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专题之北京高校批判工作组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多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查，我所犯的错误，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作检查，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查稿做为书面检查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公报，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最近关于文化革命的指导，完全接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批评，完全同意《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

现在我讲讲我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八月二十二日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我们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路线。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民主、压制了不同意见。造成了白色恐怖、镇压了群众运动，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错误，我要负重要责任，虽然我不是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但同志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我提出过一些错误的意见，积极地办了一些错事，并同意和支持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意见，助长了工作组的错误。加之，我认识错误很迟钝，在一段时候转不过弯来，又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

一、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我当时认为北京新市委既派工作组来领导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领导得了，领导好。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工作组工作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工作问题，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群众大多数，以痛击清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清华大学前几天可以解放一般党团员和一些干部，使他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在中央撤销工作组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过在学校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不需工作组，结果我愈加强工作组领导，愈限制了群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正如毛主席所说：“当着群众要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是这样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的革命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之后，为彻底粉碎旧清华的修正主义统治，当时正是乱得好，乱得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却墨守旧的章法，想引导群众按我们主观设想的作战计划和方法，按部就班的斗黑帮人物。过分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用我们的老框框限制群众运动。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思潮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应该相信群众，自己能在辩论和讨论中弄清是非和敌我，要让群众在这场伟大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而我们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辩论开始是自发的，以后是工作组领导，错就错在这个“领导”上了。由辩论发展到批判的过程中，我积极地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当时提出几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作辩论。当时，我曾提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不需要人人过关，是否可以应用批判少数教育提高大多数的原则，通过排出来的一小撮干扰运动的“假左派”所反映的错误言论和行动的辩论和批判来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我们工作组自己的认识，这条原则用于批判斗争黑线人物是正确的。

但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用于对待同学中的不同意见……（底稿看不清）准备过程及教育过程。这样就拖长了辩论和批判的时间，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是反革命……，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工作组的严重错误，我都要负主要责任。当时我个人没有觉悟到犯了严重的错误，还自以为是地说过我们已把坏事变为好事，在群众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了好头，认为向黑线人物进攻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组也挺起腰来了。现在看来这些评价是错误的，我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站错了立场，还自以为得意。毛主席说：“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我就是过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这段时间中，我曾约过一些同志和同学座谈，七月中旬的土工化系902班的大多数同学，我还参加了一些中小型会，在食堂吃饭前后也曾向群众讲过话，在会上和谈话中我肯定讲了不少错误的意见。希望这些同志和同学，以党中央十六条的精神来衡量我讲过的话，清除我给予你们的错误影响，并帮助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受了我的影响，犯了错误，说了错话，责任由我负，你们没有责任。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七月二十七日，我曾找无线电系雷蓉、王小苹同志谈话，我打算说服她们晚些时候贴出她们的革命大字报，我当时认为我们已连续开了三次揭露和批判前校党委的会如果能够过一段时间再辩论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更好些，因她们态度坚定，我没能说服她们。

七月二十九日礼堂讲话影响很不好，是变相定调子。我讲：“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成绩，应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归功于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有错误和缺点，要由工作组负责，主要由工作组领导负责。我参加工作组后，我有一定责任。”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犯路线错误。我讲有成绩，似乎是工作组方向没有错，起了变相定调子的作用，群众要求我对工作组错误性质讲一讲我的看法，或我讲我是工作组的成员，首先要听取群众的批评，我有我的看法，听了批评以后再讲，不对，可以再批评。在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号召大家对工作组提意见时，我这样讲话，妨碍一些群众放手对工作组展开批评。那夜，我的话确实讲得不好。因为我当时只认为，我们工作组是有一般性的错误与缺点的。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认识到我们是犯了路线错误。

七月三十日在工物系宿舍参加七○一班辩论会听取他们的各种批评和批判几小时，最后同志们热烈地要我讲几句话，我说我能讲点原则的话（如什么叫框框，放手发动群众与贯彻党的阶级政策不是对立的，对二十三条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整社员群众的理解……）。这些话是有倾向性的。特别是第三个问题，讲得不好，比喻得不对。实际上是为工作组的错误辩护的。对工物系七○一班同学，给了不好的影响。

以上是我所犯错误的事实。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虽然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思想，实际在我的思想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多。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暴露出来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影响，常常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繁琐哲学也不少。因此，就不知不觉地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对于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如何搞法很不理解，特别是对当前开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根本不理解。而且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也搬用了一些我所了解的农村四清运动的经验。革命运动是不断发展的，我却停滞在老阶段上，把一些框框、老经验、老办法搬到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套用。必然压制了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我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而我的认识仍停留在旧阶段上，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

其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没有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真正解决。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多次指示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无条件地到群众中去。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闹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放下架子，没有深入群众，接触面狭，就不能了解运动的真相，不能不颠倒黑白，做出错误的判断，并压制革命小将们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样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一根本问题上，我实际上也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时时事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放松了思想改造，结果就不能不办出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来。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按我们那样的搞法，就不能彻底地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横扫社会上的四旧，就不能改革一切不适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搬掉革命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就不能挖掉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反革命复辟。

我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性质（认识）是有过程的，而现在我正处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我将继续用中央十六条来检查我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不断提高认识，力求紧紧跟上毛泽东思想，要求紧紧跟上党中央的精神，力求紧紧跟上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今天的检查还是不深刻的。我愿继续听取革命群众和同志们的批评和批判。过去两个多月，我没有到清华大学，有许多大字报我没有看见，如果有底稿的话，我希望能把批评我的大字报的底稿寄给我看看。今后还热烈地欢迎同志们、同学们多给我贴大字报，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和批判，并希望能把底稿寄给我，帮助我彻底地改造思想和彻底地改正错误。

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和扭转的，每当革命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掌舵，指明前进的方向，把革命运动推向新阶段和新高潮，并拯救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作为犯错误的我，一定要永不忘记这次沉痛的教训，一定要坚决地改正错误，站回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站到党的路线的正确立场上来，不断清算我所犯错误的路线。我决心带着我犯错误这个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作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教导，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保证一定按林彪同志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力争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中有些人在我们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办了错事，说了错话。这个责任不在你们，而要我们工作组领导上负责，受我影响的由我负责。希望你们以主席思想为武器，以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为武器，彻底清算我们的错误，狠狠地批判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希望你们同过去被我们批评或批判的人一起，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认真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北京外语学院工作组长刘新权问题的口头指示

〖写在前面：十月十日，红旗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公社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二七红卫兵等五个红卫兵组织的一百多名红卫兵，前往外交部政治部，索取有关以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中共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主任，外语学院前工作队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工作队整理同学的材料，十一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同志和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后来由他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周总理做了口头指示，罗贵波副部长于十一日晚十时，在外交部政治部会议室向我们进行口头传达。本文是根据罗贵波同志发言稿，逐句抄下来的，下面是罗贵波副部长传达的全文。〗

今天下午把这里情况向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周总理作如下口头指示，陈副总理同意这一指示，现向同学们传达：

一、宣布刘新权同志停职反省，因为他说在同学中没有进行排队，实际上是进行了排队，他说材料烧了，实际上是没有完全烧毁，他不但欺骗同学们，也欺骗了外交部党委、陈毅副总理和周总理。

二、政治部其它文件柜，如果同学们需要检查的，所以在外交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和1─3位同学共同参加下，打开检查，凡属于与刘新权工作队有关的材料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希望同学们不应当利用这些材料去斗学生，与工作队无关的材料不能拿走。政治部的档案不准动。

三、已经拿出来的材料由检查组（外交部、总理秘书和同学代表组成）负责清查，将工作队员个人笔记本和专案材料封起来，这些材料由钱嘉东同志保存，如果同学想把这些材料拿回去保存也可以，但未经同意，不得启封，听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其他材料都可以拿走。

四、至于刘新权同志说已经烧毁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派人彻底查清楚。

五、同学们可以先回学校，如果同学们还让工作队同志及昨晚有关同志去检查澄清，随传随到。

以上是传达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在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对于与昨晚有关的张增旺等同志，外交部党委将召集他们开会，让他们继续检查，同学们要他们什么时候去澄清随时可以去，这一点，我也报告了总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对清华大学要王光美去该校参加批判会一事的批示

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戚本禹关锋对北航工人赤卫队和地院红卫兵的讲话

关锋同志：

我是关锋，他是戚本禹。昨天打电话说北航、地质学院部分同学找我们谈一些问题。对不起，我们现在才来。不过我们在开会中间，林杰来了一趟。我们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今天计划一个半小时，我们也有组织性、纪律性，希望最能代表你们意见的人发言，说不完还有下次，斗争是长期的。

（问：前两个月的斗批改如何评价？）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我倒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现在还开会，同学们知道吗？

（答：不知道。）

（此时关锋、戚本禹同志要大家把问题都提出来再回答）

我先说点意见，回头戚本禹同志补充纠正。《红旗》社论发表的背景是什么？这很清楚了，十六条公布以后，许多地方看来，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林彪同志上次的讲话也谈到这一点。《红旗》社论的发表是了解了全国各地的情况，特别是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精神。十六条通过时，毛主席说，是否大家都会执行，那不一定。有的会执行，有的不一定。后来斗争在继续进行着，有不少地方有些单位很激烈。我佩服你们的精神，也包括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航的“红旗”，但有些情况你们不一定了解。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每个人头脑也都得复杂一点。通过这几个月的斗争，你们对复杂性有了了解，象这样复杂的斗争，你们预料到没有？没有！我预料到没有？没有！抽象地说是复杂、尖锐。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认识得也很不够，请同学们相信这一点。我们不是根据这个学校几个人的反映写出这篇社论的。社论的发表，这是大事，社论讲得对不对？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可受时间考验。同学们可以批评。据我们看来，两条路线斗争确是复杂尖锐，在场同学不妨和外地同学座谈一下。外出串联的同学，他们受了很大的锻炼和教训，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当然，也要查对。

我们要人在学校，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看得更远一些，这样对本校就会看得更清楚。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它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学们都学过党史，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几十年，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到延安一九四二年整风才在思想上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当然现在不同了，有利得多了，毛主席有这样高的威信，有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条件多得多了。但也要力气花时间。群众斗争群众的根子怎么造成的？许多地方是工作组造成的，留下来的恶果和影响。

北航、地质这两地方我没怎么去，航院一次也没去过，地质六月份去了一次，看大字报，那时你们还不认识我。我们要解放一部分同学，又要不怪另一部分同学，一时被打成“反革命”的，也要解放另一部分同学，另一部分同学也不要怪他们。他们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工作组造成的。有些地方发生了工农斗学生，工农斗学生能怪工农吗？不能。他们了解情况吗？不了解。外地来的同学、工农我们都接待，他们给了很多情况……。这个在社论上讲得很清楚，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利用群众对党的热爱发动群众斗群众，是工作组造成的这个恶劣影响，看来不彻底批判是不行的。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上，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有一个同学问：是不是群众斗群众？是谁挑动的？刚才大家反映的情况还需要调查，是不是有人怀疑我们挑动？（众：有）好，可以继续辩论继续调查，对北航、地质学院的具体问题，我不多说了。不是说我们是地质学院的观察员吗？当时地质学院发生冲突，我是临时派去的，第二天开了个会，大会是吴德同志主持的，有“东方红”的红卫兵，工人参加了，我和戚本禹参加了，邹家尤也参加了。

我在会上发言，对两部分都没有批评，我批评了邹家尤，现在仍然要批评他。“东方红”同学找他，他应该接见，结果是十几天都没有接见，跑到地质学院，说部里的同志们打电话通知西城区纠察队，说人家偷机密文件，把人家请来了，结果打起来了。到底谁搞起来的呢？是他邹家尤请来的。这样愈搞愈被动，早解决就没事了。我们是不是群众斗群众，可以调查。所谓观察员是临时性的，不可能长期在地质学院工作，现在无所谓了。怎么消除分歧呢？群众互相都不要怪，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互相不要扣帽子，要擦亮眼睛。同志们、同学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辨别是非，要以理服人。有些地方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你们在场的同学应该多多帮我们的忙。有没有人在捣鬼呢？有些地方的同学告诉我们，不是你们两院的，我们确实不太了解，如果你们赞成这篇社论的话（众：赞成），大家讨论怎么样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同学之间，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不要你代表什么，我代表什么，地质学院你们愿意批判邹家尤吗？（众：愿意）愿意就好吗！不要群众负责，双方都要解放。

戚本禹：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主席亲自接见小将？还不止三次，国庆还要接见，毛主席对青年寄有无限希望，文化大革命解决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关心国家命运。我们有没有修正主义的危险？毛主席说，如果不注意，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你们对学校情况了解得多，对社会情况可能不了解。远的不说，自五七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惊涛骇浪中渡过的。不是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但是有没有方向不对，认识不清的呢？有。你们坦白地说，我也坦白地说。你们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四五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有人要解放合作社。（关锋：四大自由）这不是一般问题。你们谁提出问题也不成为路线，不是路线错误。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情不能讲，高岗、饶漱石早公开了。这几年，六二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要是我们伟大的舵手不在，稍微离开，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危险。那时主张“三自一包”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一条线贯下来，六二、六三、六四、六五，直到六六年，有些是党内的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从党的公报中好好看看，可以看得懂。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从《海瑞罢官》开始的。首先《海瑞罢官》跳出来，公开跳出来攻击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喊冤。这文章一出来，很明显的问题，很多人懂得了。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北京日报》根本不登。

（关锋：当时同学们可能不注意，上海登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北京不登？为什么《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按语距离那么大？）

后来北京市委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都揭出来了。（关锋：我和戚本禹还在里面挨训嘛！你们看看大字报就知道了。）

这是生死斗争啊！很激烈。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揭出来后，斗争还在继续。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支持，把火点起来了，形势很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国特别是北京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反动人物开火。但突然六月十八日以后冷下来了。派工作组干革命吗？不是，因为工作组本身就是镇压运动的，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通知，我看到了。经过几天斗争，一个礼拜，各校抓“右派”，抓“反革命”和抓“游鱼”，打击首先向党委发难者，对革命群众进行政治迫害，很多学校死了很多人。他们利用同学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欺骗群众。你们这里有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与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那个礼拜接待室的人员很多，反映很多意见，可是过了一个礼拜，门口冷冷清清。有，是来诉苦的，（自己被打成“反革命”。）揭发党委的。那一天，一个也没有。

聂元梓的火是毛主席点的。当时红卫兵寄来很多信，说他们是“反革命小集团”，我看了他们的文章，不是反革命。主席回来后，扭转了局面。但斗争并没有结束，群众斗群众采取了新的形式。谭力夫讲话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说谭力夫是“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同学，他的讲话代表一种思潮。这样，性质就不同。严重的是群众斗群众，他们利用工农，说这些人是“反党”，来镇压学生。西北地区是很厉害的，一个很负责的人组织打学生。工人打了后，很后悔，痛哭流涕，觉得自己犯了罪。工人是没有罪的，有罪的人是欺骗工人的人。多数里情况和工人不同，象北航两派，我有没有倾向性呢？有！倾向“红旗”、“东方红”，因为他们方向较正确，他们对错误路线比较清楚，但不是说他们每个人，每个行动我都支持。因为他们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愿斗批改。（关锋：这里有没有“红旗”、“东方红”的人，你们回去可不要骄傲。）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但贴了以后，你们可以想一想，我有没有道理。错误路线有没有呢？那些同学都是很好的。（关锋：那里受骗的同学、工人、农民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我们与外宾谈话时，有两位同学，两种观点向我们宣传，我们认为那个反对工作组的更有道理。他没有说。后来观察发现那个保工作组的人对党感情深厚。我们相信你们绝大多数是这样的人。但你们是不是紧跟了毛主席呢？会不会南辕北辙呢？

毛主席思想接受不那么容易，有许多同志经过长征，但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他们愿意为革命抛头颅，洒鲜血，但是还是跟不上毛主席。他们还长期不理解主席思想路线，我们就那么容易理解？

关锋同志：去年十二月才明白这一点，到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理解。你们提出许多问题，要调查“红旗”、“东方红”，当然有缺点，有错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绣花还会扎手，把手扎破呢！要从革命大局出发，不要揪着不放，要揪着错误路线不放，不要揪着同志的缺点不放。我对你们做工作，也要对“红旗”、“东方红”做工作。总之希望你们学习《红旗》十三旗社论。这社论不是关锋写的，也不是林杰写的，他们参加了起草工作，但这是经过中央的，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可以保留，但要好好学习，来纠正自己对一些问题不正确的认识。