产业，放弃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中国有了绝大部分民用高科技产品，却失去了自主的高技术装备、高技术生产线和高技术研发队伍。中国有了现代化的面貌、脂肪，却失去了现代化的神经、骨骼、肌肉。中国廉价出售各种资源，廉价出售劳动力，买来了一个现代化的外貌。买来的现代化，绝不是自主的现代化，也不见得能促进自主现代化。相反，买来的现代化完全有可能摧毁自主现代化。甚至在政治文件中，“四个现代化”亦已被“小康社会”所替代。所以，中国失去了“强大”，沦落为“肥大”。

　　“肥大”给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良好的感官体验：摩天大楼，高速公路、铁路，汽车、飞机、电脑、手机等。或者是直接进口，或者是合资生产，或者是由外方设计，或者是进口外方的工程机械，但是，站到国家长远利益的角度看，我们不得不对其弊端有清醒的认识。这是过度开放带来的必然后果。这是我们必须反思的改革开放的重大代价。不认识这个事实，我们就不懂得“强大”二字的真正意义。

　　“肥大”是依附性的，不可持久的。美国和西方列强已经向中国发出了明确信号，即使是“肥大”，他们也不允许。即使中国只有10%的人依靠出售资源、管理本国劳动力而富裕起来，那也意味着要有1.3亿富裕人口，1.3亿辆轿车，要与西方分享地球上的各种资源——石油、煤炭、铁矿石等等，从而威胁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在世界上制造中国威胁论，想搞垮中国，肢解中国，让中国从“统一、肥大”变为“分裂、瘦小”，相互内战，从而将资源留给西方独享。

　　西方列强的隐蔽意图我们不可不防。就在中国“肥大”起来的同时，美国的军刀也正在磨得越来越快，核武器在小型化、战术化，空军在隐形化，宰割中国脂肪的能力在变得越来越强。两相对比，应该引起中国人足够的警惕。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在貌似文明的国际规则的背后，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百多年来，强国变得越来越强，而弱国的自强历程却屡屡受挫，变得越来越弱。因此，中国追求强大的历史进程还没有结束，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否则，国际屠刀总有一天会再一次落到中国身上。

　　因此，追求强大就是要拥有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发展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固然需要学习、借鉴、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自主基础上。西方愿意合作，帮助中国建立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这当然好。但是，把希望根本寄托在西方人的善意上，却是我们自己的最大的幼稚和幻想。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市场让出去了，技术没引进来，这是个根本现实。

　　放弃对西方的幻想，放弃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的神秘感，恢复中国人的自信和团结，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灵活地分化、利用西方各国和各跨国公司，就有可能在未来三十到五十年内建立起与西方各国平分秋色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来。有了这个体系，中国就能够有真正自主的现代化的国防，中国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强国。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批判自由贸易理论，旗帜鲜明地以贸易保护作为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贸易保护绝不是闭关锁国，而是“打开大门，设立门槛”，信息、技术、人员可以流动、进出，但商品和资本的洪水绝不能随便漫过门槛，挤压本国战略产业的利润空间，冲毁本国战略产业的发展前景。

　　其次，中国需要集中国家力量，突破某些关键技术，如集成电路、发动机、、数控机床生物工程、新能源、原材料等，并无偿地转让给本国企业。这些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学习、应用、发展这些关键技术，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

　　第三，中国需要建立国家、大学、研究院所、企业联动的技术创新和研发体系，要在这一体系中树立强烈的强国意识，激发技术人员的创造激情。为此，要彻底扭转大学和研发机构的行政化、官僚化趋势。

　　强大是13亿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但并不是中国可以称霸世界的依据。中国强大以后，应致力于改变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规则，扶弱抑强，德化天下，使世界真正成为既团结、互助、友爱，又充满生机活力的人类社会。

　　二、公正

　　强大，中国人不再受洋人气;公正，中国人不再受国人气。

　　人人追求公正，然而，人人心中的公正却各不相同。有的认为，均贫富是公正;有的认为，机会公平就是公正。有的认为，人人平等是公正;有的认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是公正。有的认为，法治即公正;有的认为，民主即公正。有的认为，程序公正即公正;有的认为，实质公正才是公正。有的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遵守契约即公正;有的认为，扶弱抑强，扶危济困，道德良心才是公正。有的认为，这个世界没有超阶级的公正，只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

　　我们能不能反过来讨论：什么是不公正?试列举一打不公正：

　　高官厚禄，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堵塞言路，是不公正;

　　资本巨头，投机取巧，欺诈掠夺，一夜暴富，是不公正;

　　公检法司，弄权枉法，先吃原告，再吃被告，是不公正;

　　律师讼棍，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欺压穷人，是不公正;

　　传媒公器，谄媚权贵，混淆是非，追腥逐臭，是不公正;

　　大中小学，道貌岸然，唯利是图，误人子弟，是不公正;

　　医德败坏，医术不精，乘人之危，发己之财，是不公正;

　　名曰科研，实则欺骗，巨额经费，学阀瓜分，是不公正;

　　工人农民，财富源泉，弱势群体，任人鱼肉，是不公正;

　　青春学子，轻视劳动，缺乏智慧，放纵欲望，是不公正;

　　窈窕淑女，包装身体，追傍大款，沦入娼门，是不公正;

　　贫富鸿沟，壁垒森严，城乡之间，相隔天壤，是不公正;

　　由对不公正的关注提醒我们，是否可以这么想象：一个公正的社会，仍然有分工，仍然有贫富，仍然有长幼尊卑，仍然有贤与不肖，仍然有生活资料和部分生产资料的私有，仍然有冲突矛盾，但是，矛盾不在深层次积聚，冲突不至于大规模爆发，人与人的关系趋向于和谐，贫富差距趋于缩小，尚存的差距得到社会公众多数的认可。私有产权的存在足以激发部分人的勤奋和创造力，但不足以制造两极分化。财富不再是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主要标志，竞比社会贡献逐渐成为公众的新风尚。这样的社会，有活力与创造力，但不再利润挂帅，不再唯利是图;有竞争与市场，但不再崇尚竞争，迷信市场。

　　如果说上述的公正目标仍然过高，那么最低限度，能否保障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房住，人人可接受免费教育，人人有养老保障，人人可以享受较高标准的公费医疗?在现代社会，由于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得到越来越深度利用，人类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已经极大提高，上述五条保障应该有条件满足。

　　有人可能会想，第一条看似简单，实则最难。在竞争性的现代技术社会中，少量工作即可操纵控制大量的财富生产，如三峡水电站，每天发出数亿度电，但却只需要几十个工作人员监管仪表，如何做到人人有工作?

　　我的回答是，降低竞争程度，减少每周工作时间，即可实现人人有工作。工作不但是一个人物质生存的基本保障，更是社会生存——尊严——的基本保障。如果20%的人有极高薪的工作，80%的人没有工作，只能“靠喂奶生活”，接受社会救济，这个社会也绝不是公正的社会。说到底，现代社会的高薪岗位是在利用大自然恩赐给全人类的资源创造财富，而不是靠这些人的个人奋斗。那凭什么大自然只恩赐这少数人?现代社会的公正，应该包括自然资源的合理共享，无论是石油、煤炭、水能、太阳能，还是风能、潮汐能，不能让发明资源利用装置的人独享大自然的资源。

　　以上只是关于公正的一种设想。公正是一种结果。直接追求结果公正，常常会损害了过程公正，反过来导致结果不公正。怎样以过程公正实现结果公正呢?这就要求其他三个关键词：民主、法治、高尚。

　　三、民主

　　民主，既需要程序民主，又需要实质民主。但是，这两者又相互矛盾。怎样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取各自所长，避各自所短，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西方民主制度以程序民主为特色。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多个政党各自提出政纲，争取选民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从而获得一定时期的执政地位。经过数百年的探索，程序民主已经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社会共识，形成了一整套保证选举过程公开、公正的规则，成为约束权力运行、增强社会内聚力的有效机制。正因为如此，程序民主理念和制度对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希望中国能够借鉴、甚至移植这一理念和制度。

　　但是，我们的确也看到，程序民主理念和制度的确移植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但并没有结出预期中的良好结果。苏联、东欧解体后，移植了程序民主，但是，经济崩溃，社会分化，政治腐败，暗杀和动荡层出不穷。拉美许多国家以及东亚近邻如菲律宾、印尼、印度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移植了程序民主，但是，同样面临类似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社会缺乏对程序民主的共识和耐心，加上没有法治框架约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贫富分化严重、权钱勾结型的利益集团独大、政治腐败、阶级冲突加深的社会中，社会共识将无从产生，法治框架将无法建立。程序民主的本意也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当人民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阶级，而这些集团、阶层、阶级激烈斗争时，程序民主就有可能成为强势集团操控舆论、强奸民意、瓜分选票的道具。

　　有鉴于此，强调只有消灭阶级和阶级分化才能实现民主的理论，即人民民主理论，偏重实质民主的理论，才有其深层的合理性。当然，人民民主理论意味着首先要消灭阶级和阶级分化，意味着要剥削某一部分人的财产权、政治权、甚至生命权，在形式上又意味着专政，违背程序民主的原则。

　　这是一个两难困境。程序民主有可能造成实质不民主，最终达到既无实质民主又无程序民主;而实质民主又可能违背程序民主，最终也达到既无程序民主亦无实质民主的地步。所以，实现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有机结合，乃是一个西方政治理论的难题。

　　西方政治思想家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这个难题就无法解决。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能是先消灭阶级，搞一段无产阶级专政，再实行人民民主。否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无法消灭，实质民主是个空想，只能搞程序民主。否则，就落入以无产阶级名义进行的专制独裁。

　　从性恶论出发，这个难题是无解的。但在实践中，遇到有高尚道德、头脑复杂的政治家和政治家群体，却有可能跳出这一两难困境。例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就是通过程序民主掌握政权，又运用政权对严重的两极分化进行调节，在法治框架内修理强势集团。由于查韦斯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下一轮选举中，他又能战胜强势集团的舆论机器，取得绝大部分下层阶级的选票，继续执政。

　　其实，这个道理还可以从工会与资本家的斗争中体会。工人组织成工会，运用游行、集会、罢工等手段，可以与资本家集体谈判工资，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是西方程序民主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如果工会领袖被资本家收买，则这种经济领域中的程序民主就可能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如果工会领袖能够坚定地代表工人利益，则有可能转化为有利于工人的实质民主。

　　因此，不能因为程序民主的结果常常被强势集团所主导，就谴责程序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如果社会上有深厚的道德资源，如果政治家有良好的理想情怀和道德操守，则程序民主将有可能转化为实质民主。相反，如果从选民到政治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则程序民主一定会被强势集团利用，进一步促进社会的两极分化。

　　有人可能会怀疑，人性可善吗?我坚信，人性可善，人为善时更自洽、更自尊、更幸福。为善者可以“知恶行善”，在现实生活中承认恶，在制度上约束恶，但在自身的心性和行为上追求善。一旦有大批知恶行善的理想主义者出现，则民主制度就不容易被大财团操纵利用，社会就有可能渐进、持续地改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重新认识了民主。单独依靠民主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确不行，民主迷信确实应该放弃。但是，民主也为大批知恶行善的理想主义者搭建了发挥作用的政治舞台。没有民主，也可能无从鉴别、约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最后反而使理想主义群体变得容易堕落。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当今天体制性的腐败难以解决时，无论民主有多大的问题，公众总想试一试。即使在希望开明专制的群体中，也常常禁不住希望用民主来迫使其“开明”。也许，这就是民主迷信的表现。但是，当大多数人都拥有民主迷信时，再有看法的人也首先得尊重这种民主迷信。

　　与道德相结合的程序民主适合于解决政治权力的更迭。但是，作为普通公民，日常生活中遭遇到无数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不是体制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但却对他个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这些问题怎么办?能不能在程序民主外，增加一些表达意见的直接民主或实质民主成份?例如，能不能吸收中国曾经风行的“大字报”的若干合理成份?如果允许大字报合法化，那么，公众对各级权力机关的意见就可以直接公诸于众，各级权力机关必须“辩方举证”来回应公众的质疑。特别是在行政权与司法权、检察权、媒体权容易相互合谋的背景下，给公众一个直接的、舆论性的批评平台，是否可以有效地威慑腐败现象?当然，大字报有许多副作用，例如，可能会被用来诽谤、造谣、中伤。但是，这些副作用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加以抑制。比如，大字报张贴时可以匿名，但此前必须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登记编号，要求出具真名实姓。该机构甚至可以帮助打印成标准格式和字体的大字报，张贴至指定地点。只有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司法机构才能获知大字报作者的真实身份，但须保护作者的安全。这样，既能有效地防止大字报的副作用，又能让公民进行直接、有效、低成本的监督。在互联网时代，可以专门设立一个大字报网，分级分类分单位张贴电子大字报。也可以要求各级政务网开辟大字报专栏。到这些栏目张贴的专门反映问题的文章，受法律保护，但也受法律约束，本单位行政领导无权要求删贴，却有义务辩方举证，回答问题。详细办法在运行中可以慢慢成熟起来。

　　总之，我们要民主，但不要民主迷信。同样，要理想主义，但也要放弃对理想主义单独解决社会问题的迷信。让公民的民主选择和监督权与政治家的理想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是走向真正的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四、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