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你解开“大饥荒”的乌龙套 —— 兼疑某教授
为行文方便，我把主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数千万人的称做“饿死派”。饿死派们鼓噪几十年了，说大跃进饿死了数千万人。
中国人过了60来年的太平日子，既想象不出民国时的动荡、暴乱是什么样子，也想象不出中国今后如发生饥荒、全国会乱成什么样子。年轻一代，五毛除外，也鲜有人作证说他们的长辈告诉他们，三年困难时期曾经饿死过数千万人。中国人还是懂点历史的，懂得一些规律性，例如，饥荒一般都会引发民变。举近代的例子来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就是饥荒，〖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价涨了四百倍，台湾开始出现饥荒，路有饿莩。《人民导报》于1947年2月12日的第三版报载“高雄饥民僵毙路上令人惨不忍赌”，恒春一带的贫民吃槟榔叶果腹，各地发生抢米潮，四处盗贼横行。〗（维基“二二八事件”条）李登辉当政后，追究“二二八事件”的屠杀人数，一时间绿营甩出了个20万（1992年台湾“行政院”公布的是1.8－2.8万人）。蓝营反驳说，果真在5个月内发生过数万乃至20万人的大屠杀，以当时的医疗救护水平和尸体群的规模，不发生瘟疫可能吗？后来找呀找，到底没有找寻到当年发生过流行瘟疫的资料。
看来，流行不流行和人数有关。以台湾那点地方那点人口，5个月内死2万人是有可能不发生瘟疫的，但20万就不行。台湾当时有114万户680万人，大陆是其80倍，那么扩大到大陆而言的话，将是1600万人的规模。当然饿死比屠杀更容易传染瘟疫。屠杀大抵一枪毙命，只要及时地深埋尸体，是可以避免瘟疫流行的。而饿死是一个过程，人的抵抗力在这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衰弱，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再发病和传播导致瘟疫的流行。千万别狡辩说什么发生在冬季，农村最缺粮不是冬季，而是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之际，这个时候瘟疫是极易流行的。
说了这么多，是要问饿死派们三个问题：数千万人在短期内非正常死亡， 如此大的规模，不可能不流行瘟疫吧？记载在哪里？
千人坑、万人坑在哪里？
不可能不发生民变吧？民变由何人、在何处何时发生？
前两个疑问至今未见有人回答，从经验的角度说，这差不多已经把饿死派证了伪。
但对末个问题，多年前有教授抛出论文来做解惑，李若建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及控制＞ 一文中，列了一串所谓“暴动、叛乱与骚乱”的事件（见附录）。饿死派见到后如获至宝争相转帖；有的甚至从上面三个词的鲜烈味儿，就能直接推断说，那三年肯定爆发过“农民起义”的。（西门大姐：＜三年大饥荒时期有没有“农民起义”？＞）
当然不仅这一项，李文提到的“社会动荡”的现象还有“全国的社会治安恶化”、“抢夺粮食”、“政治案件也大幅度上升”、“宣泄不满的情绪”、以及民事纠纷如外流重婚和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等。李文“特别强调……反革命暴乱未必有政治动机”，并且一直强调所有不寻常的“乱象”所指向的，就两个字 ——“缺粮”；而缺粮则饥荒，饥荒则“大饥荒”，大饥荒必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 此即其贯穿全文的逻辑。
坦率的讲，那里面罗列的治安恶化、政治案件、宣泄情绪以及民事纠纷，和今天一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抢夺粮食”是和缺粮直接有关，但作者还是没能拿出全国范围的或直接佐证饿死数千万人的资料来（难诶！），其所枚举的不过就是安徽省的芜湖和淮南、甘肃省、四川省的石柱县、贵州省的雷山县和黎平县，以及广东省的潮州那么几块。要说现在全国范围内的抢银行和杀人越货，那三年真心没法比，但不能据此就说全国人民都“差钱”吧。故“抢夺粮食”这项也是很勉强的，除非拿出火爆若干倍的资料来。
剩下的只有“暴动、叛乱与骚乱”了，这些字眼让我联想到的就那么几回：1959年西藏叛乱、文革和六四。这得要多大的规模啊！多大的动静啊！多大的“孤立性”啊（即其他时期都不如这来得突出）？本人查了李教授那个列表（见附录），刚查了两个，就发现毛病多多。因为资料有限，查起来比较费劲，不揣浅陋，查到哪就说到哪了。
23. “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首先，能不能称作“暴乱”？李文所引的《百色县志》（1993，《百色市志》之误）第16页这么写着：〖1958年12月14日，泮水区百维乡发生以卢永海为首的反革命暴乱。16日县中队和民兵共23人前去平息，击毙卢永海，逮捕同案犯10人归案。〗 —— 原来只是11个人作了三天死的一件事。此事在整个市志仅此一处略略提过，再无提起，可见没被当成多大的事（“广西剿匪”都过来了）。
其次，百色的治安状况怎样？《第七十七章 公安司法》“第二节 治安管理”内提到，1954年以后出现了〖案件发生少，夜不闭户的平安局面。1961年至1962年，社会上出现流窜作案分子，破坏社会治安。1963年2月18日，全县集中力量201人，统一行动打击流窜犯。〗（第600页）
《第八十九章 武装》“第四节 民兵”内提到：〖1962年6月，那毕公社东X大队发生黄文忠反革命集团武装暴乱。那毕公社民兵数十人参加围剿，击毙匪首黄文忠，平息了暴乱。〗（第658页）—— 这是困难时期结束后的次年的事，无疑是个大案。关于此案的详情除市志外，在网上也能找到。
〖1962年6月，……反革命分子黄文忠以那毕公社东怀大队东草屯为据点，组织“西南军区第十三军游击队”反革命集团，配合国际国内敌人，妄图推翻人民政权 (黄文忠自称军长，黄万源自称政委)，先后在百色镇、那毕、阳圩、大楞、泮水等6个公社、镇的22个大队发展反革命组织，成员达204人，筹备了一批粮食和物资，多次暗杀民兵、抢夺枪支弹药，明日张胆地张贴反革命传单，扬言要杀害地、县领导人，推翻人民政府，极大地扰乱了社会治安，影响生产。对黄文忠反革命案件，县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以公安、法院、检察院、武装部为主要力量，组织民兵进行围剿，从6月至9月共90多天的追捕，终于在9月2日将匪首黄文忠击毙，逮捕首要分子12人，对其成员分别作了处理，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安定，人民政权的巩固。〗（《广西省情网·百色市志·第二十篇 政权 政协》＜第七十五章 人民政府 第五节 施政方式＞）
综上：
1）卢永海案起因不明（不一定因为“缺粮”），说白了就是11个非武装的农民闹事，或杀人或放火，被定性“反革命暴乱”于三日之内被平息。这显然扯不上“社会动荡”。
2）百色县治安状况在那三年甚好，甚至“夜不闭户”。后两年出现过流窜作案分子，一般来说是外地来的，这种情况今天太多太多。
3）黄文忠案“成员达204人”，以“配合国际国内敌人，妄图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无疑是一起源自政治动机的反革命暴乱！花了三个月才平息，社会动荡是会有的，但那已经是困难时期过后，和“缺粮”毫不相干。李文言必称不存在政治动机，结论过于草率了。
24. “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此事在《岳西县志》（1996）第37页有详细的叙述，被称做“石关事件”：
〖1959年冬，许斌生因反对中共和社会主义，被开除公职，许对此怀恨在心，图谋报复，伙同王秀成等密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军”，自封司令，王秀成为副司令。同年12月，石关民兵汪祖清、王统贵等4人，因对现实不满受到组织批评，许斌生乘机煽动拉拢，封汪祖清为第一连连长，王统贵为副连长。1960年4月，又相继发展许容波、许中俊为副连长。许斌生等先后4次秘密集会，制定“国旗”、“军旗”和“先打县城，再攻合肥，后捣北京”的行动纲领；起草“告全国人民一封书”；提出“袭击粮库，夺回粮食”、“开展一个反共高潮”的口号，指定专人监视干部行动，侦察民兵武器弹药情况，伺机暴乱。
〖1960年12月26日夜12时许，许斌生在石关公社许家老屋召集“中华民族革命军”成员，宣布行动。27日凌晨1时，暴徒袭击高屋基干民兵排驻地，抢夺轻机枪2挺、冲锋枪2枝、步枪16枝和所有子弹，杀死民兵排长刘圣松。武器得手后，许斌生令王秀成带10余人剪断公社通往石关大队部、农机厂和商店3条电话线，然后分路打粮站，由于粮站围墙高，大门紧闭，不敢鸣枪，无法攻入，旋即扑向公社，向公社党委书记王业和卧室连开数枪，后又闯入石关大队基干民兵班驻地，绑架基干民兵刘和庆等2人，抢走步枪7枝、子弹15发、手榴弹1枚。窜至界岭时，煽动汪仁、刘斌等3人参加暴乱，每人配发1支步枪。经黄羊大队部时，砍断电线杆，剪断电话线，威逼大队文书刻写传单。
〖凌晨2时，县人武部接到王业和电话后，县委、县人武部迅速电告地委、军分区和省委、省军区。3时25分，县人武部调动6个公社共千余名民兵出动围剿。同时，县委第一书记成一波率领县直机关干部和民警中队直奔石关追击。10时许，省军区、军分区、省委政法部和地委政法部主要负责人率领武装部队，驾驶摩托车，分别从合肥、安庆赶到石关，撒下歼灭暴徒的天罗地网。
〖28日晨，许斌生等7人躲在许家老屋后山炭窑里，被搜山民兵发现。许斌生自知末日来临，令许先进开枪将其毙命。上午，王秀成、汪祖清等16人，从黄羊逃至朱家大坪，被民兵包围，多数举手就擒，但王秀成、汪祖清逃脱。29日上午，搜山民兵在龙井河深山雪坑里发现王秀成尸体，经验证，属饥寒交迫致死。30日上午，汪祖清藏在山洞里被民兵抓获。至此，“中华民族革命军”全军覆没。1961年2月4日，县人委在石关召开千人大会，追认暴乱中遇难的民兵排长刘圣松为烈士；县人民法院宣判汪祖清死刑，就地枪决。〗
归纳：
1）纯政治性和报复性动机。显然不是因为“缺粮”，发生也不在59年而在60年。
2）20人未满、三天覆灭。想来不可能对岳西县造成什么“社会动荡”。
3）三年过后又三起。
岳西县的蒋匪余孽甚厚，前仆后起。事情都和1959年8月台湾专门派飞机往岳西县的毛尖山水库工地上抛撒反共传单有关。石关事件4年后，1964年直至1981年，岳西县还发生过三起组党事件，当然更不能和“缺粮”有关，而是三起纯粹的政治事件。
1964年2月，黄羊公社中医学徒王英民、代课教师汪集胜为首组织“和平民主党”，对外称“抗美救国军”，共11人，分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军事委员等职务，指定“和平民主党”纲领，企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乘机推翻无产阶级政权。1967年5月被破获，首犯王英民、汪集胜被判处死刑。
1965年7月，肥西籍的洪礼元流窜到店前区桃阳公社，以做篾匠手艺为幌子，物色对社会不满的青年，组织以推翻中国共产党为主旨的“中国红星党”，先后发展刘为民、李高岳等16人参加，筹划夺取民兵枪支，进行武装叛乱，颠覆无产阶级政权。1970年4月24日破获，首犯洪礼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骨干分子刘为民、李高岳分别被判处15年、10年有期徒刑。
1981年1月10日，银河公社广播站播音员方健，同回乡知识青年钱和平、崔达安等组织“中华卫民党”，方自封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钱、崔分别为第一、第二副主席，并发展党员14人，制定《卫民党章程》，提出“进行辛酉革命，打倒当代主义，建立卫国武装夺取政权”等口号，并大量书写、散发攻击社会主义的传单、标语。同年12月24日破获，首犯方健归案后，认罪态度尚好，被从宽判处有期徒刑5年。
（以上三段录自《岳西县志·第二十二章 公安 司法》“第一节 治安”）
中间结论：
三年困难时期的百色县和岳西县，能够举出的所谓导致“社会动荡”的“暴乱”事件分别各有一件，均为十来人规模的小到可以忽略的事件。将其叫做“暴乱”，有当时时代的特定语境，如果不加区别地移换至今天的语境，就是一种偷换概念了；并且一连二十来个“暴乱”串接起来就构成了一种不当的语言轰炸，李若建教授试图借助这种语言轰炸，给读者带来“确实是社会动荡啊”的错觉。实际上解开来一看，算多大个事？既比不上后来百色的黄文忠案的规模（204人）、也比不上岳西的三起组党事件的频度，而黄案和三起组党事件都是在困难时期过后才发生的。此外，几乎所有的事件并非李文“特别强调”的那样，“反革命暴乱未必有政治动机”，而是全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动机；同时从这些事件也几乎找不到李文所一再强调的“缺粮”的因素。从岳西县在1964年、65年、81年相继发生了三起组党的反革命事件来看，整个大跃进时期只发生了一起“石关事件”反倒证明了那时的相对稳定。因此，若拿所谓“暴乱、叛乱与骚乱”来作一项指标来衡量，李文所谓“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以后，社会动荡明显加强”的说法显然是无法成立的。
（待续，饿死派教授写东西，细细一展开您就发现，漏洞百出啊。）
铃兰台
2013年9月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